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水浒武术文化的特征及拳种流派
一、水浒武术文化的特征
水浒武术文化既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和文化特色，又包含在中华传统武术之中，一个时期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不仅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还要受到地域、民族、文化特色的影响。“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自古以来，菏泽人深受儒家人文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好仁不争”的尚仁风俗。厚直怀义，宽缓豪迈，纯朴敦悌观念，已经成为菏泽人历久弥坚的文化传统，惟从谦卑，与世无争，知足常乐。但是，菏泽人孕育着一种精神，他们面对挑战，置生死于度外，性强悍，负义气，激于义愤，遇事敢为，可杀而不可辱。这种性格对整个的水浒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二、水浒文化中拳种流派与兵器种类
中国武术如同浩瀚大海，深不可测，拳种繁多流派各异，源远流长，无论是民间传说、影视剧作或是武侠小说中，对不同水浒人物所习拳术与兵器使用的刻画和描述都不尽相同，诸如武松脱铐拳、武松独臂拳、神行太保拳、燕青巧打拳、达摩点穴拳、宋江拳、智深拳等等多个拳种。兵器上有李奎的双板斧，武松的双刀，豹子头林冲扎枪，而九纹龙史进挥棍，“劈碎华山”的金蘸斧和“密嵌铜钉”的狼牙棒，一丈青扈三娘用的是飞钩，扑天雕李应使的是飞刀，小李广花荣使的是飞箭；浪子燕青使的是飞弩，而没羽箭张清使的是飞石，真有红花绿叶，相映增辉之妙。单说最普通的刀，其种类就极其繁多，有腰刀，朴刀、戒刀，大刀，双刀，还有飞刀。叉也是常用的兵器，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使用的兵器便是浑铁点钢叉，猎户和农民、渔户人家使用的兵器也多是棍叉。
（第二节）水浒中英雄人物的侠义精神与武德思想
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常常侠、义并用。二者在文化的精神本质上存在一致之处，侠与义的结合更能体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水浒传》的侠义精神张扬了平民的力量，在“侠”和“义”中带有浓厚的匪气和功利性，这是儒墨两家的传统思想纠结与嬗变的结果。
“侠”“义”之意源远流长，与儒墨思想相契合，后几经衍变在《水浒传》中凸显为一种新的侠义文化样式，是儒墨侠义文化纠结与嬗变的结果。
一、“侠”“义”意蕴溯源
关于侠的出现，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战国末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韩非在《五蠹》中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最早提到了侠。而侠作为“以武犯禁”、“逞于勇”“而不敬上畏法”、“吏不能胜之”的一“蠹”被置于诛除之列。“侠”，汉代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作了解释：“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义”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义”曾是儒家倡导的一种道德观念。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然而墨家所讲的“义”又与儒家不同。在儒家那里，“义”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德之一，而墨家则以“义”为至上。墨子在《贵义》篇中开宗明义的指出：“万事莫贵于义”。墨子是站在当时小生产者的利益上讲“义”，认为人有人的特点，助人利人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墨家这种“义”的观念对于江湖文化中的“义”影响甚大。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中国历史上自汉以后儒家文化一直成为正统的统治文化。而在民间墨侠文化则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成为中国古代小生产者和农民的社会理想的一种概括。的确，对于广大平民百姓来说艰辛的生活、面临的困境、超越性的道德价值诉求似乎离自己很遥远。因此从思想家的知识到可操作的日常生活的常识，其间有一个思想家与日常生活达成共识的过程。所以从“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到“仗义疏财”是一个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理想的人际关系从道义的关怀转向了切身利益的给予。这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对于处在现实社会生活困境中孤立无援、深为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的下层民众而言，具有相当重要的情感慰藉作用。在“侠”和“义”的关系上，唐李德裕在《豪侠论》中曾说：“夫侠者……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既有儒家孔子“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准则，孟子“舍生取义”的侠者风范，又有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只要对天下有好处，即使自己头破血流也要前往的侠者气概。关四平、陈砚平曾说：“义，经历了一个由经典文化到江湖文化的演变过程。”在江湖世界中，“侠”是草野英雄的形态，而传统文化中的“义”成了侠士们的精神支柱和行为准则。正是凭借这种共同分享的观念，来自三教九流的江湖人士才构成了不同于正常社会的另一个社会，形成了常人无法了解的秘密文化--江湖文化。侠义精神作为江湖文化的一个旗帜，既来源于儒家文化，又受到墨家“义”的影响，体现了江湖人共同崇尚的道德人格或道德规范，但又加入了江湖人士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因此，《水浒传》的侠义精神并非简单展现传统的侠行为和侠品格，而是在传统的侠义精神中加入了一些江湖文化中的小团体、小农意识。传统儒、墨两家的思想在梁山好汉身上发生了蜕变，在“仁”和“义”中带有浓厚的匪气、功利性和奴性。
二、侠义文化的纠结
（一）侠义与匪气并存
侠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象征，侠之精神是中华民族高尚情操和生命意志的自然流露。传统侠义精神体现的是一种民族传统美德，是对公平和正义的不懈追求，表现出伟大的同情心和不屈不挠的反抗意识。但是在《水浒传》中，绿林好汉们的英雄气魄和江湖的豪侠气虽值得肯定，但也不能够忽略那些人物身上存在的思想的非理性和行为的非人道。他们往往为达目的，无所顾忌，对人的生命价值忽视乃至蔑视，带有偏激、嗜血、残忍、野蛮的倾向。鲁迅也曾说过：“‘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君不见，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都是可怜的看客。”在梁山的众头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亡命江湖的“流寇”、打家劫道的“强盗”、卖人肉包子的“黑户”、寻衅闹事的“光棍”……其成分出身，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梁山好汉们打家劫舍，往往只是为了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的快活，并不是真正关注广大劳动人民的快活。因此，我们在接受水浒英雄行侠仗义的大快人心时，也不能忽略他们身上所存在的一些土匪行径以及匪气。
（二）侠义与功利并存
传统的侠崇尚节义，人格独立性较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侠的勇敢无畏、冒险精神出于对社会不平的愤怒以及个人的血性和良知，其行为不具备任何追求功名利禄的企图，相反还带有一些反抗社会的因素。”从魏晋时期开始的侠客便带有浓重的超现实色彩，他们超凡脱俗，洒脱自在，没有功名利禄之念，没有人间七情六欲的牵缠。而《水浒传》中，侠客的形象由天上回到人间，像武松、鲁智深这样的侠，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侠，有名利心，梦想着“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以宋江为代表，早在上梁山前，他就曾对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其实这也正是反映了他自己内心对功名富贵的向往。当招安的纲领受到了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侠义气最浓的头领的激烈反对时，宋江的解释是：“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好汉们“众皆称谢不已”，说明他们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最后实现了招安。宋江之所以能说服梁山好汉“全伙受招安”，除了其崇高的威望之外，关键在于“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八个字。从这一点可看出宋江与众好汉的追求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可见，正如关四平、陈砚平所言：“受招安，求扬名，乃绿林豪杰的共有意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水浒传》中众英雄与传统的侠客已大不相同，为侠之目的，已不仅仅为义，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利。
（三）侠义与愚忠并存
传统儒家文化的“忠”体现了君臣关系的双向要求。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也宣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由此看来，儒家提倡的臣民忠君是以君对臣民尊重、爱护为前提的。后来出现的“士为知己者死”、“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的精神就是忠的完美体现。而《水浒传》中，这些梁山好汉被朝廷逼得走投无路，走上梁山，却始终幻想有朝一日能受招安，也正如鲁迅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既是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又是传统文化濡染江湖文化的结果，墨家宣扬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义”变成了奴婢式的屈从的“义”，折射出江湖文化中特有的道德人格和价值取向。宋江是最具代表性的“忠奴”。他“自幼曾攻经史”，“自幼学儒，长而通吏”，“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其出身与教养使他有浓厚的愚忠思想，对于皇帝和封建秩序始终抱有幻想。宋江也始终缺乏起义的觉悟，直到自己被判处死刑、绑赴法场问斩而被梁山英雄救上山后，这才加入起义队伍。沦落为盗寇之后，虽行江湖之“侠义”，但他骨髓里却声称逼上梁山是为了权借水浒，暂时避难，“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甚至自己死在旦夕，他还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的“忠”是江湖义气在愚忠思想的濡染下形成的江湖中特有的对头头的奴婢式的屈从和哥们义气，以致具有独立人格的侠义之士变成依附性的忠奴。梁山群雄的道德规范强调对宋江兄长的忠，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于宋江的忠的屈从以及对宋江的招安决策以及受招安后的一连串叛卖性行为的奴婢式的屈从。《水浒传》的“侠义”行的是江湖义气，虽也含有传统文化层中早为众人所认同的合理内核，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江湖小群体的民间文化特征，是被上层文化濡染且江湖化了的结果，而非正统的孔孟之“义”，但也不是简单遵循墨家的“义”，他们的江湖义气，张扬的是平民或小团体的力量，本质上仍然是不能同正义良善画等号的，由此产生出来的江湖文化在道德人格的价值取向上有着种种偏离传统文化的“道义”或者“侠义”，这正是传统文化和江湖文化冲突碰撞的结果。
三、侠义文化的嬗变
《水浒传》属于典型的英雄传奇小说。“义”是联结梁山英雄的精神纽带，八方异姓的梁山英雄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靠的就是“义”这面旗帜。“义”的涵义从正统文化到江湖文化的演变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对于“义”有不同的解释。唐代李德裕讲到“义”与侠的关系时，曾说：“夫侠者，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利，侠非义不成。”（《豪侠论》）可见在江湖世界中，“义”成了侠士们的精神支柱，变成了其行事的基本准则。在《水浒传》中“义”集中体现了下层民众渴求的理想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在《水浒传》流程中随处可见。创造者在完成梁山泊好汉一百零八这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数字模型后安排英雄座次，以一骈文集中表述了贯穿作品的虚拟血缘关系。
第一是道义。其含义就是“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是梁山的政治纲领，是一切“义”行的指南。也就是江湖上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梁山英雄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梁山英雄只能按授予君权的天和神的意志去行道义，扫除当道的奸邪。因此梁山的英雄要替上天行道义，就必然与朝廷作对。这就形成了梁山与朝廷分庭抗礼，形成攻州陷府，武力造反的态势。所谓“只因灭恶除凶，聊作打家劫舍”。（五十回）这就使梁山奉行的道义背离了儒家的规范，为儒家文化所不容。
第二是正义，即施恩不图报，无私的助人行为。及时雨宋江、花和尚鲁智深皆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典型。其中鲁智深救人救彻的精神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故被金圣叹推崇为“上上人物”、“人中绝顶”。他解救素不相识的金老儿父女，拳打镇关西是典型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侠义行为。金圣叹还不无感触的说：“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第二回评语）这种正义之气也可以说是人们对善的尊崇。
第三是兄弟的义气，即通过结义的形式使陌路人变成兄弟，相互间具备一种“准血缘”的关系。这里的义便是“手足情”。正如作者所评“结义情如亲兄弟”（第二十八回），《水浒传》中的结义随处可见。鲁智深为结义兄弟林冲大闹野猪林；武松醉打蒋门神；解珍解宝双越狱，孙新孙立大劫牢……七十一回后众好汉共同对天盟誓，连成一体变成“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的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