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写作的。这正是在巴黎奋斗的艺术家的光荣传统，在局外人的想象中常常带有一种浪漫的色彩和吸引力。但是实际参与其中才能真正体会个中滋味。难忍的饥饿，退稿的折磨。海明威咆哮起来，大骂编辑太愚蠢，出版商太混账。但他勒紧裤带继续写作，一天只吃5个法国铜币的炸土豆作为午餐，极为特殊的场合才喝一点酒。
海明威顽固地用他的头去撞击那铜墙铁壁。他认定了的路要一走到底。他一定要按照自己见到的和认识的人来刻画人物。谁要想他在风格上让步，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当时，有“意识流鼻祖”之称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正在巴黎进行他的意识流实验。他的作品《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很有意思，也很难理解。于是，有些学者就写起了导读的书，紧接着，另一些学者又写起指导读者读这些导读的书的文章。斯泰因的诗也属于意识流的实验品。有人认为，这女人不是天才就是骗子。如果你说你喜欢她的诗，那么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为自己辩护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说不喜欢，那你就会被打上无可救药的无耻之徒的烙印。
海明威挣扎着从这股意识流的漩涡中走出来，以现实主义的姿态顽强向前迈进。
不错，他曾经得到过斯泰因、庞德、菲兹杰拉德等人的指点，但他从不跟哪一个作家一路走到底，只是从他们那里汲取养分，充实自己，在此基础上开拓出自己的路。
他无意震惊读者，只是把生活的真实展现在他们面前，并且用语言绘出有声有色有味的图画。
他的文章中没有长句，没有“多得要命”的形容词，对话有如电报般简短。
他说，他的味蕾是靠酒变得敏感的，但他从不抽烟。以前曾经抽过，那是年轻时候的事，早就戒掉了。他说，这样才能保持他那敏锐的嗅觉。
他觉得跟那些冒牌的艺术家们往来十分危险。因为在那个圈子里，你可以喝酒喝得醉死，可以乱搞女人，可以喝咖啡闲聊浪费时间，也可以因为吃得过饱和空谈过多而变成懒汉。
海明威和这帮人断绝了往来，他遍访了在巴黎的美裔出版商。
就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舍伍德·安德森再次给他帮了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也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
菲兹杰拉德知道海明威的困境后，极力向纽约推荐这位“极有潜力的新作家”，安德森也不约而同地向博奈和利夫莱特这两个出版商写信推荐。
利夫莱特最先提出签定合同，预付二百美元，条件是，有权优先出版海明威今后的三部作品。这个公司出版了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
短篇小说集出版之后，受到一些客客气气的评论，便从此湮没，无声无息。
对此海明威感到有些失望，甚至窝火，但并不灰心。那两百美元足够他对付一阵子。完成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应该没有问题。这部书稿花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修改和整理书稿的任务也不轻松。为此，在动手修改和整理之前，他常去体育馆斗拳，打拳击，不管是胜是负，总要累得精疲力尽才回到他称之为家的小阁楼。
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太阳照样升起》。这本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海明威也因此成为众人瞩目的作家。
海明威终于成功了！这一年他还不到30岁。
《太阳照样升起》标志着海明威的成功。但他是个孤独的成功者。
妻子抛下他走了，留下了一连串的问题，直到1927年，他们才办妥离婚手续。
他孤身一人，年纪又轻，精力旺盛。
他去参加赛车，他去彻夜狂饮。他是体育馆里的常客，那里随时都有朋友一起打拳。
他曾和法国的重量级拳击冠军查理斯·卡彭蒂埃在那里切磋过，并因此促进了对方的拳技。
他还去剧院看戏，去西班牙看斗牛。
他那旺盛的精力总要找地方发泄。
有一次，在蒙巴纳斯区的一个宴会上，他抓住头顶上的一根铁丝使劲往下一拉，结果把天窗上的一大块玻璃给拉了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上，受了重伤，住进医院。
对于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海明威来说，成功似乎来得过早了些。不过，我们这位年轻的作家并没有因此而昏昏然，他那满腔热血以及那台打字机仍在时时敦促他。
说起来，《太阳照样升起》的故事情节惊人地简单。美国记者杰克·巴恩斯爱上了英国护士布莱特·阿什丽。战争中的一次“事故”剥夺了巴恩斯的性功能，致使他们的爱情变得残缺不全。阿什丽人长得很美，有教养，有才智，也很倾心巴恩斯。这女人满脑子都是爱情，却又并不真正懂得爱情的含义。她在巴恩斯那儿得不到满足，便去找别的男人鬼混，和他们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胡作非为、酗酒调情。由此又引出了其他一些人物。他们以赛车似的速度出出进进。有身体荏弱、纵欲过度、既没有出息又放荡不羁的迈克·康贝尔，有脑子糊涂又好冲动、还有点神经病、所以又是个愿受爱情折磨的色情受虐狂罗伯特·科恩等等。他们都是战后被生活的激流冲击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流落异乡，浪迹欧洲大陆，整日里聚饮、钓鱼、看斗牛或者在三角关系中争吵斗殴。他们处于一片精神的荒漠之中，感觉到巨大的空虚和迷惘。而海明威又恰如其分地把斯泰因的那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作为扉页题词，道出了这本书的实质，从而使它和它的作者一道被视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
书中那个令人恶心的角色罗伯特·科恩的原形就是海明威的一个老朋友哈罗德·洛布。
洛布比海明威成名早。
在海明威还默默无闻时，他已经卖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稿。
但他并没有歧视这位尚无名气的作家。他俩曾一道坐在巴黎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探讨写作技巧，还一起去西班牙参加潘普罗纳斗牛节。应该说，两人交情不薄。
就在去参加斗牛节途中，洛布向海明威吐露了他心中的秘密。
“我真是个傻瓜，”洛布耸耸肩对海明威说，“还要去追求那个已经不爱我了的小骚娘们。还差点为此和你闹翻了，真对不起。”
当时海明威没说什么。
洛布说的那个女人水性杨花，和他好了一阵又和海明威的另一个朋友混在一起。洛布曾经找上门去，不但没能挽回失去的爱情，还差点和当时在场的海明威干起架来。
洛布本来是向海明威道歉的，没想到这一提反倒激起了海明威的灵感。他把这个人写进了他的小说，塑造成罗伯特·科恩这个形象。
这个人物最后一次在书中出现时正在旅馆房间里独自哭泣，因为他为了女人打了他唯一的朋友。那个女人不要他了。
洛布一看这部小说就知道书中的科恩就是他。他觉得自己遭到不公正的描绘，一气之下便和海明威断了交。
为了真实地再现他熟悉的人和事，海明威不惜把朋友甚至师长写进自己的作品中。除了《太阳照样升起》，这段时间他还写了个《春天的激流》，矛头直指美国和巴黎的文艺界。斯泰因、安德森这些曾给过他不少帮助和教诲的人都成了他的箭下之的。
稿子送到利夫莱特那里又给退了回来。
这个乳臭未干的的傻小子哟，他那本精装书竟给他鼓起这么大的勇气！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你总不该咬那只喂你食的手呀！
海明威又把稿子交到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马克思威尔·帕金斯手里，帕金斯接受了。
《春天的激流》对文学界的抨击犹如黄蜂刺得人锥痛。
斯泰因一改往日的温良，拍桌大骂海明威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他是嫉妒她的才能才如此极尽诬蔑之能事。他怎么就不敢对付另一派文人呢？她说：
“这个胆小鬼，活像马克·吐温描写的密西西比河中平底船上的水手。”
博奈和利夫莱特说他是个阴险的作家。这家伙故意传播丑闻，写了一本不符合他们出版原则的书，就是要叫他们退稿，然后再送到比他们大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去出版。
安德森先生虽也被卷进了《春天的激流》，成为书中讽刺的对象，但他很有涵养，不像斯泰因那样暴跳如雷，大吵大闹。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但是从那以后，他与海明威之间的关系就给蒙上了一层薄霜。
五、“海明威”将军
1941年3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这时，海明威以纽约《午报》记者身份来中国访问。陪同他来访的是他新婚不久的第三任夫人、记者玛莎·盖尔虹。这次访问不仅是海明威个人历史上引以为豪的事，也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东方之行的第一站是香港。逗留期间，他们了解了港岛和内地的风土人情和抗战简况，还拜访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3月末，夫妇俩来到位于广东省北部的中国军队第七战区采访。在前线的一个月中，他们跟官兵们同吃同住，并随同部队到处调动。起先是坐舢板顺流而下，然后骑马，最后步行。整整12天时间，天气一直很潮湿，阴雨连绵，海明威夫妇根本没有晾干的衣服可穿。住的地方又肮脏不堪，床板上臭虫成堆。妻子玛莎叫苦不迭。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海明威却始终保持了镇定、幽默的风度。他写信告诉朋友说：“在前线与中国军队在一起，过得很愉快。一路上很艰苦，但挺有趣。”他与军官们讨论军事形势，跟普通士兵聊天，还颇有兴致地品尝了当地出产的蛇酒。
作为抗战时访问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位美国知名人士，海明威在重庆受到国民党当局破格的欢迎。蒋介石亲自设午宴款待海明威夫妇，并进行了一下午的会谈，由宋美龄担任翻译。采访中海明威发现蒋介石似乎更热衷于打内战，“根本没有民主思想”。
中国之行的高潮是同周恩来的秘密会晤。周恩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他向这两位美国记者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的才干、智慧和英俊的外貌给海明威夫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玛莎回忆说：“那天周恩来先生衣着平凡，穿一件短袖开领的衬衫和一条黑色裤子，十分朴素。但他是个伟大的人物。我们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见到的真正的好人。假如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那么未来是他们的。”海明威夫妇已敏锐地预感到战后共产党将在中国取得胜利。
在成都他们参观了一座建造中的军用机场。这座能停泊重型运输机的大型机场由八千多名中国工人主要用手工修建。欧内斯特看到几百名工人正用手拖着一个十吨重的石滚子碾压飞机跑道。工人们一边劳动，一边有节奏地喊着号子，号子声好像海浪轻轻地拍打礁石发出的低沉的声音。这让人联想起古埃及法老时代万千奴隶建造金字塔的情景，海明威不由肃然起敬。
访华期间，海明威共写了6篇关于中国军民抗战的报道，它们记录了他对战斗中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回国后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时，他呼吁美国政府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对当时处于抗战最困难情况下的中国人民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支持。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罗斯福总统对日宣战，美国正式投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不甘清闲的海明威当天就加入了海军。他将自己心爱的游艇“皮拉尔号”进行改装，船上装备了无线电台、机枪、手榴弹和几百磅炸药。
那时，纳粹德国的潜水艇在加勒比海地区活动猖獗。盟国的运输船只经常受潜艇的攻击，损失惨重。海明威将“皮拉尔号”伪装成一艘渔船，在海上巡逻搜索德军的潜艇。一旦发现有潜艇的行踪，他们马上用无线电通知附近的美国海军的飞机或炮艇，将其击沉。海明威甚至打算，必要的时候全速开动“皮拉尔号”向敌艇冲去，与之同归于尽。两年中，他和手下9名船员共发现了11艘纳粹潜艇，有力地配合美国海军肃清这一海域的德国潜艇，因此受到了军方的表彰。
每次海上巡逻任务完成后，欧内斯特往往感到不耐烦，他渴望去执行更出色、更富挑战性的新任务。1944年春，他飞赴伦敦，应邀当上英国皇家空军的特约战地记者，负责报道他们对德国的空袭。留了小胡子的海明威穿上蓝色的英国空军制服，佩戴耀眼的银质肩章，神气非凡，相貌酷似当年的电影大明星克拉克·盖博。但执行轰炸任务并不浪漫，每架出航的飞机随时都有被击落的危险。所以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一个安全箱。箱内放着一条印有地图的绸手帕、钱、药品、指南针和巧克力。万一飞机被地面炮火击中，机上人员可跳伞，这些东西能维持三天的生活。
选定出击的那天，天气很好，能见度也高。穿好厚重的飞行服和头盔，海明威登上飞机坐在驾驶员里恩旁边的座位上。初次登上轰炸机的他，好奇地东张西望，向里恩不断地问这问那。机上还配有一名投弹手，名叫基斯。
快到中午时分，出击的轰炸机分成两个编队，每队6架。飞机起飞了。起飞后不到5分钟，就几乎看不到陆地，迎面而来的是英吉利海峡。浅蓝色的海面，看上去仿佛是起了皱纹的橡皮一样。不一会儿，轰炸机飞临目标——德军V一2火箭发射场。当飞机作投弹前的俯冲时，地面的高射炮火密集地向他们射击。飞机周围不时有团团黑烟和火花闪现。机舱下方的舱盖打开了，炸弹往下落的时候，欧内斯特禁不住想，这好像是一只大猫一下子生下八只又长又大的铁小猫。这时耳机里传来了投弹手基斯的声音，“炸、炸、炸”……接着6架飞机迅速作弧形飞行，冲上高空，全速飞返基地。欧内斯特略微感到有些失望，觉得轰炸结束得太快了。于是他问里恩，能否可以返回轰炸目标，看看轰炸后的结果怎么样。里恩不答应，说地面防空炮火十分密集，这样做太危险。返航途中耳机里传来了消息，说第二编队损失了一架领航机。
这样的空袭任务海明威共参加了20次。在空中他幸运得很，没有撞上死神，倒是在地面，他又负了伤。一天夜里伦敦灯火管制，漆黑中欧内斯特的汽车撞到街边一个水塔，翻了个儿，使他头部、膝部多处受伤，还留下脑震荡等后遗症。当时欧内斯特的注意力全在战争上，这点伤他并没有在意。
1944年初夏，诺曼底登陆的日子即将来临，海明威迫不急待地以《柯里尔》杂志记者的身份来到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陆军第三集团军。指挥员们认为随军记者是没用的累赘不让海明威参战，气得他长吁短叹、抱怨不休：“见鬼，我并不是普通的记者。对于枪炮、打仗和战争，我所懂得的比这些黄口小儿多。这些毛孩子在前线被派来派去，他们正需要像我这样的老家伙和他们一起扛枪。”终于，他成了巴顿军团的随军记者，而且乘坐的是第一批登陆艇，目睹了举世闻名的盟军诺曼底登陆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场面。
等到圣洛防线突破之后，海明威不待命令下来就参加了他喜欢的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他随同这支部队的士兵一起爬进滩头堡，避开炮火，后来又从沙滩爬进安全地带。这时德军飞机一直在他们身后沿锯齿形路线扫射。趁滩头登陆和闪电攻击战造成的混乱，欧内斯特轻而易举地加入拉纳姆上校率领的第二十二团，成为步兵团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