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正义感，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人们失去正义感，那就会和一般的动物无异，事实上，保持正义感的人还是很多的，就是那些一时失去了正义感的人其正义感也有再度唤起之时。要不，怎么会有“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滴水之恩，当涌泉以报”、“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深明大义，视死如归”、“不畏强暴，见义勇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说呢？所有这些，都是人们正义感的真实写照。
那些没有了正义感但仍存很大“希望”的人，往往会将自己的“正义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十分充足。人们对他一时未能看清，就是因为有其假象在其上。本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可还要高唱什么“为了团体的声誉”、“维护领导者的形象”、“考虑的不是个人的问题”、“对原则的坚持”等等。识别这种人，说难也不难，只要稍加用心察看一下他对其上司的前后态度就可以了。就是对于那些观察力较为低下的人们也不是什么难事，他们会从一个上司的身上看出端倪，从两个上司的身上可见一斑，从三个上司的身上其眼力就可入木三分了。在这个问题上，做上司的人的确是一块“试金石”。
下属中有人失去了正义感，尽管是其心理变化的结果，但作为一个领导者也还是有其责任的，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的责任。所以，强化下属的正义感，使其更加纯正和高尚，应当成为领导者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
是人必有爱恶，应爱即爱，应恶即恶，爱恶得家，爱恶分明，能如此，被人称为刚正。但偏爱偏恶，对其所爱所恶就可能出现偏激之处，也就对其所爱所恶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所爱所恶的过分了，就会起反作用。
因为偏爱，就会过分强调或只看到其所爱的对象的好处，而忽视或看不见他的坏处，即使其坏处超过其好处，也视而不见，如此，会把坏人看成好人。偏恶，也就会过分强调或只看到其所恶的对象的坏处，即使其好处超过其坏处，也视而不见，如此，会把好人看成坏人。
偏爱偏恶者是普通人，出问题还不会太大，如出于有权力而能决定人的命运者，奸佞的人将投其所偏爱偏恶，可能受到蒙蔽，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也就知错人而用错人。将会惹出祸乱。
唐太宗晚年，发生争夺继位的内讧，跟他偏爱有很大的关系，其事见《旧唐书》李承乾、李泰二人的本传。
李承乾是太宗的长子，太宗即位后立为太子，时年八岁，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居父唐高祖丧，政事交给承乾，他处理得井井有条，自此，太宗每外出，都令他居守监国。承乾有脚病，行动艰难，太宗虽感到美中不足，还不因此有废立之意。后来发生内讧致被废立，是因太宗偏爱李泰之故。
李泰少时便善写文章，常与名士交往，因此，太宗批准他调置文学馆，可召集文士一起研究文学。贞观十二年，李泰与士人撰写《括地志》，四年后完成，上呈太宗，太宗下沼付秘阁收藏，厚赏李泰及撰写人。因此，太宗偏爱李泰，每日供李泰的钱财，一度超过太子。
李泰腰腹洪大，太宗准他乘小轿到朝所，还想将李泰迁宫内武德殿。太宗甚至亲口说要立李泰为太子，其偏爱李泰如此。于是，李泰便起夺嫡的野心，勾结贿赂朝臣，结成朋党，加紧夺嫡活动。
太宗有废嫡意，承乾怕其太子位被李泰所夺，引发他提前夺帝位的阴谋。他与其叔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等谋反，将纵兵人宫。末发难，事被揭发，太宗便废承乾为平民，令元昌自尽，杀侯群集等。太宗面斥承乾，乾说：“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诸臣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对侍臣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求而得耳。”由于李泰夺嫡的阴谋亦揭露，太宗召集六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宣布：“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太宗不立泰，内心是惋惜的，但他终究是个明君，立泰是不得人心的，为国家计，只好割爱将泰徒居于外，他对近臣表露其心事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心中念泰，卿等所知，但为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两相全也。”于是，改封泰为顺阳王，徒居均州的郧乡县，后又封为襥王。年三十五，病死于郧乡。
如果识人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就是像诸葛亮这样的才华横溢的人，也避免不了有误人识人的误区。
《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记载：马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轩人蜀，任绵竹成都令，越南太守。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丞相很器重他。刘备临死对亮说马谗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不以为然，任马谡为参军。‘每与谡谈论，自昼至晚。
又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建兴六年(28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议者都主张以魏延、吴壹等老将为先锋，诸葛亮违众意而用马谡，令他统兵在前，与魏将战于街亭，被魏将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后据，恐退路被堵，只好退军回汉中。诸葛亮因马谡违其部署，虽与谡“情如父子”，为严明军法，也挥泪斩之，并上疏自责和请贬，说：“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
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从总的方面说，诸葛亮所选的接班人如蒋琬、费、姜维等都是德才兼备之士，说明他是知人善任的，而为何却独错用马谡？他跟刘备对马谡的看法何以又如此截然相反呢？这是因彼此务虚与务实不同之故。
刘备大半生都在沙场奋战，几乎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东汉末年以来所有大的战役，他是身经百战，很有战争经验，马谡“喜论军计”，刘备一听便知不符合战争实际，是纸上谈兵，这是取败之由；因知诸葛亮十分器重马谡，故在临死前特别叮嘱“不可大用”马谡。刘备知马谡是因他能务实。
诸葛亮与马谡都不是行伍出身，而是典型的士人，他们都很有才华，熟读兵书，又都来自荆州，故不论在学识或感情上，彼此都很投机。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主要是运筹帐幅和负责后方工作，他基本上还没有实战经验。马谡在街亭之战前也如此。因此，诸葛亮与马谡谈兵，是以虚对虚，即纸上谈兵，马谡“言过其实”，诸葛亮则难于发现。刘备死后，诸葛亮才掌握兵权，率兵出征。南征时，马谡建议“攻心为上”，这是孙膑所倡，非他发明，而一切兵谋家都是以心战为上的，不过他这建议对于南征来说确是良策，诸葛亮也有此意，故赞许而采纳，结果使“南人不复反”。诸葛亮也因此对马谡更加器重，虽有刘备“不可大用”马谡之嘱，他也不以为然。果然，马谡纸上谈兵是头头是道，但在实战时则举止失措，在街亭之战中，不守当道，而是舍水上山，有实战经验的副将王平苦谏不听，当魏将率兵围定，断其汲水道，蜀军不战自乱，终被张邻所破。蔡京能得到宋徽宗的宠信，并非偶然。因上之所好，下顺意投之，昏君佞臣必然胶结一起，共同谱写北宋灭亡的悲剧。
宋微宗善书画，是古代着名的书画家。也许是出于艺术家的爱好，他喜工艺品，奇花怪石，珍禽异兽。他在思想上崇信道教。如果不让他当皇帝，让他专心书画，将会有更大的成就。恰巧他哥哥哲宗死而无子，太后要他继位。他当皇帝后，于苏杭设“造作局”，集数千工匠制造工艺品；又增设“应奉局”，搜集江南的奇花怪石，他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在全国大建道院，强占民田赐与，仅以上三项，各级宦吏层层加码，趁机大肆掠夺，就给人民造成严重的灾祸。宋徽宗将其个人的爱好变成人民的灾祸，蔡京是主要的推动者和支持者0蔡京是熙宁三年进士。他这人毫无原则，入仕途是为升官发财。时分新旧两党，谁得势他便依附谁。
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执政，废变役法，限期复差役法，任开封知府的蔡京按期完成；章裔当权，恢复王安石变役法，他任户部尚书，最坚决支持的是他。蔡京就是这样出尔反尔。后他被贬，住在杭州，适宦官童贯被微宗派来搜集“书画奇巧”，他极力巴结童贯，将自己精心制作的屏障、扇带交给童贯送给徽宗，又厚贿徽宗左右为他说好话，引起微宗对他的赏识。他知微宗有意恢复新法，便上奏鼓吹，徽宗任他为右仆射。重用一佞臣执政，必有一帮佞臣结党，这就是被时人称的“六贼”
蔡京、王黼、朱皴、童贯、罗师成、李彦。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实已变质。目的在于搜刮人民的财物，以填满徽宗的私壑，而“六碱”掠夺的多得多，仅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万亩。
宋微宗亦知蔡京奸，但屡免屡起用，因为没有蔡京为他搜刮财物，他就不能尽情享乐，昏君佞臣，就如此难分难解。
在识人的问题上要走出识人的误区，必须克服这样一种偏见，即以已度人。这种人爱用自己的心理去猜度别人。自己给人过不去，可他总觉得别人在给自己过不去；自己好说东道西，可他总觉得是别人在说东道西；明明是自己爱占小便宜，可他总觉得是别人在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如此等等。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识人问题上，总喜欢“以己度人”’“以己观人”。他们比较喜欢跟自己脾气、秉性、兴趣、专长相同的人在一起，而比较厌恶跟自己脾气、秉性、兴趣、专长不相一致的人。这就会影响他对人才个性特征的正确认识，造成亲近一些人，疏远一些人，或重用一些人，嫌弃一些人。
在识人的问题上，勿以己度人。就是不要将别人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人；不要因为别人不知道的，就去教导别人；自己喜欢做的事，不一定别人也喜欢去做；自己不爱干的工作，不一定别人也不爱干。
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就是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正好相反。在生活中有的人看人识人，就有点小人气。如当别人学雷锋做好事时，他却认为是为了出风头，追名利；当有人善意批评指出他的缺点时，他总认为提批评的同志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当有人见到家庭有困难的同志；愿伸出友谊之手想帮助解决问题时，另一些人总认为这举动肯定是为了有朝一日有所报答。劝君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要太神经质了！
勿以线识人，这是古今中外识人的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勿以线识人，是决定正确用人方针的前提。
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这是两种不同的用人才方针。用人唯贤，是指不论亲疏恩仇，只要有贤才就用之；用人唯亲，是自己的亲友或亲己者，如信而用之。
用人而以亲划线，这就是历史上不少英雄好汉栽筋斗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是因为：一个人的亲友究竟有限，在有限的人数中选拔人才，必然数量少，而质量不高，故多庸才；用人唯亲，必然不信任外人，以至排挤人。而不被信任的人才，必然另寻出路，投奔他处。这实是为敌对势力输送人才。其结果是削弱了自己。能否得人才，是胜败的关键，彼此前途如何，可以预料。
为何用人唯亲？无非是亲人可信任而已。是否可信任，主要是看其人的品德如何，而不在是否亲人。每当势衰或败亡时，出卖或杀害自己的，恰恰是其所亲的人。
历史的鉴戒虽然如此深刻，但用人唯亲者仍不乏其人，‘这既有感情问题，也有认识问题。
战国后期六国为何缺乏杰出人才，是以亲划线识人用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六国所重用的人，主要是各国的皇亲国戚。以最出名的“四君”为例，他们中有三个都是其本国的公子，除一人较有作为外，其他“三君”并非有经国之才。“四君”都以养士着名于世，但其所养之士中杰出人才少得可怜，治国之才则一个也没有。如齐国孟尝君所养之士中，为人们所称道的不过是鸡鸣狗吠之徒和冯援而已。孟尝君奉命人秦被囚，靠鸡狗吠之徒帮助才能逃归；冯援则为他“营三窟”，使他自己在齐国得以安然无事罢了。赵国平原君的宾客中，倒有个自荐的毛遂，在赵、楚会谈联合抗秦时劫持楚王定从，此外未见有何贡献；而平原君只不过是个“翩翩公子”，他因利令智昏，使在长平之役中损兵十余万，赵都邯郸几亡。楚国春申君，因他不知人，后来被他所亲信的李园所谋杀。只有魏国的信陵君是个杰出人才，他曾率五国之兵败秦于河外，直追到函谷关，使秦兵不敢出。但魏王中秦离间计，不让他掌兵权，由于不被信用，他郁郁不欢致病死。
六国并非没有杰出的人才，但因六国君主用人都以亲划线，杰出的人才就被压制，打击以至驱逐，他们被迫只好出国找出路，既然六国大都用亲人，他们也就投奔能用天下人才的秦国。仅是从魏国投奔到秦国的，先后就有吴起、孙膑、商鞅、李斯、范睢、张仪、尉缭等杰出人才。正因六国有人才而不发现，反而逼他们出走，实是为秦国输送人才，留下的当然以碌碌庸人居多了。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着名的暴君之一，它的特征是专制独裁，其为人残忍而善矫饰。
炀帝之速亡，根本原因是他为人专制独裁，残暴空前。他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进谏者杀，听话者升，左右只剩下一班佞臣，高颖、贺若粥等是隋朝开国功臣，因对他的穷奢极侈进谏或有所议论，竟被杀头。而一些很有才能的隋朝官员，也因慑于炀帝的独裁的淫威，只好百依百顺，原来并非侯臣也成了佞臣。虞世基博学多才，兼善草隶，炀帝重其才，使参预朝政。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炀帝口授复示，世基笔书，日有百纸，毫无遗漏。世基因见叛乱日多，建议派兵守洛口仓，以免被占据。炀帝不从，责他是书生胆怯。世基见炀帝不可谏，又以高颖等因直言相继被杀，惊祸及己，只有唯唯诺诺，凡事察言观色，顺着他的意旨去做。裴蕴，为人明辨，有吏干才。他历任洋、直、棣三州刺吏，有善政，几次考绩都优。因此，炀帝升他为民部侍郎，时户口多漏，经他复查，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炀帝赞誉他说：“古语云，得贤而治，验之信矣。”不久，升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裴蕴知炀帝独裁，不顺其意必遭祸，因而事事窥伺其意行事，炀帝要加罪，他就曲法顺情，促成其罪；如要饶恕，则从轻发落，无罪释放。
由于炀帝独裁、残暴，围绕在其左右的臣下都顺意行事，黄门侍郎裴矩最善伺其意，炀帝极口称赞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末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厌恶贤臣，喜爱佞臣，是专制独裁的暴君的本性。
贤臣杀光了，只剩下佞臣，在他们的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下，隋场帝的错误越来越大，暴行越来越多，终于把这个独夫推向死亡的深渊。
多心招祸的“多心”，则指动心过多而生疑。对别人总是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看啥都不顺眼，这样必觉痛苦。在识人用人的问题，我们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认真考察所选之人，也不能因所识对象有小过而毫无根据地怀疑人家有大问题，也不能因选准之后使用时又乱加猜测其有不轨的行为。我们应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我们在识人过程中如果遇到意外的麻烦和小小的纠纷，就互相产生不信任的态度，对对方总是疑神疑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种小心眼的毛病如不改掉，则不仅害人也害己。作为领导者，要不疑神疑鬼，应对照如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