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
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庐陵欧阳修序。
苏氏文集序〔皇祐三年〕
予友苏子美之亡后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遗稿于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录之以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归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销蚀。其见遗于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摈斥摧挫、流离穷厄之时，文章已自行于天下，虽其怨家仇人及尝能出力而挤之死者，至其文章，则不能少毁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其申于后世宜如何也！公其可无恨。”
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得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幸时治矣，文章或不能纯粹，或迟久而不相及，何其难之若是欤？岂非难得其人欤？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为之贵重而爱惜之欤？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
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
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
子美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而废，后为湖州长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状貌奇伟，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爱慕。
其材虽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击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赖天子聪明仁圣，凡当时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并列于荣宠。虽与子美同时饮酒得罪之人，多一时之豪俊，亦被收采，进显于朝廷。而子美独不幸死矣，岂非其命也？悲夫！庐陵欧阳修序。
廖氏文集序〔嘉祐六年〕
自孔子没而周衰，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六经于是中绝。汉兴，盖久而后出，其散乱磨灭，既失其传，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如《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
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之。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从也。
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又二千岁，将复有一人焉。然则同者至于三，则后之人不待千岁而有也。同予说者既众，则众人之所溺者可胜而夺也。夫六经非一世之书，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也，以无终极视数千岁，于其间顷刻尔。是则余之有待于后者远矣，非汲汲有求于今世也。
衡山廖倚，与余游三十年。已而出其兄之遗文百余篇号《朱陵编》者，其论《洪范》，以为九畴圣人之法尔，非有龟书出洛之事也。余乃知不待千岁，而有与余同于今世者。始余之待于后世也，冀有因余言而同者尔，若者未尝闻余言，盖其意有所合焉。然则举今之世，固有不相求而同者矣，亦何待于数千岁乎！廖氏家衡山，世以能诗知名于湖南。而尤好古，能文章，其德行闻于乡里，一时贤士皆与之游。以其不达而早死，故不显于世。呜呼！知所待者，必有时而获；知所畜者，必有时而施。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后合。余喜与不相求而两得也，于是乎书。嘉祐六年四月十六日，翰林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欧阳修序。
仲氏文集序〔熙宁元年〕
呜呼！语称君子知命。所谓命，其果可知乎？贵贱穷亨，用舍进退，得失成败，其有幸有不幸，或当然而不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则推之于天日有命。夫君子所谓知命者，知此而已。盖小人知在我，故常无所不为；君子知有命，故能无所屈。凡士之有材而不用于世，有善而不知于人，至于老死困穷而不悔者，皆推之有命，而不求苟合者也。
余读仲君之文，而想见其人也。君讳讷，字朴翁。其气刚，其学古，其材敏。其为文抑扬感激，劲正豪迈，似其为人。少举进士，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而止。君生于有宋百年全盛之际，儒学文章之士得用之时，宜其驰骋上下，发挥其所畜，振耀于当世。而独韬藏抑郁、久伏而不显者，盖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岂非知命之君子欤！余谓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负其所有者，谓虽抑于一时，必将申于后世而不可掩也。
君之既殁，富春孙莘老状其行以告于史，临川王介甫铭之石以藏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于世。然则君之不苟屈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邪。噫！余虽老且病，而言不文，其可不勉！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庐陵欧阳修序。
江邻几文集序〔熙宁四年〕
余窃不自揆，少习为铭章，因得论次当世贤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来，名卿钜公往往见于余文矣。至于朋友故旧，平居握手言笑，意气伟然，可谓一时之盛。而方从其游，遽哭其死，遂铭其藏者，是可叹也。
盖自尹师鲁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间，相继而殁为之铭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铭与虽铭而非交且旧者，皆不与焉。呜呼，何其多也！不独善人君子难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顾身世死生盛衰之际，又可悲夫！而其间又有不幸罹忧患、触网罗，至困厄流离以死，与夫仕宦连蹇、志不获申而殁，独其文章尚见于世者，则又可哀也欤。然则虽其残篇断稿，犹为可惜，况其可以垂世而行远也？故余于圣俞、子美之殁，既已铭其圹，又类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
陈留江君邻几，常与圣俞、子美游，而又与圣俞同时以卒。余既志而铭之，后十有五年，来守淮西，又于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
邻几，毅然仁厚君子也。虽知名于时，仕宦久而不进，晚而朝廷方将用之，未及而卒。其学问通博，文辞雅正深粹，而论议多所发明，诗尤清淡闲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于世矣，固不待余言以为轻重，而余特区区于是者，盖发于有感而云然。熙宁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十三、上书
通进司上书〔康定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臣欧阳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阙下。臣伏见国家自元昊叛逆关西用兵以来，为国言事者众矣。臣初窃为三策，以料贼情。
然臣迂儒，不识兵之大计，始犹迟疑，未敢自信。今兵兴既久，贼形已露，如臣素料，颇不甚远。故窃自谓有可以助万一而尘听览者，谨条以闻。惟陛下仁圣，宽其狂妄之诛，幸甚！
夫关西弛备而民不见兵者，二三十年矣。
使贼萌乱之初，藏形隐计，卒然而来。当是时，吾之边屯寡弱，城堡未完，民习久安而易惊，将非素选而败怯。使其羊驱豕突，可以奋然而深入。然国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掳掠而去，可邀击其归。此下策也，故贼知而不为之。戎狄侵边，自古为患。其攻城掠野，败则走而胜则来，盖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贼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故其来也，虽胜而不前，不败而自退，所以诱吾兵而劳之也。或击吾东，或击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备多而不得减息也。吾欲速攻，贼方新锐；坐而待战，彼则不来。如此相持，不三四岁，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灾，调敛不胜而盗贼群起，彼方奋其全锐击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于一战，彼以逸而待吾劳，亦可也。
幸吾苦兵，计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岁时之赂，度吾困急，不得不从，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则贼谋无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贼今方用之。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臣闻元昊之为贼，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书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则锋不可当，执劫蕃官，获吾将帅，多礼而不杀。此其凶谋所畜，皆非仓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为久计以挠我，我无长策而制之哉！
夫训兵养士，伺隙乘便，用间出奇，此将帅之职也，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于外料贼谋之心，内察国家之势，知彼知此，因谋制敌，此朝廷之大计也，所谓庙算而胜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贼谋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势可察，西人已困也。诚能丰财积粟，以纾西人而完国壮兵，则贼谋沮而庙算得矣。
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财用为强弱也。
守非财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请试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强，资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汉因文、景之富力，三举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与中国相胜败，击而胜之有矣，未有举而灭者。秦、汉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刘平陷没，贼锋炽锐，未尝挫衄。攻守之计，非臣所知。天威所加，虽终期于扫尽，然临边之将尚未闻得贼衅隙，挫其凶锋。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财用不为长久之计，臣未见其可也。四五十万之人坐而仰食，然关西之地物不加多，关东所有莫能运致，掊克细碎既以无益而罢之矣。至于鬻官入粟，下无应者；改法权货，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万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为而不困！困而不起为盗者，须水旱尔。外为贼谋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胜道哉！夫关西之物不能加多，则必通其漕运而致之。漕运已通，而关东之物不充，则无得而西矣。故臣以谓通漕运、尽地利、权商贾，三术并施，则财用足而西人纾，国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
夫小琐目前之利，既不足为长久之谋，非旦夕而可效。故为长久而计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则其利博矣。故臣区区不敢避迂愚之责，请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择。
其一日通漕运。臣闻今为西计者，皆患漕运之不通，臣以谓但未求之耳。今京师在汴，漕运不西，而人之习见者遂以为不能西。
不知秦、汉、隋、唐其都在雍，则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变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为而不可？汉初，岁漕山东粟数十万石，是时运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后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余万石。隋文帝时，沿水为仓，转相运置，而关东、汾、晋之粟皆至渭南，运物最多，其遗仓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门之险。自唐裴耀卿又寻隋迹，于三门东、西置仓，开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其险，卒溯河而入渭，当时岁运不减二三百万石。其后刘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实关西。后世言能经财利而善漕运者，耀卿与晏为首。今江淮之米岁入于汴者六百万石，诚能分给关西，得一二百万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众，有司不惜百万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门阻其中尔。
今宜浚治汴渠，使岁运不阻，然后按求耀卿之迹，不惮十许里陆运之劳，则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纾关西之困。使古无法，今有可为尚当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远，今人行之而岂难哉？耀卿与晏初理漕时，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运之利也。臣闻汉高祖之入秦，不由东关而道南阳，过郦、析而入武关。曹操等起兵诛董卓，亦欲自南阳道丹、析而入长安。是时张济又自长安出武关，奔南阳。则自古用兵往来之径也。臣尝至南阳，问其遗老，云自邓西北至永兴六七百里，今小商贾往往行之。初，汉高入关，其兵十万。夫能容十万兵之路，宜不甚狭而险也。但自雒阳为都，行者皆趋东关，其路久而遂废。今能按求而通之，则武昌、汉阳、郢、复、襄阳、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汉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顿之南阳。自南阳为轻车，人辇而递之，募置递兵为十五六铺，则十余州之物日日入关而不绝。沿汉之地山多美木，近汉之民仰足而有余，以造舟车，甚不难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远，辇运逾年，不能毕至。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其艰如此。夫使州县纲吏远输京师，转冒艰滞然后得西，岂若较南阳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关与至京师远近等者，与其尤近者，皆使直输于关西。京师之用有不足，则以禁帑出赐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简直，利害较然矣。此陆运之利也。
其二曰尽地利。臣闻昔之画财利者易为工，今之言财利者难为术。昔者之民，赋税而已。故其不足，则铸山煮海，榷酒与茶，征关市而算舟车，尚有可为之法以苟一时之用。
自汉、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细，今取民之法尽矣。昔者赋外之征，以备有事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