刘立即打电话给朱三元，朱三元本来是刘戈青在主持上海行动组时最得力的干部，接到电话，毫无顾忌地应约赴难。最难得的是，还有位不是军统局的商人包天擎，却以友谊的立场，陪同朱三元身入虎穴。
朱、包二人迅速如约而至，顿使李士群又敬畏又嫉恨，更想尽量利用刘来对付军统局。另外，既然假装慷慨的姿态已经摆了出来，只好“大方”到底。于是当场对刘、朱等恭维他们的肝胆相照，不愧为真正讲义气的朋友，一面吩咐手下不准监视他们，尽量给他们方便；一面很客气地道了“少陪”。
这时，刘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向朱等倾诉，除了对包天擎的见义勇为，特致谢忱外；当即写了张纸条交给朱三元，叫他带回去密呈戴笠。上面写道：
“受命来沪，原拟乘机击逆首悬于天下，孰料天不假其便，数月来迭遭变故，今更身入樊笼，自问必死。此间处境虽万分恶劣，必要时决心一死，上报知遇之恩；下卖方命之罪，绝不以团体的生命，换取个人的自由。兹乘三元兄之便，谨奉寸柬，以明素志；并托带还赐表，呈于钧前……”
除了这封书信，再看到手表，不觉感动流泪。原来，当时一只名贵的手表，来之不易。戴雨农为了激励部下工作，常拿来赠送给有功的人，一则使其感到光荣和珍贵；同时也可以因为时间准确，不致误事。刘的这只手表，就是他在上海诛锄汉奸后，戴赠送给他的。现在退还赠表，实在是意义深长。
朱三元安然走出76号，回到重庆，报告戴雨农，包天擎却以朋友身份，每隔三两天，就跑去探望刘戈青，送衣服送饮食，相当殷勤。
自刘戈青被陈第蓉诱捕后，加以青岛、北平的组织，仍然因为王、陈背叛的关系而相继被破坏。戴雨农觉得，他对人的失足，已充分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有求必应，真可谓仁至义尽了。
既然王、陈等已无悔过反正的希望，于是由他自己策划诛锄工作。他很了解王天木和他几个亲信人物的关系，所以他找到一位出乎叛逆的防范想象以外，而事实上最适当的高级干部去秘密进行。这位干部，就是常在北方活动，而和上海的工作殊少往来的吴安之。
吴安之到了上海，找到王天木的保镖马河图，以同乡的情谊和国家大义、组织的精神来感动他，并且对他下达戴笠的命令，让他做诛锄叛逆的执法者。马河图虽然受王天木的恩养，但他也素来敬重吴安之的为人正直诚笃，更慑服戴雨农的威严。吴对他开导说：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留芳遗臭，在你一念之间；将功折罪，锄奸自效，才有光明前途。”
经过反复开导，马幡然醒悟，慷慨接受命令，吴安之还叫他与戴雨农已经安排好的内线行动人员丁宝林和许清江，联络合作，相机行事。
1939年的圣诞夜，正当王天木、陈第蓉、何天风等与几个日本汉奸在舞场行乐之际，马等动手锄奸，当场杀死陈、何二人；王天木刚巧离座上厕所，幸免脱去。但事后，因为马河图是王的亲信保镖，而事发之时，王又离去，敌伪怀疑是受王的主使，而将王逮捕审讯。
马河图一击成功，吴安之立即偕马离沪，同赴河南，许、丁也离开上海，回到后方。不久，奉到戴雨农的命令，派马河图为新乡行动队队长。马感奋之余，非常尽力，曾经渗入日军新开辟的飞机场，炸毁九架敌机，炸弹四千余箱，烧掉汽车仓库两座，汽油七千余桶。
李士群既无法使刘戈青变节，收为己用，也未能从刘的口中套取任何秘密，迫于无奈，只好实行强硬手段，对刘严刑虐待，一直到1940年5月，刘才找到机会脱逃，回到重庆。
三 太行三区受益颇丰
1940年，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黄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在第一战区的统辖之下，已设有三个主要军区；西边是中条山军区，中间是太岳山军区，东边是太行山军区。中条、太岳接连在一起，南临黄河，控制在国民党驻军手中，与后方交通非常便利。只有太行山区，才是唯一孤悬在敌后的抗战根据地。
太行山军区，东西三百多里，南北两百多里。北面是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区域，实际上是一条战线，随时掩护，相互支援。东边是平汉铁路，南边是道清铁路，西边是白晋铁路、潞泽公路、晋博公路。这三方面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都驻有日军，形成对太行山的大包围态势。太行山军区又分为东西两区，东区由廿四集团军庞炳勋负责，有四十军（庞兼军长）和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西区为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名义上列入廿四集团军序列，但仍受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节制。
戴笠对太行山区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也早有过安排。
1937年8月，南口战役结束，敌军继续西侵的趋向日益明显，戴雨农即下令成立晋绥察区，派李果谌为区长，驰赴太原，就近加强部署并负责指挥王省的情报工作，其后敌军南犯，太原失守。为牵制敌军，必须组织民间武装，建立基地，从事敌后游击不可。戴笠于是与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密谋此事。在汤的支持之下，授予李果谌十三军游击司令的番号。设司令部于太行山，策联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民间武装，组成游击队，共达三万人。后来国民党中央决定封锁黄河，并以敌后游击任务，专付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以及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李果谌只好将部队交给孙、张收编。
不久，由于“华北督导团”在中条山区的表现，同时，军统局在山西的情报组织于1940年5月，遭敌伪破坏，被捕去七十余人。因此，戴雨农考虑到如果能派人前往太行山区，一面组织群众，加强军民合作，发挥像“华北督导团”那样的作用；一面以武力为后盾，加强山西方面的情报和行动工作，打击敌伪，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于是他和他的密友、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将军谈起此事，胡也有同感，乃由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具呈军委会，请求派一熟悉晋东南情形的专员，前往太行山，协助军队工作。军委会批交军统局办理。戴雨农把这一项艰巨的任务，交付给山西人乔家才。
当时，戴雨农除了派乔家才赴太行山，同时也派刘培初去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工作。乔和刘，都担任过军统局督察室主任，也都有一种严厉的性格，往往声色俱厉，不顾一切。戴雨农用其所长，大度包容，可是出外应付复杂环境，所与共事的人物，品类大异，各人的心性不同，不可以军统局的情形去衡量别人。
因此，戴雨农借替他们饯行，把酒畅谈的机会，以轻松的谈吐，对他们加以匡正。训导他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仅看到局部的或者一时的缺点，就对整个的事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和责难的论断，而必须从大处看从好的一面看。同时，希望对一个人或一件事能够改正缺点为优点；在纠正的方式上，也有比严厉批评更好的方式。他并且说个比喻给他们听，他说：
“我们军统局的高级干部湖南人最多，浙江和广东人次之，山西人最少。如果以山西人的生活习惯来看湖南、浙江、广东人，你能看得顺眼吗？”
“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我们对于一个人，不能求其全，只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就够了。”
他这番叙谈，既不伤乔、刘的尊严，也达到了训导的目的。乔、刘了然悟之，很愉快地向他辞别，各自踏上征程。
1940年，乔家才以军统局晋东南站站长的身份，自重庆携带无线电报机出发，途经西安、洛阳两地，选调了十个人，同往太行山。
范军长见到乔家才，看到戴雨农带给他的亲笔函件，非常欢迎，当即宣布他为廿七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兼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当然，这项职位，只是一种足以使他开展工作的合法身份而已，并不要求他真的去参加参谋工作。
军区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廿七军的设计委员会，由军长、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党部专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书记所组成；另设一主任，负实际责任。各县县长，由设计委员会委派，但事实上由军部和各师所瓜分。虽说表面上已构成一个战地政务的形态，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征购粮秣、兴办学校和出刊报纸，有较好的成绩以外，其他加强军民合作、发动群众力量等等，乃是徒有虚名。
而最成问题的，却是关系军区生死存亡的军事情报。当时，军中的情报，完全依赖部队的谍报组，而谋报组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智识水准与技能训练也不够理想。有些便衣人员，进出敌前敌后，往往与地方上坏人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诬指他人为汉奸以致人民对便衣情报人员，存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哪里还能搜集到可靠的情报，更严重的是有些便衣人员，甚至还被汉奸收买，出卖情报给敌伪。
因此，乔家才认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种任务，改善情报工作，实为当务之急。他决定一方面以军统局的工作人员为中心，在各县建立属于军统局的秘密情报组织；另一方面则设法健全各县党政机构的情报工作，而以筹办短期训练班为开始。
在范军长的大力支持下，短期训练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加上灌输新的观念和技术给他们的部下，部队的情报业务也开始面目一新。
加强军民合作，太行山已经有个设计委员会的组织，这与“华北督导团”不同，何况，“华北督导团”是直属军委会的公开机构，有团员五百人之多，而军统局的晋东南站，只是个秘密情报机构，乔家才本人只是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因此，这项工作，必须因势利导，相机推动廿七军自身在这方面多做努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乔家才和东南站来直接参与处理。
不久，一件足以改善军民合作关系的事件发生了：乔家才奉范军长命令，调查游击队和“联庄会”的冲突纠纷。
当时在太行山区，廿七军指挥两个游击纵队，分别活动于河南省的辉县与修武。纵队的编制很大，纵队长是中将军衔，担任司令官的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老前辈，可是纵队的兵员并不多，素质也不齐，纪律也不好，要粮要钱，给人民增添了很大的负担。
河南的民众为了自卫，大都有武器、有组织。辉县的沦陷区，就有个“联庄会”的组织，曾经向辉县县政府备过案。本来对国民党军队抗敌防共都是有帮助的。可是，却因为受不了活动于辉县的游击队的征粮骚扰，以及便衣谍报人员的欺凌勒索，以致常常发生纠纷，甚至在少数人的激愤之下，秘密处决了几个便衣人员。一时双方矛盾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于是，游击纵队的张司令一再向廿七军军部报告辉县的“联庄会”是汉奸组织，杀害纵队队员。军部转报第一战区长官部，长官部转请河南省政府查复。省政府根据辉县县政府的报告，答复长官部，说明“联庄会”不是汉奸组织。而是游击队纪律太坏；“联庄会”为了防止他们的骚扰，是种出于无奈的“自卫行动”。
双方各不相让。游击队为了报复，为了催粮，竟然把“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假以汉奸罪名。“联庄会”当然不服，气势汹汹地轰闹起来。此事如不迅速合理解决，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
乔家才奉命之后，派河南人杨庆明深入敌后，做公正而详实的调查，彻底地了解真相。
原来辉县县政府为了供应国民党军队的军粮，不得不利用“联庄会”的组织控制敌占区民众。“联庄会”既然居住在敌占区，又要向国民党军队供粮，就不能向敌伪应付；如果从某一种角度说他们是汉奸组织，那也不是过分，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怀疑。而且，游击队勒索骚扰，有人失踪也是事实。
但无论如何，把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当作汉奸扣办，激起众怒，总不是办法，同时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向范军长建议“不要为了游击队的问题，而损害到军民感情”，主张把李会长的儿子释放回去，双方和解。
可是军部既已经向长官部报告过“联庄会”是汉奸组织，现在又和解，多少有点出尔反尔的顾虑，加以游击纵队张司令的坚决反对，他的建议没有被接纳。
可是，他并不灰心，而再接再厉地的进行疏解劝说，尤其对张司令，除了阐述“抗战是离不开民众的；激起众怒，陷国民于不义，是最要不得的”道理以外，还把戴雨农勉励他：“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的话头，复诵给张听，并且加以引申发挥。张司令感悟之下，欣然接受他的劝告，赞成和解。
于是，由廿七军下达命令，立刻释放“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送到军部；由乔家才派杨庆明护送到辉县县政府，并且责成戴县长，严戒“联庄会”不得再有危害游击队人员的情事。如果游击队人员确有不法行为，可以押送军部，一定秉公法办。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由于“联成会”和游击队冲突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太行山区的军民合作，无论是精神的启发灌注，以及业务的改善增强，都发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联庄会”的民众，对于此后军统局的搜集情报和爆破行动工作，也充分予以掩护和支援。
从1941年2月起，日军连续进犯黄河北岸的三个山区。等到战事结束以后，虽然廿七军仍然返回以陵川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够力量保卫太行山。可是，乔家才却发现军政的配合不够，于是，他和范军长讨论此一问题。
本来，地方行政不仅是替军队征购粮食，还要联络敌占区民众，帮助军队，对付敌人，可是各县县长都是由驻防的各师所派；他们本来是军官，又不是当地人，所以军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够；再加上战事发生后，部队一撤退，县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为无政府状态。因此，乔家才向范军长建议改由当地的地方人士当县长。
范军长和所属的三个师长都很尊重乔的意见，于是，除了陵川不是敌占区，由军长委派杨玉钰担任县长以外，其余壶关的马子骏、长治的聂吉甫、高平的姬梅轩、晋城的张子仁，都是由乔推荐的。
各县的行政组织调整以后，首先乔和他们确定一个原则：县政可以以军队武力为后盾，但不完全依赖它生存，而必须设法以县的民众为基础，依赖民众以生存，所以决不应有随军队进退的打算。在此原则之下，他们都能把行政推行到军队的步哨之外好几十里，直接接近敌人的地区，成了军队的外围；每天过着战斗生活，随时警戒，随时行动。其中尤以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发挥的作用最大。
敌占区的民众，往往自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前来接洽送款，提供敌情动态。因此，不但太行山区的军政配合和群众运动工作向前迈进一大步，而且也可对军统局的打击敌军有很大的帮助。
戴雨农自从派乔家才赴太行山以后，为了加强敌后的组织发展，联系工作，即从各方面不断给予支援。除了把原来设在晋东南的若干直属组织配属给乔指挥，还陆续地从后方增派无线电台和新受训的青年，输运枪支弹药和爆破器材。乔有了充裕的人力物力，加上他在山区对军政配合和接近民众的努力，局面已经打开，因此，很快地在长治、高平、晋城、修武、辉县、新乡、春城、兰封等地，建立了性质不同的特种工作组织，除了经常搜集情报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敌军的行动破坏上，以配合军统局全国性的打击敌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