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县北部，豆村镇东北六公里的佛光山中。相传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471—499），隋唐时期一度十分兴旺，以后更由于添建了一座高九十五尺的弥勒大佛阁和塑有七十二尊佛像及八大龙王而名播远近，成为五台山的著名佛寺。唐会昌五年（845），武宗“灭法”，全寺被毁。直到大中十一年（857），愿诚和尚又在原址上重建佛光寺。其中的东大殿是由女弟子宁公遇出资重建的木结构大殿。这便是至今保存完好的我国唐代木结构大殿，它与南禅等大殿堪称珠联璧合，是一对建筑宝藏，如果仅从建寺的时间来说，它屈居老二，但如果从其建筑规模、从其内涵来看则唯其独尊了。
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八架椽，总面积六百七十七平方米，单檐五脊顶。前檐当中五间全部设板门，两尽间槛墙上和两山墙后部辟直棂窗。其余部分用墙包砌，上覆单檐庑殿板瓦屋顶。与南禅寺大殿不同的是：它建筑在低矮的台基上，并巧妙地利用山势、台基后半部就山崖削成，台面前低后高，柱身随其变化而前长后短，后部有几根内柱直接立在佛坛上的石础或岩石上。前檐柱础覆盖宝装莲瓣，余者皆为素平石柱础。柱身都是圆形直柱，仅上端略有卷杀。
佛光寺大殿是现存唐代殿堂型构架建筑中最古老、最典型、规模最宏大的一例。其特点是由上、中、下三层叠加而成。下层是作为屋身骨架的柱网，由阑额将檐柱和内柱顶连成内、外两圈矩形框子；中层是类似于现代建筑中圈梁的铺作层，其作用是在整个构架中保持整体性并将重量均匀地传递给各根柱子。它是由四、五层重叠的柱头枋组成的槽，与斗拱垂直穿插相交而成的网状体，上层是屋顶骨架。
殿堂型构架实际上由明袱和草袱上下两层组成，在大殿草袱梁架上的最上层用叉手承托脊檩，而这种汉以来的传统作法，唐以后已不用。佛光寺大殿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这种传统作法的孤例，也使我们了解到，唐代的建筑如何从汉代的传统作法基础上过渡、发展的。
整个大殿共用了七种斗拱（唐、宋时称铺作）：外檐三种，室内的身槽内铺作四种，为现存古建筑中挑出层数最多、距离最远的。该殿又具有唐、字、宋殿堂构架铺作的最大特点：铺作实际上是明袱和槽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大殿的屋面坡度平缓，举高约为1：4．77，正脊及檐口都有升起曲线。
采用这种结构的大殿，将高举而深邃的屋檐和粗壮的柱列、简朴的门窗及舒展而平缓的屋顶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浑朴而又雄放的外观。与此同时又将殿内高敞的中心大厅与环绕其四周的较低通廊相结合。这样既突出了佛像的崇高伟大，又利于信徒的烧香、礼佛。做到了形式与内容、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统一。
当然，要建造这样一座雄伟壮观的大殿是与精确计算及缜密的设计分不开的。通过对大殿材高、明间的面阔、柱高内槽的进深及室高等测量，使我们确信当时已有一套以材份为基本模数并按一定比例进行外观和室内空间设计的相当成熟的设计方法。从而完满地解决建筑的使用功能，工程技术和艺术等诸多问题。
在大殿的木构部分，透过现刷成的土朱色，我们还可隐约发现具有唐代风貌的彩画；如在阑额、柱头枋上有白色圆点，斗拱正面用紫色，侧棱交替用紫色和白色画凹形“燕尾”。如同南禅寺大殿上的那样。
虽然佛光寺大殿内同样留下了唐代的塑像，但由于受到近代庸俗化重妆的破坏，致使艺术风貌大损而索然无味。倒是有两座写实的肖像堪称罕贵。这是两座略小于真人的坐像：一座为重修此寺的愿诚和尚；一座为出资建殿的“佛殿主”宁公遇。
此外大殿内还残存唐、宋壁画和唐、五代题记，为我们提供了反映当进社会风貌和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唐代的壁画，更是充分体现了我国佛教极盛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弥足珍贵。
我国现存的唐代木构建筑共有四处，除已述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外，还有两处也均在山西省境内：一处为芮城的五龙庙正殿；另一处是平顺天台庵正殿。这四处木构建筑均是以材份为基本模数建造的，其中仅有佛光寺大殿为殿堂型构架，余者毕为厅堂型构架。然而，五龙庙正殿与天台庵正殿均由于历年的修缮，唐代风貌已不明显。尽管如此，这两处仍有局部保留了唐代的建筑风格。其中天台庵正殿在四座木构建筑中是最具有厅堂型构架特点的一座。
天台庵正殿平面呈方形，面阔进深各七米多，各为三间，上覆单檐歇山筒板瓦顶，建在石台基上。殿身用十二根圆形檐柱，不用内柱。它采用“四架椽屋通檐用二柱”的构架形式，同时在斗拱形式上采用一种宋代称做“斗口跳”的，因而它在四座唐代木构建筑中采用了做法最简单的一种。另外该殿是四座木构建筑中唯一使用“襻肩”，以增强构架的纵向稳定性的，因而它是研究唐代厅堂型构架特点和发展演变的重要例证。
五龙庙正殿规模也不大。台基高一米余，单檐歇山灰瓦顶，五间六柱，进深近五米，三间四柱，共有檐柱十六根，也无内柱。柱也用圆形直柱，其构架形式与天台庵正殿同，但它在下述三方面独具特点：其一是该殿两山的做法构造简单，是唐代歇山顶“厦两头”的实例；其二是此殿在列柱中线以上的横拱，保留了盛唐以前的做法，由一令拱一素枋为一组，重叠两层组成；其三是其托脚和叉手的斜度相近，基本可联成直线，成为研究叉手，托脚演变的重要实例。
通过对上述四座木构建筑的考察，我们可以判断出前人在建筑上的进步情况：自战国时期创始台榭建筑以来，创造出由斗、拱、枋组合成的“铺作”，再进而创造出整体的铺作结构层，成为木构建筑发展成熟的标志。这是一种由井干楼、台榭、阁道、斗拱等构造形式汇合发展而成的新形式。这种水平分层叠垒的形式，适宜于建造大规模的或高层的建筑物。这种结构形式，至迟在初唐时已经成熟。
此外，这四座建筑也使我们看到居住习惯的改变如何影响建筑物的造型的。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门窗的安装。自南北朝开始改变席地而坐的习惯，唐代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桌椅。这就影响到建筑的变化。室内的高度因此而增加，由于柱高增加，出檐相对减少，导致房屋外观立面比例的改变。这又造成以往用来遮蔽风雨的帷幔效果的减低，于是门窗便取而代之，并由此导致门窗上各种花格子的制作……当然，这些变化都是逐渐的，不过，我们从上述四座木构建筑已经看到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这大概是这些木构建筑的又一可贵之处吧！
形式多样的佛塔
塔自汉代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的逐渐与我国传统建筑形式的结合。至隋唐，又进入一个发展时期。隋唐塔的形式富于变化，有方、圆、六角、八角等多种平面；造型则有单层塔、密檐式塔、楼阁式塔；从其建筑材料来说既有砖石塔，也有木塔。唐代的木塔今已无存，但砖石塔却留下不少。
在单层塔中有我国现存最早的亭阁式塔神通寺的四门塔。所谓亭阁式塔是指塔身为单层的圆形、方形等多边形的亭子，顶部冠以塔刹，塔下建有台基的一种塔。四门塔位于山东省历城县柳埠村青龙山麓神通寺遗址东侧。该塔建于隋大业七年（611）；塔平面呈正方形，每面宽七米三八，四面各开一道小拱门。塔高十五米零四，单层，全部用青条石砌成。塔室中有方形中心柱，柱四面各安置一尊石雕的佛像（后刻），内部形式与中心柱型石窟如出一辙。塔檐挑出叠涩五层，然后往上收成四角攒尖顶，最上置山花蕉叶托相轮，和云冈石窟浮雕塔刹完全相同。
全塔风格朴素简洁。
建于唐天宝五年（746）的会善寺净藏禅师塔，也是一座亭阁式塔，同时它又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单层八角形塔。该塔位于河南盛县城西北六公里处，该塔为寺内高僧净藏禅师的墓塔。
该塔不采用隋唐时期较为普遍的正方形塔式，却仿效当时流行的八角形殿堂，亭轩的样式，颇为罕见。
塔为砖筑仿木结构，整体造型恰如一座小型殿堂，坐落于砖砌的塔基上，平面为八角形，单层垂檐，全高九米多，南向有圆拱门，北面有铭石一块，东西置矩形假门，上饰门钉；其余为直棂假窗。
塔下有低矮须弥座，塔身转角用五边形倚柱。柱下无柱础，柱头有阑额，阑额上除正面隐出斗子蜀柱外，其他各面均施人字拱补间，柱头斗拱上承叠涩出檐。屋顶残缺较多，但还可看出有须弥座、山花蕉叶、仰莲、覆钵等。塔顶为石雕莲座莲盘和火焰宝珠。
除了上述两座塔之外，唐代的单层亭阁式塔还有：山东长清灵岩寺慧崇塔、三藏塔；山西运城泛舟禅师塔、五台山佛光寺方便和尚塔等。
现在存世的唐代密檐塔的典型代表主要有荐福寺塔、崇圣寺千寻塔。千寻塔位于云南大理市西北郊。塔始建于唐文宗开成元年（836）。该塔平面呈四方形。在第一层高大的塔身以上，设置密檐十六层，高六十九米一三。塔身内为空简式，在当时有井字形楼梯，可以供人攀登。整个塔的结构形制与荐福寺塔极为相似，为典型的唐代密檐式方塔。塔下有两重台基，台上塔身每面宽九米八五。塔檐之上叠砌出低矮平坐，整个塔的外形显出优美的弧线形轮廓。
该塔也是唐朝时中原汉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白族（当时为南诏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结晶。据说建塔时，白族人民同时在塔下堆砌一个斜坡形土台子，以便运送建筑材料。从而克服了由于塔身高，施工难度大的困难。以后塔身建高一层，土台子也随之升高一层，斜坡则相应延长。当建造至近七十米的十六层塔顶部时，土台子的斜坡已延伸到大理五里桥一带了。
其后约在大理时期（宋代），又在千寻塔之西建了两座高度均为四十二米一九的十层密檐式砖塔，南北对峙。从此三塔鼎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相映成趣，成为云南大理的一道绝妙风景线。
如果要说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塔，则非兴教寺玄奘塔莫属了。玄奘塔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少陵原，在被列为“樊川八大寺院”之首的著名唐代寺院兴教寺内。公元664年玄奘死后葬于长安白鹿原。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奉敕迁葬于现址，建塔并建塔寺。后唐肃宗李亨到此寺游玩，题塔额“兴教”，意为大兴佛教。从此，寺院便以“兴教寺”为名。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曾修葺一次。后屡遭破坏，现仅存玄奘、窥基、圆测三座砖塔。
玄奘墓塔，方形砖砌，底边长五米，高约二十三米，以腰檐划分为五层。每层分作三间，第二层以上塔心实砌。底层最高，逐层收减高宽。外形有明显的收分。每层皆有砖雕斗拱和门棂，为仿木构楼阁结构，外形与慈恩寺塔（大雁塔）略似。柱为八角形壁柱，斗拱采用宋代所谓．的“把头绞项”，即一斗二升制式。挑檐大砖层多，在其他唐塔中少见。塔的正面有券门，龛内供有泥塑彩绘玄奘坐像一尊。该塔塔身塔刹较完整，是楼阁式砖塔中保存最好和最早的建筑实例。
除此之外，还有慈恩寺塔、香积寺塔等，但均因历代战乱而有不同程度的损毁，难见全貌。
驾石飞梁尽一虹——安济桥
在我国河北省赵县城南有一座石拱桥，它犹如彩虹一般横跨郊河之上。这便是由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监造的安济桥。该桥为敞肩式单孔并列券石拱桥。赵县古称赵州，故又名赵州桥，俗称大石桥。
安济桥创建于隋朝开皇至大业初（595—616），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现存的最古老的单孔石拱桥。不仅如此，该桥还在世界桥梁史上首创“敞肩拱”型桥，这在世界桥梁史上是一项极其伟大的成就。
的确，李春在设计监造该桥时动足了脑筋。安济桥只有一个弧形的桥洞（主拱），跨度长达37．02米。我国在习惯上把弧形的桥洞，门洞之类的建筑叫做“券”。一般的石拱桥的券，采用半圆形，高度往往是长度的一半。如果安济桥也采用半圆形，则桥洞则要高达18．5l米。这样一来，车马行人过桥就如同翻一座小山，很不方便。因此一定要减低桥的高度，但如果像其他桥那样靠多造几个桥洞来减低桥的高度的话，则既废石料又废人工。李春为了省工省料，同时又便利交通，便采用“切弧”的原理，让该桥的券不是半圆，而是小于半圆的一段弧。券的两肩叫做“撞”。一般石桥都用石料砌实，因为撞很厚实，足以抵御洪水的冲击。但安济桥却不能这样，它由于采用了弧状桥洞而使撞的部位相对削弱，如在洪水季节，汶河的水位猛涨，流量又很大，一旦遇到砌实的撞，致使水流不畅，上游的水就会漫上岸来，石桥就有可能被水冲垮。
李春经过反复试验，发明了一种拱肩加拱的“敞肩拱”型桥，即在主拱的两肩再各建两个小券，靠桥堍的两小券净跨3．81米，近桥中央的两券净跨2．87米。这种形式的桥又叫“空撞券桥”。
这样设计的构造不仅使桥的自重减轻了约五百吨，满足了大拱券（主拱）和地脚的荷载要求，同时一旦遇到洪水滚滚而来时，一部分水就可以从小券往下流，既增加了泄洪的能力，又减小了洪水对桥的冲击，保证了石桥的安全。不仅如此，还达到了省工省料的目的，据估计，仅此一项，便可节省石料一百八十立方米。
安济桥宽9米，两端宽9．6米。尽管主拱净跨37．02米，但拱高仅7．23米。为了增强桥体的牢度，李春在砌筑方法上也经过慎重的考虑。通常有两种砌桥洞的方法：一种叫“纵联法”，像砌墙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砌，各层石块相互交错。这种方法砌成的桥洞是一个整体，比较坚固，但它有一个致命伤，如果有一块石块坏了，整个桥洞就会受到牵动，甚至全部坍塌，很不容易修补；另一种方法叫做“并列式”，即并排砌成许多道窄券，合成一个整券。这样一旦一块石块坏了，只影响一个窄券，不会牵动全局，修补起来比较容易，并且在修补的时候，也不必中断桥上的交通。但这种方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各道窄券的石块之间相互没有联系，因而不如纵联式坚固。李春考虑再三，最后选用了并列式，用二十八道小券并列砌筑成桥体，为了弥补并列式缺点，他采用了勾石、收分、蜂腰、伏石“腰铁”（铁钉）连结加固，使它们连成整体。
李春不仅注意了安济桥的造型美观，同时运用建筑装饰对桥面刻意打扮。他让人在桥面两侧四十二块栏板和望柱上精心雕刻，尤其是那栏板上的半圆雕刻“斗子卷叶”和“行龙”，比例适度，线条流畅，其神态跃出栏板之外，其艺术效果远在透雕之上，堪称隋代石雕之精品。
由于桥身巨大空灵，稳固坚轻，寓秀逸于雄伟之中，巧夺天工。宋代杜德源作诗赞之为：“驾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蛰背磨空。坦平箭直千人过，驿马驰驱万国通。云吐月轮高拱北，雨添春水去朝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