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举进士，端拱二年中乙科，历蔡州新昌县令，迁著作佐郎、知德州。为政有治迹，诏书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献驯犀，府君以秘书丞监在京商税院，因奏《犀赋》。真宗嘉之，召试学士院，迁太常博士。赋，一时文士争相传诵不及。明年，又上书自荐，献所为文二十余万言，乃直集贤院，知袁、筠二州，提点开封府界诸县。人为三司监铁判官，知越州，提点淮南刑狱。为宰相王文穆公不悦，以事罢之，卒坐考试国子监生，贬监陈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复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忧，服除，判户部勾院。比自荐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为文章，履其身以俭约，不妄自为进取。其官业行己之方，一皆自信于圣人之道，不肯少顾时之人所为，而时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贤院者二十七年，不迁官，由太常博士才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后者往往至荣显。或有笑其违世自守以质朴，讽使少改其为者。府君叹曰：“吾不学乎世，学乎圣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荐于人，而尝自献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进邪？”其信道深笃不可屈曲如此。天圣四年，以久次，迁集贤修撰，出知应天府，同纠察在京刑狱，转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诰。
府君与颍川陈从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并用之。是时学者稍相习，务偷窳为文章，在位稍以为患，皆以谓天子用耆老将有意矣。
而又下诏书，敕学者禁浮华，使近古道，然后以谓用二人皆不无意矣，而皆恨其晚也。
居二岁，拜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出知亳州。于州封虢略县男，食邑三百户。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于州之正寝，年六十有九。其病将卒，犹不废学。有文三十卷，曰《隐居集》；又五卷，曰西垣集。
呜呼！畜其学以老，不克用，独见于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于朝廷，遂位荣显。既贵，赠其皇考礼部尚书，母太原郡太君。其妇曰漳南县君张氏，后夫人南阳郡君，亦张氏。荫其男，长曰洎，明州观察支使；次曰浚，江阴军司理参军；次曰泳、渐、沆、，皆将作监主簿。既终，又荫二孙某官。其余庆之及者三世，则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
噫！杨氏尝以族显于汉，为三公者四世。
汉之乱，更魏涉晋，戕贼於夷胡，而汉之大人苗裔尽矣。比数百岁，下而及唐，然杨氏之后独在。太和、开成之间，曰汝士者与虞卿、鲁士、汉公，又以名显于唐，居靖恭坊杨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乱，极于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分裂，焚荡翦剃，而唐之名臣之后尽矣。又几百年至于今，然杨氏之后独在，及府君又大显。始震尝有德于汉而死以无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欤？而府君又畜其德，则孰知其后世又不然欤？于其葬也，是宜铭。铭，盖所以使后世之有考也。
府君卒后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县某乡。漳南县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志。府君初名侃，后避真宗皇帝旧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铭曰：
杨氏之先，自震有闻。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汉迄今，更难冒乱。历时千年，而世三显。府君之显，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农之分，遂播南土。呜呼！德则承其先，而葬也茔于祖。
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墓志铭〔景祐二年〕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绛自京师举其柩南归，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阳县某乡某原，合以夫人晋陵郡君许氏，而从王父户部侍郎府君之墓次。
公世居富春。生十一岁时已如成人，尝与客谈论，侍郎窃从听之，往往能夺其客议。
十四岁诣州学，学《左氏春秋》，略授其说，即为诸生委曲讲论，如其师。稍长，居苏州。
时天子平刘继元，露布至，守臣当上贺，命吴中文士作表章，更数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吴士见之大惊，遂有名于南方。
淳化三年，以进士及第，为梓州榷盐院判官。会两川盗起，攻劫州县，公乘贼未至，尽伐近郊林木内城中，且曰：“除贼隐蔽以修闭守之具，有余可给薪蒸，为久围之备。”身与士卒守堑壁，凡围百日，不能破。贼平，知州事尚书左丞张雍、转运使马襄状言其能，就除观察判官，赐以器币。明年，知益州华阳县。县人苦兵劫，皆逃失业，朝廷下令，许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尽为大豪所夺，而逃人归者不复得。公至，则手判讼牒，以谓恤乱抚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贫人失业，尽夺之，格其诏书不用。由华阳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寿州、筠州，知兴国军，三迁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责能吏，一日，自内出中外贤吏有治状者二十四人付中书，以名召。公由兴国召见于长春殿，赐绯鱼袋，即日试于学士院。明日，边臣有急奏，天子诏且亲征。是时，大贼王长寿又劫曹、濮，真宗面语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员外郎以往。至则缚凶人赵谏、赵谔，斩于京师，曹人以宁。自曹归朝，是岁，火星见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检益、利两路，蜀卒无事。又议大铁钱，平其法，至今行之。使还，举州县吏三十余人，宰相疑其多，公愿署连坐以取信，朝廷从之，所举后皆为能吏。奉使举人连坐，自公始。既而为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迁司封员外郎，坐三司举吏夺官，后为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来朝，荐之，召试，授兵部员外郎，直史馆，判三司理欠凭由司，出为两浙转运使，赐金紫，迁礼部郎中，判司农寺。朝廷方议以知制诰，将试，忽得疾，逾旬不能兴，遂寝。天禧五年，以户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同判吏部流内铨。真宗葬永定陵，诏山陵使：道路所经，拆民庐舍及城门，以过车舆象物。
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仪物全盛，不闻所过坏民居。今少府治涂车明器，侈大非礼，且违遗诏务俭薄之意，请裁损之。书奏，不听，以疾求去职，迁吏部郎中，直昭文馆，知越州。还，迁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闻检院，复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台。逾年，就台拜秘书监，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转太子宾客。
公少以文行有名于时，自言吾于天下无一嫌怨。待士君子，必尽其心，虽人出其下，亦未尝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抚养孤幼，极恩爱。常时温和谦厚，真长者。及在官临事，见义喜为，过于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称，不幸中废以疾，不得尽其所为。及居西京，不关人事，惟理医药，与方术士语，终日不休。
岁时，河南官属诣门请见，惨然肃洁，有威仪，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寿终。
呜呼！可谓君子者已。
公讳涛，字济之。高祖希图，仕至卫州刺史。曾祖延徽，处州丽水县主簿。祖懿文，杭州盐官令。父崇礼，泰宁军节度掌书记，以公赠户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于时，见国史。子三人：长曰绛；次将作监主簿约；次太庙斋郎绮，亦有文，皆早亡。
谢氏自曾、高不显，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绛又以文行继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为兵部员外郎；今公之葬，绛亦世其宫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并践世职判太府寺，实父子相代。书府之任，昭文、史馆、集贤院、秘阁，父子同时为之，见于《衣冠盛事录》。谢氏其不衰又将大也欤！铭曰：
谢之远世，河南缑氏。四代之祖，因仕过江。卒葬嘉兴，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丽水县。卒又葬焉，世亦未显。祖令盐官，始葬富阳。凡三徙迁，遂家于杭。世久当隆，其昌自公。富阳之原，三世有墓。
父大于祖，子大于父。后有贤嗣，又有令孙。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漳南县君张氏墓志铭〔景祐二年〕
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杨公讳大雅之夫人，曰漳南县君张氏。父讳保衡，官至太仆寺丞。其先荆门大族，刘守光乱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济南之历城而益盛。夫人生二十有二岁归杨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终于袁州之廨。其子洎、浚尚幼，能记其母。及长，闻其家与其外内宗姻之称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谨。杨氏尝世家，公少孤贫，始为开封县尉。夫人入其门，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视日时早暮、气节之寒暑、饮食起居之当进与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归。凡杨氏之内宗与其外姻宾客之至者，如丰家，退视其堵，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问之，则曰：“慈或失之教不严，不足以训。”虽家人，亦未尝见其跋坠。自开封及其为秘书丞而得封，又见其夫为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后杨公登朝廷，掌书命，为谏议大夫，居荣显，皆莫见也。呜呼，可哀也已！天圣某年，杨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举而合葬之。于其葬也，洎为某官，浚为某官。女三人，皆适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铭曰：
呜呼！生而淑，没也何思！夫安于此，其从斯。
长安县太君卢氏墓志铭
夫人卢氏。其父讳之翰，单父人。好学，通五行律历，善筹策。中进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为陕西转运使，屡为太宗言灵武事，不合意，辄贬。既而事验，思之，辄复召用，由是卒为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广州。
夫人归杨公，时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张氏生三男：文友、文举、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长适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适昆山县尉刁绶，次适将作监主簿朱铣，次早卒。杨公以文行著名当时，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谏议大夫薨广州。家无资，夫人居丧于淮上，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抚其己，不知家之有无也。后二十有五年，文友为虞部员外郎、知建昌军；文举，国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应进士中第，为太子中允、知苏州常熟县。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将卒，戒其子曰：“吾幸见汝辈立而死，吾无以教，为人能如汝父足矣！”遂归葬寿州之西原，旧茔，礼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阳县君，后用共子封仁寿县太君，又进封长安县太君。及卒也，张夫人二子居丧，哀如所生。呜呼，贤母也哉！是宜铭。粤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铭曰：
从者其姑，者其夫，安此室乎！
二十一、杂题跋
论尹师鲁墓志
《志》言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师鲁文学、议论、材能。则文学之长，议论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条析其事。
再述于后。
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故虽有法而不简也。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而世之无识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云师鲁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
既述其文，则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学，则又述其论议云：是是非非，务尽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随。亦非孟子不可当此语。既述其论议，则又述其材能，备言师鲁历贬，自兵兴便在陕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为而元昊臣，师鲁得罪。使天下之人尽知师鲁材能。
此三者，皆君子之极美，然在师鲁犹为末事。其大节乃笃于仁义，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其临穷达祸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学、其论议、其材能、其忠义，遂又言其为仇人挟情论告以贬死，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穷之状。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废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穷，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责当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子般卒”是也。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君子偕老”是也。不必号天叫屈，然后为师鲁称冤也。故于其铭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铭不减”，意谓举世无可告语，但深藏牢埋此铭，使其不朽，则后世必有知师鲁者。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铭文不合不讲德，不辩师鲁以非罪。盖为前言其穷达祸福无愧古人，则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区区曲辩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无害，故勉徇议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
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见，不必重出也。皇甫《韩文公墓志》、李翱《行状》不必同，亦互见之也。
《志》云师鲁喜论兵。论兵，儒者末事，言喜无害。喜非嬉戏之喜，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学，岂是薄颜回乎？后生小子，未经师友，苟恣所见，岂足听哉！
修见韩退之与孟郊联句，便似孟郊诗；与樊宗师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
又思平生作文，惟师鲁一见，展卷疾读，五行俱下，便晓人深处。因谓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
书冲厚居士墓铭后
东南固多学者，而徐氏尤为大族，其子弟从予学者，往往有闻于时。视其子弟，则可知其父兄之贤也。庐陵欧阳修书。
书李翱集后〔天圣□年〕
予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书于魏君，书五十篇。予尝读韩文，所作《哀欧阳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传。”而此书亡之，惜其遗阙者多矣。
书梅圣俞稿后〔明道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