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奥地利多佛斯首相镇压了一次社会党的政变，国家的政权移到右派以后，弗洛伊德开始怀疑他在奥地利的前途。但是如果他离开奥地利会被人认为是畏缩，是从战斗中撤退，只有在情况最严重时才能采取这个步骤。他很不像一个接近80岁的病人，他认为他一旦离开奥地利，就不能行使原本的最大效能的影响力。
希特勒被国会授以无限的权力后不久，德国的精神分析师就面临痛苦的问题。然后，德国吞噬了奥地利，占据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许多欧洲人也遭遇同样的问题——是移居从而离开“第三帝国”的控制比较好呢，还是留下来，以一种与敌人合作的态度，屈服于纳粹统治下的命运呢？真是叫人左右为难！
对于“精神分析”来说，麻烦的第一个前兆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德国政府禁止外国人担任任何医学会的高级行政人员。
希特勒在1933年获得政权以后不久，德国精神治疗学会便改组成为“精神治疗国际总医学会”。当时的会长克瑞舒曼辞职抗议，因为在新的政权下精神分析的实施将受纳粹党的控制。
新任命的德国空军部长的堂弟戈林教授实际控制了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他通知会员：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以后将是大家的信仰基础。
这个时候，逃离德国的人渐渐增加，而弗洛伊德和他女儿安娜以及在伦敦忠贞不贰的钟士，开始为不再能够在“第三帝国”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们找寻新的工作岗位。马克斯·艾丁顿和另外两位犹太难民，终于在巴勒斯坦创立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的一些同事渡过大西洋，并在未来的10年内把精神分析的主流从欧洲移到了北美洲。还有许多人希望在英国定居，而钟士不得不告诉他们，甚至于一些英国的精神分析师，都没有足够的生意，所以即使新来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职业分析师的机会仍然很小。
当这些阴影扩大时，弗洛伊德既苦于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前途，又苦于癌症。他的医生们借着手术和镭射线以及任何其他可以阻止癌症顽敌前进的武器，不懈怠地奋战着。
马克斯·舒尔是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更多的手术依次出现，舒尔医生不得不让他的病人清楚地知道，癌细胞的成长和发炎是由尼古丁引起的。他说：“我苦苦劝他要戒烟，他却耸耸他的肩，以他的手作一种特有的姿态，不理我的建议……以后当他心脏有毛病时，他会一再遵守不抽烟的限制，但是他从来不顾嘴里的一个坏组织已经发展成为新的恶性癌的危险。”
弗洛伊德从不怀疑死亡是生命的结局，但是对于畸形精神现象更广泛也更复杂的谜团更加地怀疑了。他对罗曼·罗兰写道：“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怀疑论者。我对一件事完全有把握，即使有些事情是我们现在不能了解的。”
在20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继续怀疑那些他仍然焦急地排除在精神分析主义之外的主题。此外，他自己一直在和疾病战斗，这加强了他对世界尤其是精神分析前途的偏见。
弗洛伊德的态度，在1936年庆祝他80岁生日时表露无遗。窦史万首先读了一篇叫《弗洛伊德对人类的史学观》的文章以后，弗洛伊德的反应是：“我很高兴听到你的美丽的辞藻、你的博学、你广泛的取材以及你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技巧。真的，一个人可以容纳无休止的赞美。”
在伦敦，弗洛伊德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他的名字被著名的天文学家何若德·杰佛瑞和精神病学家阿德林提出，而且还得到曾参加过1908年萨斯堡大会的威佛瑞·特络特的支持。
在维也纳，心理学机构的教师研习会不知道该如何庆祝弗洛伊德的生日。最后，有人建议他会欣赏从山里采撷的一束花，于是一个职员去搜集了一大把黄色樱草花。他们派一个17岁的女孩子送去给弗洛伊德。出乎她的意料，弗洛伊德请她进去坐，亲自谢谢她，而且强调他非常欣赏他们的盛情。
但是弗洛伊德知道，尽管他有着许多荣誉，他仍然在逆流中游泳。他在写给兹伟克的信中说：“甚至我的维也纳同事，也只是当面尊敬我，他们背地里却背弃我。”他指出，教育部部长的确正式地恭贺他，但是教育部部长却又威胁奥国的报纸，如果他们报道这条消息，报社就要被查封。
1936年年底，弗洛伊德必须经过另一次他称之为“普通的”手术，而这次却引起不平常的剧痛。他告诉兹伟克说：“我必须取消我的工作12天，我痛苦地躺下，热水瓶放在沙发椅上。”但是在新年开始时，他又恢复工作。1938年2月，他在写给艾丁顿的信上，仍然对政治情况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说：“虽然看德国最新的事件，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企图如何。但是我们勇敢而诚实的政府，目前更生龙活虎地捍卫我们，抵抗纳粹党。”
1938年3月9日，奥地利首相舒史克尼格宣布，奥地利政府要在1938年3月12日举行公民投票，看看人民是否愿意维持独立。1938年3月11日，舒史克尼格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取消公民投票。但是这还不够，在中午他被迫辞职。弗洛伊德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吩咐女佣去买一份报纸。他儿子马丁说：“爸爸轻轻地从波拉手中接过报纸，看了每个标题，然后用手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在他的日记上写道：“奥地利完蛋了！”
取代舒史克尼格的是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党人西史英夸特，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开门让德军进入奥地利。事实上，德国人已经开始进发了。黄昏，先头的坦克车隆隆地驶进维也纳的街道。在许多地方，民众快乐地欢迎德军，许多年以前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吉是一个反犹太的家伙，他在背后鼓动人民欢迎德军。
1938年3月12日早上，希特勒亲自到奥地利，显然是基于一时的冲动，决定不设立傀儡政府，而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
如果不是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单位帮助，弗洛伊德获救的机会就很小。在美国，有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及国务卿柯德尔·胡尔的关注，再加上驻巴黎的威廉·布利特挺身相助，给予弗洛伊德一种个人的保护，最后终于迫使德国人让他离开奥地利。在英国，钟士与掌玺大臣德拉渥及内政部长撒母耳的友谊，为弗洛伊德全家在英国居留的许可铺了一条路。
钟士有效地运用许多人事关系，于1938年3月15日飞到奥地利。在他到达维也纳以前，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在维也纳的英国大使：“钟士博士非常为弗洛伊德博士的前途担忧。如果他有求于你，希望你鼎力相助，掌玺大臣将会很感激你。”
到维也纳后，钟士首先到精神分析出版社的办公室去。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在那里被捕，办公室正被德国人翻箱倒柜地搜查，显然，出版社不会因为它的国际性特质而逃过灾难。钟士又赶去柏格街19号，在那里得知，美国人不但机警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危险，而且已经开始运用所谓“友谊的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手段的运用，开始于那天稍早。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威利打电报给国务卿柯德尔·胡尔，要他转达布利特道：“我恐怕德国人不会放过年老且有病的弗洛伊德。”胡尔不但立即把消息传给布利特，而且向罗斯福总统报告。总统用他私人的通讯网指示胡尔，传令给美国驻柏林的大使威尔逊。
威尔逊还没有回答以前，威利已经向胡尔报告，维也纳的新掌权者已经注意弗洛伊德了。他说：“他的屋子被搜查，金钱和护照已被没收。在搜查时，我们公使馆的两位官员出现，表示‘友善的关切’。从那时开始，弗洛伊德才没有受到骚扰。维也纳的警察总长答应保护他。法国使馆说，如果弗洛伊德得到出境许可，法国政府就给他签证。”
事实上，弗洛伊德家老早就被特务人员列为注意的重点之一，他们进入公寓，在门口安置了一个守卫。据钟士说，玛莎的反应是请守卫坐下，因为她不喜欢见到人们站在她家门口。然后她又把她所有的家用钱放在桌上叫他们随便拿，使这些不速之客感到难堪。安娜领官员到另一个房间，从保险箱内拿出大约6000个奥地利先令。此刻，房门推开，弗洛伊德出现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怒目而视。那些人显然很不安，迅速地走了，但是提出了警告，说他们以后还会再来。
1938年3月17日，在柏林的美国大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遵循指示办理的经过。
但是弗洛伊德仍未作出希望离开维也纳的表示，他泰然自若，呈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好像他又回到战斗中一样，这使钟士的劝服工作显得极为困难。弗洛伊德推托地说他不希望在法国定居，于是钟士说他会想办法使英国接纳弗洛伊德。最后弗洛伊德终于提出问题的症结：离开祖国，就好像一个战士抛弃他的岗位。钟士反驳说：不是弗洛伊德离开奥地利，而是奥地利抛弃了他。他终于恍然大悟，同意离开维也纳。
钟士回到伦敦后，弗洛伊德居留在英国的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了。他和掌玺大臣及撒母耳的交情都派上用场。
到1938年4月中旬时，似乎只有一个难题要克服。威利通知柯德尔·胡尔说：“弗洛伊德离境的事因为他的出版社破产而暂时不能发给签证。希腊的公主在这里极力为弗洛伊德奔走。她可能会承购出版社。弗洛伊德打算在英国定居。”
所谓“破产”，显然是在弗洛伊德领到离境许可以前，向他敲诈最多金钱的方法，因为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已经接收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出版社的财产。
1938年5月初时，以金钱交换离境许可证的问题仍然呈焦灼状态，在柏林的威尔逊通知柯德尔·胡尔道：“到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官员总会询问弗洛伊德的案子。处理这件事的盖世太保总是会说：‘警察当局并没有再反对弗洛伊德的出境，所有的公文已经准备就绪了！’”他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