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她放下手头的工作，到马德里去参加一个由法国象征派诗人以及哲学家举办的关于文化前途的辩论会。会上，许多艺术家认为，当前的文化陷入了一种世界性的危机，有人公开指出，科学的发展对文化危机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居里夫人对这一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说：“我认为科学属于追求尽善尽美的人们。一个在实验中专心致志的学者，不只是一个技术员，他是一个有着好奇心的孩子，他也是个文学家，他眼前的自然现象像是在为他演绎神话一样，这是一幅美妙的画面。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机械机构、机器或者齿轮装置，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不相信世界上冒险精神已经到了将近消失的边缘。在这个世界上，假如丧失了冒险精神和好奇心，人类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科学的振兴将无从谈起。”居里夫人这些独到的见解、谦逊的态度，还有她高雅的气质，惊倒了推崇“专门化”与“标准化”的与会者，双方在会上愉快地交换了意见。
联想到自己那些艰难的求学岁月，居里夫人不希望再有人因为贫困而断送美好的前程。她利用个人的名誉和声望，经过努力地筹集和募捐活动，帮助国际组织设立了国际科学助学金，以帮助那些处境困难但是有前途的科学工作者。在她的一篇报道中她这样写道：“社会的兴趣何在？难道它不是应该赞助科学事业的发展？难道委员会的宗旨不是首先帮助发展科学才智吗？我认为：科学事业所需要的才能是一种异常珍贵又极为脆弱的财宝，若丧失这种财宝，就是罪过，而且是荒谬的。我们应该精心保护这种才能，以便给它提供一切成长的机会……”
波兰是她的第一故乡，是她骨子里自始至终都深深热爱的土地。每次有机会回归故乡，看到喀尔巴阡山的时候，那白雪皑皑的山头，那挺拔俊秀的黑枞树，还有那在群峰环绕之间清冽的小湖，蔚蓝得像眼睛，都使她如醉如痴，流连忘返。她生长的城市，后来她总叫它“我最爱的小华沙”……到她晚年时在给女儿的信中仍不时流露出对波兰的依恋之情：昨天我独自在维斯杜拉河边散步……河水缓慢地在宽阔的河床里蜿蜒流淌，近处是青绿色，远处因为有蓝天的衬托而呈现出蓝色。露出水面的沙洲在阳光下闪烁，沙洲边上有几条耀眼的光，显示出比较深的水流的界限。
有一首克拉科夫民歌说到维斯杜拉河：“这条波兰河流有极大的魅力，受它迷惑的人至今还是爱它。”我觉得这是真的，至少我就是这样。为了纪念她的祖国，她把她所发现的新元素用波兰（Poland）的词根音节命名为“钋”（Polonium）。1912年5月，一个波兰教授代表团来到巴黎，给居里夫人带来了一封波兰作家显克维支的信。（亨里克·显克维支，波兰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作品《十字军骑士》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这封信上，显克维支代表波兰人民，请求居里夫人回国工作。这时候的居里夫人正在全身心地投入镭学研究院的建设工作中，如果这时候回去将前功尽弃。所以，她十分为难，只能硬着头皮拒绝。但是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指导波兰科学家在华沙建立了一个放射性研究所，并派了自己的两个助手回国去做实地管理工作。放射性研究所成立那天，居里夫人专程赶回波兰，并用亲切的母语做了学术演讲。
这次活动之后，她开始关注波兰的科学发展。到了晚年，她计划在华沙也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祖国的科学研究和癌症肿瘤治疗的中心，但由于缺乏资金和人才，困难重重。又是因为镭！居里夫人又因为没有镭而彻夜难眠了。好在远在大洋彼岸的亲切的美洛妮夫人再一次给了她巨大的帮助。美洛妮夫人收到好友的求援后，再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募捐活动中去。很快，她募集齐了给居里夫人买1克镭的款项——居里夫人将再次前往美国，接受这个友好国度的第二次赠送。
这次美国之行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搞得万人空巷。这一次更像是一场普通的外交活动。居里夫人除了参观必要的实验室，参加科学会议外，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再安排大量的出行活动。尽管如此，居里夫人的到来还是让敏感的新闻媒体兴奋起来。他们竭尽全力地捕捉居里夫人的任何消息，甚至连她的生日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那年的生日，居里夫人就是在这个遥远的国家度过的。为此她收到了数不清的生日礼物，甚至远在南极的美国极地探险家比尔德也发来了电报，对她的生日表示了祝贺。
与此同时，一场轰轰烈烈的募捐运动也在整个波兰开展起来。传单和印着居里夫人头像的邮票传遍全国。成千上万的明信片上印着居里夫人亲笔写的宣言：“我最热烈的希望，是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募捐运动获得波兰政府、华沙市和波兰各重要学会的支持。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波兰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居里夫人砌了第二块，华沙市长砌了第三块——这标志着镭研究院建设的开始。1932年5月29日，一个让波兰科学界铭记的日子，华沙镭学研究院终于建成了！居里夫人的伟大梦想实现了，她从法国赶到波兰主持了华沙镭研究院的揭幕典礼。
对曾经非常不喜欢的公开演讲，居里夫人也能尝试着接受它了。在女儿的陪同下，她多次去意大利、荷兰、捷克、英国出席会议，参加演讲。尤其让她难忘的是那次去南半球的旅行，这是她迄今为止涉足最远的旅行。旅途中，她感到了孩子般的快乐：“我们看见了飞鱼！我们观察到，当太阳就在我们头顶上时，我们的影子可以变得差不多完全没有。我们还可以把北极星和大熊星座这些我们所熟知的星座在海面上观察。南方出现了南十字星座，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星座。不过在这里的天空上出现的星星，我大多不认识……”就让这个辛苦一辈子、受尽磨难的女性好好放松一下吧，放下所有的实验、研究、会议，投入到眼下神奇的自然中，让心灵彻底享受静谧的夜空带来的安详……
晚年大量的外交活动占去了居里夫人很多研究的时间，但她并未因此而放弃科研。从1920年到1934年的十四年时间里，她发表了二十七篇论文，占她发表论文总数的39%。而她的五部专著，有四部是在1920年以后写成的，同时还有两本传记问世。
同时，居里夫人还热情地指导提携年轻人。在镭学研究所工作的学生都是她从全世界挑选出来的佼佼者。中国的郑大章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后来有机会来到居里夫人的实验室，由她亲自指导；施士元是居里夫人的研究生，他聪明好学、谦虚谨慎，很受导师的重视，两个人平时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有一次，居里夫人对她的女儿艾芙说：“今天，我在实验室同我的中国学生用英文交流了很久。我曾经肯定过一个假说理论，而这个青年刚刚用实验证明了这个假设不准确，但当我说这个假设的推理应该准确时，他始终认真听，并客气地点头同意。当时，我简直猜不出他是否有不同意见，他又没有向我公布他的实验结果。在这些中国学生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态度生硬霸道，他们远比我们文明多了。”居里夫人所说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就是施士元。在施士元学成回国后，他曾回忆：“居里夫人领导的实验室，是当时世界上放射性研究中心之一……她工作扎实、待人和气、态度诚恳、没有主仆尊卑，在她面前，只有与人平等相待、互相尊重。”
每天，她准时出现在研究所，这里有三五成群的年轻人——科学界未来的新星——在等待着她，等待着与这个平易近人而又严肃沉默的智者进行交流。几十年的科学工作，使得他们的老师犹如一个活的图书馆或者电脑，任何头疼的疑问到了老师这里似乎总能轻松化解——“福尼埃先生，你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已经想过了，你的意见很好，但是你提议的方法是不能用的。我想了另外一种方法，应该可以成功……科罗泰夫人，你得到的那个数字，你认为对吗？我昨晚重新算过，我得到的结果略微有所不同，你看一看吧……”
她精通五国文字，对镭和放射学有关的任何知识，都能随手拈来。科学对她而言就好像一座并不难找到出口的迷宫，她似乎总能轻松地穿插其中、游刃有余，这让学生们深深佩服。在这位拥有真才实学的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学生们会信心十足。正如居里夫人的好友让·佩翰夫人说：“居里夫人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还是我所知道的最杰出的实验室指导人。”
六、晚年生活
在法国西北哥太县蒙什边上靠近巴安波旁有一个美丽宁静的村落。一片荒野对着那片广阔无垠的蓝色海洋，海上散布着无数大小岛屿和礁石。挡住外海汹涌而来的波涛。使这片海域格外平静，格外柔和。村落里散居着水手、居民，只有几户人家，显得零落、孤寂。1895年，作野外考察的历史学家查理·塞伯斯和生物学家路易·拉比克一行来到这里，立即被这绝妙的景色所吸引，像哥仑布发现航海船那样欣喜若狂，立即向大学人员通报，老教授们对这个发现极为欣赏，纷纷赶来租下民房作别墅。从此，这里的居民群里又增加了索尔本大学教授。每年夏季，索尔本大学的教授们或单独或举家来此度假，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他们在这里租房盖别墅，栽花种草，种蔬菜、水果，捕鱼捞虾，完完全全过一种地道的农民生活。新闻记者们嗅觉十分灵敏，他们跟踪采访后，把这个幽雅而美丽的村落叫“学者殖民地”，又叫做“科学堡”。从此，“科学堡”“学者殖民地”便声名远扬了。
玛丽是最迟来“科学堡”的一个。起初她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但是觉得太嘈杂了一点，后来租了一座别墅，久而久之，便干脆把别墅买了下来，以便她的女儿们休假时也来此旅游。这所别墅坐落于最荒僻最多风的地方。这是很多学者不太喜欢的选择。因为她喜欢宁静，又喜欢清新空气，特别喜欢阳光的照射，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是喜欢灯塔。她所租过的住房以及她建筑的镭学研究院似乎都具有同样的特点，一个不甚宽敞的别墅矗立在一大片田野上，房间里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十分简陋的布置，更谈不上装饰。但别墅的四周有花有草有树，海风轻柔地吹，海水静静地流，阳光无遮无拦地照，举目北望，无边无际，风景优美极了，真不愧为一个赏心悦目的最佳度假地。
每天早晨，玛丽就早早地起来，她要欣赏那背着沉重负荷的太阳从海的边际艰难爬出来的情景。有时，她真想伸出双臂为太阳助一臂之力。她慢慢地散步，任凭海风吹散那一头淡白的头发。一路上她碰上一些下地干活的驼背妇女，下海捕鱼的青年小伙，动作迟缓的老农，以及流着鼻涕的儿童。这些人总是拖着布列塔尼口音亲切而热情地与玛丽打招呼：“早安，居里夫人。”玛丽从没想过要避开他们，相反，她更喜欢他们的朴实和勤劳。但遇到擦身而过的农民，她总是平静而温和地回答“早安！”过了几个夏季，玛丽与这里的人们结下了极深厚的友谊。这里的居民并不是因为她是镭的父母、著名的科学家，受到很多国家总统和元首的接见而尊重她。因为他们是极少看报纸听广播的，这一些对他们每天捕鱼种菜，田间劳作，并不相干。他们是在与玛丽的接触中，觉得她很多生活方式与他们十分接近：穿着朴素的衣裳，甚至与他们一样的农妇服装；过着极简单的生活，住房布置也与农家穿着一样极其简陋；说话和气，态度和蔼还常常为他们解决疑难问题。不少农民不懂的技术问题，邻里纠纷，学生学习上的难题都来找她，而玛丽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解答。还给他们讲一些新奇的故事，带给他们很多的新信息，新知识。他们敬重她，亲近她，他们把她当作布列塔尼妇人之一，同时也是他们最信任的人之一。
晚年的玛丽，几乎每年都要在索尔本大学教授们的怂恿下，来到这所僻静的别墅，加入那支学者殖民地，度过美好的的夏天。
每当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科学堡里的学者，教授们也结束了悠闲自在的生活，告别了他们的自由王国，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去。
按说，玛丽的晚年应该过得十分幸福和富裕。法国政府给的国家年金和美国慷慨赠予的年金，对于过惯了简朴生活的玛丽来说已经感到十分满足了。
然而，玛丽的住房仍是22年前白杜码头那所住宅。这是一座17世纪的古老建筑。房子设置不太合理，楼梯分布屋内和走廊，宽大又不好使用。宽敞的客厅可以容纳五十多人，但事实上，难得一次有4个以上的人在里面。客厅里杂乱地摆放着旧式桃花心木家具，还是老居里大夫遗留下来的，使客厅显得空荡而寂寞。光滑的地板踩上去，发出哼哼唧唧的声响，整个屋子几乎没有地毯，没有窗帘，没有装饰。高大的百叶窗只挡着一层薄薄的网丝帘子，阳光可以无遮无拦地射进屋内。
玛丽喜欢大自然，这栋房子为她创造了条件，她可以不出家门，隔着窗户眺望着那悠悠流淌着的塞纳河水，听河上拖船工的不断吼声。她还时常把女儿吸引到窗边来，母女俩把脑门贴着玻璃，辨认那些穿梭往来的汽船和快艇。她十分天真地同女儿数着这些船只，把那些大型而笨重的分成火枪组：阿脱斯，波尔脱斯等；把那快艇，捕鱼船分为飞鸟组：雨燕，朱顶雀、燕子……她那科学家的想像力和新奇的字眼，常引来女儿那一阵阵开怀的笑声。
屋子的另一边是一个美妙的斯德岛。岛上有连绵不断的花圃、橄榄树、柠檬树树林，优美的景致可以尽收眼底。
玛丽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希望在自己繁忙的枯燥的研究工作注入一些生机和活力，增添些色彩，她所住过的庭院，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房前屋后栽满了五颜六色的长春花、金雀花、蔷薇和含羞草；院有密布的树丛，爬满着牵牛花，常青藤；墙院覆盖着五叶地锦。爱花爱草爱树成为她生活中一大嗜好。
玛丽很少逛街，特别是从不进珠宝店和时装店，那些东西离她太遥远，太陌生。每逢她小女儿艾芜缠着她上街买物品时，她从不问价格，也不看价格，她把研究中的推测能力运用到购买物品上。在柜台上，她总是挑选最简单，最便宜的衣服和帽。她只喜欢这样的物品。而艾芜不满足母亲的欣赏水平，只要有一点钱，就要买各种饰品，把自己的房间装饰一番，服装更新一下。她是这个家庭里的潮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