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所有截获的真文件都说成是假的，这是俄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的一个迷惑对方的抵赖手段。用类似方法迷惑对方的最明显的事例是所谓的“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信的落款日期是1924年9月15日，它被英国秘密情报处截获，并在1924年10月英国大选期间见诸报纸。
这份文件中，指示英国共产党对其在工党中的追随者施加压力，加强在军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为即将爆发的革命做好准备。那时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正是这封信导致了英国第一个工党政府的失败而保证了保守党的胜利。季诺维也夫信函的原稿已找不到了，因而今天很难确定此信的真伪，要知道那时被间谍机构截获的真真假假的共产国际的文件数不胜数。掌权的保守党政府认为，季诺维也夫信函的真伪可从其他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证实。这些人中，据后来所知，有军情五处的一个“代理”人员。他混入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并固定地提供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可靠情报。1924年底，共产国际指责英国共产党对秘密文件保管不善。对发生的事有两种解释：或是真的有这样一封季诺维也夫的信，或者这只是一个伪造品，里面的内容只是接近共产国际相关文件中的内容，因而军情五处的间谍很容易地就将两者搞混了。
共产国际宣称季诺维也夫的信是伪造的。不管这种表白是对还是错，有一点是显然的：共产国际利用这一形势有效地组织了迷惑众人的运动，旨在向全世界表明自己与此类指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事实上共产国际的成员时常接到这样的上级指示。这场唇枪舌剑的闹剧，以1924年11月英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而告终。该代表团由三个轻信的英国工党代表组成，他们要对共产国际的文件进行研究，并查清季诺维也夫信件一事的真实情况。艾诺·库西年后来讲了那场“疯狂的突击活动”，为了在英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抽去共产国际档案室里对英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指示以及其他“有损名誉的文件”，他们连轴干了三天三夜，甚至连记录着每日来件的本子也被精心加工过，并做了相应的改动。
“结果真将这个三人小组给蒙骗过去了。而共产国际也就洗刷了在英国进行破坏行动的罪名。等代表团一离开，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并为他们如此轻松地就愚弄了英国人而开怀大笑”。
“季诺维也夫信函”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了政治保卫总局更严格的控制，而军事问题则开始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步骤。
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1926年总罢工时，即瓦列尼乌斯向英国共产党人转交钱款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建立了更可靠的信使传递系统，当中有贸易船队上的共产党水手，他们都置于军事情报机构和汉堡水兵及运输工人工会领袖埃多·菲梅纳的直接领导之下。为了确认这些挑来的信使是否绝对可靠，他们先给这些人一些考验性的任务，例如，先让他们按照预定地址送递密封的物件，其实包里什么也没有，然后才交给他们真正的任务。
“辛迪加”行动
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在对白军分子的颠覆行动中，代号为“辛迪加”和“托拉斯”的两次行动被写入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积极行动”的教材中。
“辛迪加”行动是为了专门对付白军分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的。此人名叫鲍里斯·萨温科夫，是前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曾任克伦斯基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在1920年俄波战争中，萨温科夫领导了华沙反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政治委员会（PNK），并组织招募了“俄罗斯人民军”（该支军队曾在波兰人的指挥下同红军作过战）。
1921年1月，萨温科夫又将俄罗斯政治委员会的残余人员组建成新的组织，以期推翻布尔什维克。“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在苏维埃俄国建立了间谍网，用以搜集情报并策划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据苏联史料记载，“几乎所有的萨温科夫的间谍都在波兰人的控制之下，而波兰警察局则帮助他们越境”。尽管有波兰人帮助，也有法国人、英国人和捷克人的资助，萨温科夫仍是勉强维持生计。1921年6月英国秘密情报机
构驻华沙的情报站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说：“情况令人绝望，到今天现款只有几万波兰马克了，而这甚至还不够支付（萨温科夫的）工作人员7月份的工资。
但是，萨温科夫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从西方得到的钱款不够，而在于他的组织中打人了苏维埃的间谍，虽然他对这一点未能意识到。1920年12月，萨温科夫刚刚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之后，驻戈麦尔（苏俄的一个省中心）的苏维埃内务部队副司令员亚历山大·爱德华多维奇·奥佩尔普特来到波兰找到了他。奥佩尔普特自称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成员，并给他带来一包伪造的文件。
奥佩尔普特的真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亚尼科夫。他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且渗透工作干得卓有成效。其实他的姓氏就应该引起怀疑：要知道，在苏维埃时期，俄语中引入许多新的缩合词。奥佩尔普特这个姓很容易令人怀疑是“行动”和“迷惑”两
词的缩合。无论是萨温科夫还是奥佩尔普特接触过的其他情报机关，都没有猜测到这个姓氏的含义。在当上萨温科夫的主要助手之后，奥佩尔普特弄清了所有在苏维埃俄国活动的“人民捍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主要成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被肃反委员会逮捕，有44人在1921年8月被提交公审。为了不暴露奥佩尔普特的真实身份，便宣布他也被逮捕了。
奥佩尔普特所搞到的情报，成了苏维埃政府就萨温科夫企图在华沙制造反苏行动一事向波兰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的依据。1921年10月在波兰方面的坚持下，萨温科夫离开了华沙，他先到了布拉格，然后又到了巴黎，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反布尔什维克中心。从此肃反委员会便开始了行动的第二阶段——“辛迪加2号”。任务是肃清萨温科夫的组织中在俄国和西方的残余分子，并将萨温科夫本人诱回俄国。以便在莫斯科公开审判他。由于萨温科夫当时对许多情况尚未搞清楚，因而此行动进行得比较顺利。1921年底他来到英国，与旧相识温斯顿·邱吉尔见了面以后，他和高层官员们又进行了一轮会见。
有意思的是，他还和驻伦敦的俄国贸易代表团的一些人见了面。萨温科夫说，他同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克拉辛见了面。他的有关未来的、自由的俄罗斯的思想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辛甚至建议他参加苏维埃政府。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处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显然是根据截获的克拉辛的电报向外交部报告说，不能相信萨温科夫所述，因为，事实上贸易代表团“对他的接待相当不友好”。圣诞节前不久，邱吉尔和萨温科夫驱车前往位于切克尔兹的首相郊区官邸。
萨温科夫的间谍人员正在接受严格的特训，他们的目的就是推翻布尔什维克。
他们在“自由教堂”神职人员和威尔士人合唱团的人群中找到了劳合·乔治。有好几个小时，合唱团都在用威尔士语演唱宗教颂歌。等所有的颂歌都唱完了，萨温科夫便向劳合·乔治讲了自己不切实际的计划，想引起对方的好感，但毫无效果。不过按萨温科夫自己所述，这次会面的情形完全是另一个样了。据他讲，合唱团的颂歌平稳地转为“上帝保佑沙皇”，而劳合·乔治及其家人很快就附和着唱了起来。
尽管萨温科夫是个事实上的幻想家，但他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然，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追随者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是邱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人很欣赏。谈到萨温科夫时，他写道：“他对一切所述、所为都很注意，他记得所有的时刻。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时刻。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为俄罗斯人民做得这样多，贡献得这样多，牺牲得这样多。”
1922年夏，萨温科夫的助手、前沙俄军官N·舍舍尼亚在穿越俄波边境时，被苏维埃边防军抓获。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命令，舍舍尼亚向流亡在波兰的萨温科夫的追随者们写了一封信，说他已和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反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之后，反间谍处的一个高级军官A·N·费奥多罗夫化名成A·N·穆辛去了波兰几次，他自称是莫斯科地下组织（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的领导人。最后他说服驻维尔诺的萨温科夫组织的领导人伊万·福米乔夫和他一同去俄国。在莫斯科，福米乔夫和一些自称是地下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保卫总局遣入人员会了面。谈判的结果是，他同意请萨温科夫来领导他们的组织。
1923年7月，穆辛在巴黎会见了萨温科夫，并告诉他，莫斯科的地下组织在战术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迫切需要他的领导经验。但萨温科夫自己没有去莫斯科，而是派了自己的助手、上校谢尔盖·巴甫洛夫斯基前往赴命。9月，巴甫洛夫斯基一到莫斯科就被抓了起来。克格勃中心就此事在精心编纂的材料里写道，他一开始“很猖狂……但后来，他被驯服并同意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事，扮演政治保卫总局给他派演的角色”。巴甫洛夫斯基给萨温科夫连拍了几封电报，请求与他在莫斯科会合。1924年7月，萨温科夫终于上了钩，决定回到俄国。他给自己的老朋友、老助手西德尼·赖利发了封电报，请他离开纽约来帮助他准备秘密回国一事。
他们对此计划讨论了三周，到了8月15日，萨温科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来到了苏联，直接落入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审问很快就摧毁了他的顽抗。在8月27日的公审大会上，萨温科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完全地、无条件地只承认苏维埃政权。我，这个走过一条敌视你们的、血腥的、沉重的斗争之路的人，这个比任何人都更激烈地否定你们的人，想对每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俄罗斯人说：如果你是俄罗斯人，如果你热爱自己的人民，那你就应向工农政权深鞠一躬，并无条件地承认它。”
因为萨温科夫的当众忏悔，他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判处10年监禁。据克格勃的官方说法，1925年5月，萨温科夫从牢房窗口跳下去摔死了。但事实上萨温科夫是在卢比扬卡被人从楼梯上推下去的。克格勃的一名老工作人员曾几次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指了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萨温科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托拉斯”行动
俄国肃反工作人员曾编造出一个代号为“托拉斯”的有名的“俄罗斯保皇组织”（MOP）。这个虚构的组织存在了6年。“托拉斯”行动的主要对象是两个重要的白色流亡团体：柏林的“最高保皇协会”（BMC）和巴黎的“俄罗斯军人联合会”（POSC），后者的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库捷波夫将军。
当时，反间谍处的军官亚历山大·亚库舍夫扮成一名有机会作为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出国的“托拉斯”秘密成员，在雷瓦尔与“最高保皇协会”的成员尤里·阿尔塔莫诺夫会了面，并向他介绍了自己组织的情况。通过阿尔塔莫诺夫，反间谍处与“最高保皇协会”建立了联系。1922年，阿尔塔莫诺夫又前往华沙，当上了“俄罗斯军人联合会”的代表，负责保障与巴黎的库捷波夫将军的联络。
在此后几年间，按照反间谍局的安排，亚库舍夫和其他一些“托拉斯”代表去过德国、法国和波兰，在那里与俄国的白色流亡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时陪同亚库舍夫外出的还有前沙皇军官尼古拉·波塔波夫将军。此人革命后很快就投靠了布尔什维克，而现在扮成“俄罗斯保皇组织”军事司令部的统帅。
库捷波夫将军比其他白军领袖更怕苏维埃间谍的渗透。在获取其信任的过程中，玛丽亚·扎哈尔琴·舒尔茨发挥了主要作用。当自己的第一个丈夫死在战场上以后，玛丽亚将孩子托给熟人，自己志愿上了前线，她的第二个丈夫又在国内战争中被打死。而玛丽亚则随着败退的白军到了南斯拉夫。1923年，她加入了库捷波夫的组织。著名的英国间谍赖利最后一位妻子佩皮塔·赖利这样描写玛丽亚：“她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女子，面色苍白但充满魅力和智慧，有一双安详、诚恳的蓝色眼睛，当然，受过很好的教育，被西德尼称为‘古典妇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神秘的玛丽亚为苏联情报机构打进流亡国外的反动组织做出了巨大贡献……
玛丽亚在“托拉斯”行动的胜利中作出的贡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指责她与肃反委员会合作。但是在第一总局安德罗波夫学院的教材中写道——而且也不无根据——她甚至都不曾想过自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她不过是亚历山大·奥佩尔普特手中乖顺的玩物。后者在莫斯科与她相见时引诱了她，并在以后的好几年里与她保持了暧昧关系。既多情又很幼稚的玛丽亚获取了库捷波夫和赖利的信任，这使她在“托拉斯”行动的组织者手中成了一名作用无法估量的“间谍”。
“托拉斯”帮助反间谍处打入到流亡国外的主要白军分子组织中，并查明留在俄国的这些人的支持者。除此之外，或多或少被诱上钩的还有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英国和法国的情报机构。像爱沙尼亚贸易代表罗曼·比尔克，就在反间谍处的压力下成了白军组织和虚构的“俄罗斯保皇组织”之间的信使。而波兰的外交官则通过自己的外交邮政渠道转发“俄罗斯保皇组织”的电报。
负责送“托拉斯”代表出境的是苏维埃边防军准尉托伊沃·维亚希亚。此人表面上好像在和芬兰军事情报机构合作，实际上在为反间谍处效力。据苏维埃官方史料记载，至少有8个“托拉斯”组织的成员获得过西方情报机构的奖励，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积极地同这些机构斗争着。
斯大林错失重要情报
在德国进攻苏联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即1941年5月23日，英国联合侦察委员会就认为：“德国与苏联签订和约优势明显，并从战争一开始就会占上风。”可斯大林和他的主要谋士一直顽固地拒绝认真对待德国的入侵准备，以致对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