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手工业的原料来自科差征收等手段。其产品多用于王公贵族和宫廷的消费，很少进入市场，这些与前代相同。有所区别的是元官府手工业的工匠一系官匠人，他们户口单列，职业世袭，身份同于工奴，没有人身自由，多是元初征服地区（中原、中亚）的工匠的后代，以及后来以种种名目拘扣的。工匠分三类：军匠一生产武器，由军队管辖；人匠一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局院生产，受局院辖；投下匠户一封主王公贵族管辖。由于系官人匠身份低，待遇低，导致反抗，降低工作效率，政府也曾不断招募民间匠人，或差派工匠以补其不足。
这些都是元代手工业的特点，可以看出国家的扶植在元代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呈现出了一些国家工业的原始味道。在国家整体的带动下，民间手工业也是异常活跃的。
在国家支持的产业中，火器制造无疑是得天独厚的，这与整个帝国的征服脚步是极其合拍的。火器制造在南宋和金朝都已有相当的成就，元朝又有较大的发展。现存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铸造的铜炮（藏中国历史博物馆），长35.3厘米，口径15厘米，重6.94公斤。和金代火炮比起来，进步之大是很明显的。
元末至顺三年（1332年）造铜炮还出现了有一种燃烧火器叫“没奈何”，当接近敌船时，点燃火线，用刀砍断悬索使落敌船之上，火器俱发，焚毁无救。足见火器使用己达相当规模。另有一种可以投掷的爆炸性武器铁火炮，它大概接近于金人的“震天雷”。明朝人何孟春曾在西安城楼上见到过去贮藏的铁炮名震天雷者，“状如合碗，顶一孔，仅容指”，火发炮裂，铁块四飞，能远毙人马。
元朝在溧阳、扬州等处都设有炮库，制造火药。从一次事故中可以看出当时火药库的规模。公元1280年，扬州炮库因碾硫磺失慎，发生爆炸，守兵100人炸死，平地炸成一丈多的深坑。炮库规模之大可以想象。
不仅是火器，之外的其他武器蒙古人也是精心捉摸的。元军攻襄阳，用回回人亦思马因、阿老瓦丁所造巨炮（投石机），置于城东南隅，“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用力省而所击甚远。常州之役，伯颜又使用回回炮，“甚猛于常炮，用之打入城，寺观楼阁尽为之碎”。这种投石机确具有相当大的威力。此外，元代还出现了折叠弩、叠盾等经过改进的武器。
棉织业的发展是元代民间手工业中的一个显著的成就。成宗元贞年间，松江人民制作捍、弹、纺、织的工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挚花等技术已发展的相当成熟，织出的棉布生动如画。松江传习棉织技术，成为江南产布的名地。据王祯《农书》所载元代棉纺工具，与历来的丝织麻纺工具大致相同。松江棉织业当是在汉族丝麻纺织的基础上，吸收黎族的棉织技术而有新的发展。
松江棉织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印染业。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说：松江能染一种青花布，染法是从日本学来。用木棉布染印，青纹洗浣不脱，并说这种青花布，染印芦雁花草，宛如一幅苑画。
四、慷慨的“送去”大方的“拿来”
元代是把自己看作世界的整体甚至是世界的主宰心态来对待“送去”与“拿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元代表现出了空前的大度和包容，这种大度和包容也促使了品种丰富的“送去”与“拿来”。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送去”莫过于“四大发明”，虽说“四大发明”在宋代就已经完成了传到西方的使命，但真正使“四大发明”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其巨大作用的，还是要数蒙古人功不可没。
火药让西方人见识到了他们所不敢想的武器威力；指南针推动哥伦布等一大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从而大大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造纸印刷术有助于人文思想更快的普及。所以，人们称中国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和传播，这不是过誉之言。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曾说过：“元朝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和历学，从西域各国吸收了不少经验。”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公元1267年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进献西域天文仪器7件。7件仪器的原名音译、意译、形制用途等皆载于《元史·天文志》，曾引起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兴趣。
这7件仪器分别是：黄道浑仪，是古希腊天文学中的经典观测仪器；托勒密氏长尺，是测验周天星曜的仪器；用来测求春、秋分准确时刻的仪器，与一座密闭的屋子（仅在屋脊正东西方向开有一缝）连成整体；测求冬、夏至准确时刻的仪器，与上仪相仿，也与一座屋子（屋脊正南北方向开缝）构成整体；中国与西方古代都有的天球仪；地球仪；阿拉伯世界与欧洲都十分流行的星盘。如此渊源的七件仪器传入中国，意义当然非常重大。
札马鲁丁进献七仪之后4年，忽必烈下令在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东南境内）设立回回司天台（1271年），并令札马鲁丁领导司天台的工作。上都的回回司天台，既与伊儿汗王朝的马拉盖天文台有亲缘关系，又由伊斯兰天文学家札马鲁丁领导，且专以进行伊斯兰天文学工作为任务，则它在伊斯兰天文学史上，无疑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而它在历史上华夏天文学与伊斯兰天文学交流方面的重要地位，只要指出下面这件事就足以见其一斑：至元十年（1273年）闰6月18日，太保传，奉圣旨：“回回、汉儿两个司天台，都交秘书监管者。”两个所持天文学体系完全不同的天文台，由同一个上级行政机关一秘书监来领导，这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有趣现象。可惜的是，对于这样一座具有特殊地位和意义的天文台，作为后人的我们却知之甚少。
这些传播应归功于从西域来华的穆斯林，是他们将阿拉伯天文学介绍到中国，回回数学也是在此时传入中国。在《元秘书监志》的“回回书籍”一项中就列举了不少数学典籍，其中有《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15部，此书即欧几米德的《几何原本》，比一般所知此书为明末传入中国的事迹，几乎提前了300年。这些典籍的传入，使中国数学在元朝得以突飞猛进发展，如郭守敬在算学方面率先在中国科技史上采用的弧三角法，就是穆斯林所发明的，由穆斯林札马鲁丁传入中国从而填补了中国算学之空白。
从元大都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建筑风格仍可以看出元代大方“拿来”的迹象。尤其出现了亦黑迭尔丁这样的建筑设计师，他为元初人，在忽必烈时代，被委任为茶迭儿局总管府达鲁花赤。“茶迭儿”是蒙语，汉意为“庐帐”，是掌管土木工程及工匠的官署，他曾奏请修琼华岛（今北海公园前身），以3年时间完成广寒殿，由此得到皇帝的赏识。
后他又奉命与张柔、段天佑等同行工部尚书事，修筑宫殿。他跟刘秉忠、郭守敬和石工扬琼等密切配合，共同建造了别具风格的大都城的宫殿建筑融合了不少域外的建筑技巧和建筑风格，并且从“元代城门以厚度博而倾斜度略大的形象，便自然具有某种异国风味。例如它似乎有点近于伊斯兰教的城门”这恐怕是与亦黑迭尔丁匠心独运分不开的。
在文化上，当时中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来华的高丽文人、高僧很多，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世祖忽必烈时，高丽儒士白颐等在大都（今北京市）学习理学，回国时带回《朱子全书》等理学著作，使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高丽名臣李齐贤结交元朝名儒文士，著有《益斋集》问世，其中有不少描写中国自然景观和民情风俗的诗篇。
元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也超过前代。当时，佛教禅宗在日本十分兴盛，来华学习佛法的日本禅僧很多，记载在册的达220余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0人还国”。同时，有不少元朝高僧东渡赴日本，带去中国的佛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的生活习俗对日本也有影响，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发展起来的。
元代人的眼光是开阔的，他们面向欧洲，面向大洋彼岸，宽阔的胸怀让他们包容一切九州方圆。这就促使他们能够义无反顾地“送去”，也能理直气壮的“拿来”。这种把自己放到世界中的“世界观”，使这个超级帝国更加具有了与其国力相符合的历史地位，这一点就要比现代某些自以为民主文明的超级国家所办出的事情更具典范性了。
五、文化盛世黄金时代
文化的繁荣，首先是经济的繁荣，古今商道就是最好的繁荣文化的途径，文化与经济是并存的。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地方的商道影响和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发展。例如云南的茶马古道，马帮们驮着茶从大理到西藏，另一条商道是晋商，就是从山西汾河河谷进入内蒙古，将茶、盐等货物运到外蒙（现蒙古国）。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在这两条商道上，都能够看到商道经过的地方带来的文化繁荣，因为商道涉及了不同习俗、宗教、语言等各种文化，加之当地来来往往的商人，使见多识广的客家人经过交流，带来了一种和谐的文化氛围。商业的多元性带来文化的多元性，这在元代的文化作品中都可以得到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折射。
商业的繁荣有时候是需要建立在鲜血的基础上。特别是东西方的交流，渠道的畅通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说到这，我们不能不看到成吉思汗对畅通东西方通道所做出的贡献。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兵锋只达印度恒河流域；11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抵达两河流域；汉朝努力经营西域，其势力只到达葱岭附近；唐代安西四镇，并没有越过碎叶地区……东西方都力图实现欧亚两大洲的联系，却一直只能是向往。
成吉思汗的西征，连同后来几次西征，终于打开了东西方的陆路交通线，并把中原的交通制度推行到通往西方的道路上。在海上交通线出现之前，东西方商旅、使者往来，文化的接触、交融和互相影响，多由这条道路承担。自此，一代天骄将草原的旋律借助雷鸣般的马蹄传到了西亚东欧，奏出了空前绝后的宏伟乐章……
商路的开通就是文化之路的开通。基于蒙古族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体系与农业文明的隔膜感和陌生感，所以，成吉思汗在最初的征服活动中选择了以西进为主。但他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汉文化的，因为汉文化对其统治起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元代文化体制中，有着明显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的特性，既行汉法，又存“国俗”（蒙古法），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