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他们有时会参加各种复杂的活动，例如抗日演出，这种演出的背后有人插手。妈妈参加过抗日演唱队，有人说，参加演唱队的人，都集体参加了什么组织……人一生有不知多少活动，如果不以人的目的来衡量，以人的品德来衡量，以及现实中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与承诺来衡量，而是以形式来衡量，那么就会复杂到任何人都无法清理自己而谨小慎微。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他们去世后，我请同学去帮助复印父、母的档案，同学们看了父、母向党交心的材料，都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泪流满面。终其一生，他们都是追随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坚分子，但无愧于党和人民。父亲终于在1958年国家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时，入了党。当时向党交心，不像今天这样信息发达，人人都可以看到中央精神，与中央保持一致。那时，其实就是向几个党员交心，向支部书记交心，即使有报纸公布上面的精神，但精神的执行还得有人理解后，再来贯彻。那时，反对个别党员，有可能被说成反党。我们亲眼看到父母的谨小慎微、忘我地拼其全力工作，无暇顾及我们，就如我拼死工作，无暇孝敬他们一样。他们对党和国家、
对事业的忠诚，已经历史可鉴。我今天要忏悔的，是我没有抽时间陪陪他们，送送他们。
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不必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这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来支撑，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从这两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任正非的父母为了向党交心、跟上社会主流是多么的尽心尽力，但是往往得不到期望的结果。所以任正非希望社会主流认同他们，给他们机会，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任正非一方面是在为父母鸣不平，其实更重要的是在说华为公司。华为是一家民营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相对来讲，不算是社会的主流。任正非想表明的是，社会主流不要怀疑华为的纯洁度，而是要用包容的态度接纳它，认同它。华为也像其他国有企业一样照章纳税，遵纪守法，从不乱说乱动，诚心希望主流社会不要用有色眼睛看待华为。
任正非曾多次强调，华为主要对政府负责，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对政府负责就是遵纪守法，依法纳税。在《华为的冬天》里任正非这样告诫员工：“国家的事由国家管，政府的事由政府管，社会的事由社会管，我们只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就完成了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的公司才能安全，稳定。不管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的员工都要坚定不移地保持安静，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严格自律，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特别是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任正非如履薄冰地走着每一步，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提心吊胆，夜不能寐。任正非提醒员工要关心时事，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但是不要卷入任何政治漩涡，指点江山。他要求员工必须跟着社会潮流走。如果员工卷入政治漩涡，公司不会支持，也不会保护。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包括任正非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回避媒体，低调行事。
任正非渴望跟上主流社会，一直不断地寻求官方的认可和政府政策上的支持。1994年，那时华为的销售额只不过9亿元，任正非就得到了江泽民的接见。这给任正非带来了惊喜和希望。2000年，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亲自点名任正非随团访问非洲，任正非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地说：“政府信任就好，只要企业干得好，其他都会随时间的证实而过去的。”任正非的父亲把任正非和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人都引以为豪。如今华为总部长长的走廊上，挂满了任正非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成为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
政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可轻易提及。任正非为表达自己的愿景，颇费一番周折。如今在任正非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华为已经完全获得了主流社会的认可。
15.低调的智慧
任正非认为让自己处于暗处，媒体处于明处，让媒体永远看不清自己在做什么，但企业又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媒体的动向。这既有利于保护自己，又可以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借用媒体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剑峰教授认为，在中国，企业家与媒体的最佳关系只能是若即若离，既不能过于亲密也不能过于疏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能把你捧上天，也能把你打入地。企业家与媒体过于亲密，容易让媒体抓到把柄，甚至连私生活都会大白于天下，一不小心把自己就给赔进去了。企业家要善于与媒体打交道，要善于驾驭媒体。任正非深谙此道，虽然任正非在媒体面前非常低调，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最受关注的人。
任正非的低调是众人皆知的。任正非在十几年前就规定，公司的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接受记者的采访，公司一致对外。任正非对员工说：“国家的事国家管，政府的事政府管，我们把企业依法经营好就行了。”他还告诫员工：“媒体有媒体自身的运作规律，他说你好你就好了？我们要安安静静的，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南风窗》杂志总编辑秦朔的《“冬天”的震撼一一华为给中国企业界的启示》一文中说：“华为也许是中国企业界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公司。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传媒能够采访它的最高领导人，能够对它的发展历程进行详细报道。你当然可以进入它的网站，进入‘新闻中心’，但当你点击‘媒体报道’时，它却毫无反应，一如这家企业面对传媒时的态度。华为的公司简介非常朴素，主要内容为介绍其各类产品，完全没有要做出大公司气派的意思。”因为华为的低调，到现在还没有记者对华为的发展历程做过详细的报道，没有任何研究机构能够摸清华为的财务状况。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内诸多媒体都试图采访任正非，但都遭到拒绝。
有一年，广东省一名主要领导请任正非等一些知名企业家吃饭。这名领导说要把华为树立为广东民营企业发展的榜样，任正非马上就说道：“领导请吃饭我感到非常荣幸，榜样就不要树了，榜样一树，华为就垮了。”相比于一些企业争当“形象工程”的举动，华为的这种行为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任正非在一次讲话中给出了答案，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我们主要是对政府负责任，对企业的有效运行负责任。”
媒体的干涉是任正非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2000年，《福布斯》杂志评估任正非的资产为5.4亿美元，居大陆富豪榜第三位。当时估计华为公司的价值为104亿美元。任正非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马上派人到香港与《福布斯》杂志的相关人员进行协商，声明以后不再上这个榜单。从此以后，任正非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榜单上。
2003年，华为的元老级人物刘平状告华为。事先刘平为了给自己的官司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特意请了一些记者朋友吃饭，希望发布一些消息。但是事后竟然没有一家媒体发布这则消息，后来才得知，是华为有关部门要求媒体不要报道此事。在2003年5月27日，该案第一次开庭审理，但是没有公开审理。
华为对媒体的低调与冷漠，反而激起了更多媒体对华为的探索欲望，于是很多记者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华为的点点滴滴。更有些记者根据一些极其有限的资料肆意揣摩，胡乱推测。2001年华为出售安圣电气的时候，深圳某报的一位记者未经华为同意写了一份报道登了出去。没想到的是，刚见报的第二天，华为律师就找上这家报纸，要求以后不得再发生这种情况。
任正非与媒体这种关系其实是华为“以静制动”公关战略的体现。因为在企业与媒体的关系中，媒体在暗处，企业在明处，一举一动都在媒体的摄像机下，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调换过来，让自己处于暗处，媒体处于明处，让媒体永远看不清自己在做什么，但企业又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媒体的动向，这样做既有利于保护自己，又可以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借用媒体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任正非永远置身于媒体所能接触的范围之外，构建了一层无形的保护网。其实这也是任正非的一个无奈之举，如果能够与媒体和谐共处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华为有些做法容易引起媒体的误解，如果任由媒体“自由发挥”，必定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破坏企业的形象。
华为对外界媒体低调，但是对内部绝对是“高调”的。华为内部有许多的出版物供员工学习交流，了解华为的大事小事。如《华为人》、《华为技术报》、《华为文摘》等等，它们主要是向员工、客户和潜在客户派送，华为总裁任正非也经常在《华为人》上发表文章。这样高调与低调的结合，才使华为走得如此顺畅。
16.“八股文”中的新意
任正非读过很多遍马克思的《资本论》，但他读得最多研究最深的还是《毛泽东选集》。华为高层的人认为，长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使任正非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不同于一般人的气质和特点。不但如此，从任正非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发现毛泽东对他的巨大影响。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固定的格式，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这种文体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八股文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呆板”、“无意义”的代名词。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不仅极大地束缚了仕人的思想，而且也败坏了学风。
任正非写的大部分文章也有浓厚的八股之气，不过这里仅仅取“呆板”之意，是就其常“模仿”的形式而言的。至于实用性，有个熟读任正非的文章的企业家曾这样说道：“把任正非的文章全部收集起来看，绝对要胜过看任何一本管理学方面的书。”
任正非除了对文化知识的学习，还非常热衷于政治方面的学习。据任正非的战友反映，任正非在部队期间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他读过很多遍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读的最多研究最深的还是《毛泽东选集》。华为高层的人认为，长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使任正非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不同于一般人的气质和特点。不但如此，从任正非所写的一些文章中，也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对他的巨大影响。
1995年12月26日，任正非在市场部整训大会上，作了一个题为《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演讲。让人几乎无法相信的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也写过一篇题目一样的文章一一《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月份相同，日期前后相差一天。这两篇文章的背景也十分相似。1995年底华为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任务，开始迈向“最后夺取城市”的阶段；毛泽东写的文章背景是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走向战略反攻的转折点。任正非写这篇文章有巧合的成分，但更多地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用。
1998年，任正非以对《华为基本法》的阐述为主要内容写下了著名的《华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一文，让人们想起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时期写的那些有名的文章。同一年，任正非在公司举办的“产品研发反幼稚大会”上，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为标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这句标题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时对中国留学生讲的话。1957年，数千名中国留苏学生和实习生赶到莫斯科大学期望能见毛主席一面。当时陪同的还有邓小平、彭德怀、胡乔木、杨尚昆等人，毛泽东高兴地走到讲台的前端，不断地向学生们招手致意。他对学生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还教导同学们说：“青年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在讲话中，毛泽东纵论天下，旁征博引。通过这篇讲话，任正非鼓励华为年轻的研发人员既要认识到自己身上所存在的幼稚毛病，又要对华为未来充满信心，相信华为未来一定能够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
1996年，华为市场部改组后，持续三个月创造出历史最好成绩。同时，在上半年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为了庆祝这些成就，华为举行了表彰大会，任正非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再论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的讲话，任正非在讲话中说：“繁荣的背后都充满着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繁荣本身的必然特性，而是处在繁荣包围中的人的意识。艰苦奋斗必然带来繁荣，繁荣以后不再艰苦奋斗，必然丢失繁荣。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启示。忘却过去的艰苦奋斗，就意味着背弃了华为文化。”
1948年9月起，解放战争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后，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当时，国民党负隅顽抗，尚有一些战斗力，就在这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题为《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