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武术家练武时，一般要讲究阴阳五行、子午流注、食养药补、四气五味等，这些内容和中医文化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中医学的范畴中，武术伤科、中医针灸与武术之间的关系最大，联系也最为紧密。武术家黄飞鸿从小就随其父采药行医，习武练功，成年后接管其父“宝芝林”药铺。因为大多数武术家所练拳法都为外家拳，刚猛强劲，极易受伤，故而，武术家在练武交手的实战中，也总结出了一整套中医骨伤科学的治疗与诊疗方法，二者互为因果，互为促进。一方面，武术活动中的受伤，为中医骨伤科学的发展创新制造了大量的临床契机，比如金创药、续命丹、接骨膏等等一系列伤科药品的发明；另一方面，中医药的一些保健治疗方法，也为武术家日常的锻炼和受伤后肌体的恢复提供了保障，比如练功后的药浴与针灸，就可以舒经活血，解除疲劳，消除炎症，从而增加功力等等。黄飞鸿的医术武功，尽出于福建九莲山南少林寺，而少林伤科，更是天下闻名；现今在浙江绍兴地区广为盛行的“三六九”伤科，原系“下方寺西里房伤科”，也是身出寺僧，源于少林，医术武功并蓄，针灸推拿并用。河北戳脚翻子拳大师王枝国不仅培养出像王占鳌、徐兆熊等一代武术名家，在武术伤科上也名噪一时。他百年之后，乡亲们为他树立了一座“善德碑”，以表其精武良医之功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术与中医伤科的关系最大。说到武术与针灸，就不能不说到一代宗师黄石屏先生。当年袁世凯苦患头风，诸医束手，金针黄石屏往诊，一针甫下，头痛立止。黄公除针灸学家以外，同时还是一个大武术家、大气功师，将武术、气功结合运用于针灸之中，自然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黄公祖父、父亲皆为武林高手，从小即随祖父习武，后受艺于山东蓬莱县千佛寺的圆觉大师。据黄岁松《黄氏家传针灸》一书介绍，石屏针法的特点之一，就是必须精通少林拳术和内外气功，才能将全身精、气、神三宝运于二指之上，施于患者患处，有不可思议之妙。他在回忆黄石屏治病时的情景说：“必先临证切脉，沉吟良久，立眉目，生杀气，将左右两手握拳运力，只闻手指骨喇喇作响。然后操针在手，擦磨数次，将针缠于手指上，复将伸直者数次，衔于口内，手如握虎，势如擒龙，聚精会神，先以左手大指在患者身上按穴，右手持针在按定穴位处于点数处，将针慢慢以阴劲送入肌肉内，病者有觉痛苦，直达病所，而疾霍然。”
中医与武术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有很多密切的联系。比如，武术家在修炼武功的过程中，他运输精气神的路径，实质上就是中医的经络体系，大周天就是十二正经的循行，小周天就是任督二脉的循行，而作为武术“三宝”的精气神，根本上就是中医名词；武术中很多动作招式的命名，都包含有中医的命名特点和文化色彩，比如气沉丹田，力劈华盖等；武术家交手所击打的称之为“要害”的地方，实际上都是人身的大穴抑或是神经走行集聚的部位，比如百会、哑门、天鼎、极泉、尺泽、太渊、章门、期门、肾俞、关元、委中、涌泉等。此外，武术家练武还讲究阴阳五行、九宫八卦、子午流注、食养药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等，这些内容和中医文化都有关联。相反，中医在诊疗治病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的借鉴与运用了武术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些相关内容，比如抓筋疗法、点穴疗法、导引疗法、气化疗法、按矫疗法、运动疗法等等，武术也成为了中医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武术与中医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不同程度地夸大作用；都有复杂到让人不好理解的玄之又玄的学习体系；都有一大批拥护者和不屑者；都被相信有超脱系统的高人存在，虽然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都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却没有多少仿效和系统地学习；都缺乏和国际上其他同类型文化的交流改进：都有极高的自我认可度，却往往不愿意应对外来力量的检验；都有“祖宗牌位”的意味，即不容亵渎，甚至不容置疑；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改动却很少。以上这些特点有很多已经直接阻碍了其科学化的进程，从而使其僵化而不易发展。
三、武术与宗教
在中华武术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武术与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的宗教严格说来是一个复合体，是各种文化观念、伦理观念、社会观念的综合产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巨大。
历史上的武术流派，多为宗教信仰者所创立。在民间传说中，少林武术的创始人为南北朝时期南印度阐释菩提达摩，武当武术“发源于武当山道士张三丰”，形意拳的创始人则是山西人姬际可，此人虽不是出家人，但受宗教思想的影响颇深，据其《自述》记载：他曾上嵩山少林寺习武近十年，“颇得少林秘法，尤擅大枪诀术”。另外，八卦掌、八极拳、峻恫派、昆仑派、峨眉派、岭南白眉派、燕青拳、迷踪拳、迷踪艺、秘踪拳等门派的创始人，也都与宗教有着直接联系。中华武术内容丰富、流派众多，少林和武当是最具代表的两大流派，并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之说。据万籁声《武术汇宗》记载：“宗派分少林、武当两派，少林宗初祖菩提达摩大师，武当宗洞玄真人张三丰祖师。少林为外功，武当为内功，各有精微造诣。”少林拳发源于河南嵩山少林寺。少林武术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少林拳的精华被称为“少林五拳”，系指龙拳、虎拳、豹拳、蛇拳和鹤拳，分为小洪拳、大洪拳、罗汉拳、梅花桩炮捶等几十种少林拳法，还有刀、枪、剑、铲、棒等器械的技击法，并创造出少林易筋功、小武功、阴阳功、混元一气功等气功。少林拳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分为北派少林拳和南派少林拳。武当拳因发源于湖北均县境内的武当山而得名。武当武术起源于元末明初，盛行于明末清初。武当拳的风格特点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短见长，以慢击快，以意运空，以气运身。武当派拳术有无极拳、鹤子长拳、猿猴伏地拳、六岁散手和五当太乙五行拳等。武当兵器有武当剑、白虹剑、六合枪、六合刀、松溪棍等。太极拳属武当著名拳种，影响极大。武当武术内功思想穷性命之真，发三教之理：它吸收儒学的静仁养生思想，深得《周易》阴阳变化之精髓，以忠孝仁义为修炼武术的基本条件；它秉承道学之道论，信奉循环往复、相互转化的哲理，崇尚自然无为、虚静淳朴之法则：它借鉴佛学的心性之学，引入禅宗空观、悟真的理论，可谓集儒、道、释之大成。太极拳在长期流传中，演变出许多支派，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太极拳有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和孙式太极拳。后经提炼整理，又出现简化太极拳、四十八式太极拳、八十八式太极拳等套路。这两大门派武术的思想内容、技术战术、内功修炼都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它从思想理论、技术战术、内功修炼等各个层面上都对武术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其中道教文化对于太极、八卦、形意等内家拳的影响尤为突出。中国道教的产生是一种多源的、多渠道的和逐渐聚拢而成的过程。神化老子，改造道家，是早期道教的主要创教活动。因此，《道德经》、《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与《太平经》、《周易参同契》、《黄庭经》、《抱朴子》等一起，成为道教最重要的一批理论经典；其中，《道德经》和《庄子》被道教奉为最高经典。于是，老、庄哲学被宗教化，成为道教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源头。后代道教武术大师们将这些道教哲学思想融于武术，使中华武术不仅具有高度成熟的技巧、迷人的神韵；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增强了武术的独特魅力。武术中还有一些理论概念原来就是道教的。如：九宫，《云复七签·黄庭内景经》梁邱了注云：“九室谓头中九宫之室及人之九窍。”丹田，有二解：指人体脐一男子精室、女子子宫所在部位（见《黄庭经》），内丹家以其为炼内丹之处，故名。或谓丹田有三：脐下为下丹田，心窝为中丹田，两眉间称上丹田（见葛洪《抱朴子·地真》）。武术“九宫八卦掌”的所谓“九宫”，武术家们所说“虚领顶劲，气沉丹田”的“丹田”，显然都是从道教理论概念中移植过去的。此外，所谓拳势中的“天、地、人三才”理论，所谓内家拳“炼神导气之功”的根本法则，也都是吸收道教文化的产物。当年，鲁迅先生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之观中国民间的武术文化，不妨可以说，道教理论及其哲学思想恰是中华武术之精髓和根柢。宗教寺院的环境也有利于武术的演练和发展。大量史料表明，许多闻名遐迩的宗教大师都是武林高手。如，北齐时少林寺曾慧光与稠禅师；唐代少林寺以昙宗为代表的十三棍僧；宋代有编纂第一套《少林拳谱》的少林寺方丈福居，有“少林第一武尼”美称的智瑞等，他们对中华武术的普及与发展都做出过不少贡献。唐武德年间，少林寺武僧帮助秦王李世民活捉了隋末割据势力代表王仁则，李世民因此颁发了嘉奖令，赐予少林寺银两、田地，允许他们习武招僧兵，少林寺僧徒一度达两千余人，少林武术名扬天下。明、清两代，少林僧人习武的记载越来越多，“寺四百余僧，各习武，武艺俱绝”（王士性《嵩山游记》），可见，当时少林寺僧习武已经蔚然成风。
（第三节）中国武术文化存在形态演变研究
武术文化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久经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国武术在国人心中一直有一份沉重的分量，也正是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促使武术经历了千年历史长河和社会动荡的磨砺，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支奇葩。随着社会的进步，武术也始终没有停息它的发展。而在当今武术的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如武术界长期存在着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的争鸣；套路与搏斗运动形式关系的争论；武术发展中技击特点去留问题的争论；以及武术内容繁多，人们在武术选择上的盲从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影响着其自身的发展。为武术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武术不同时期的生存形态加以考察，为武术文化在当今社会多元化发展提供参照。将中国历史时期划分为明清之前、明清至民国和建国后三个阶段，主要是火药的发明对战争的影响，众所周知，在战争史上，没有火药的时期称为冷兵器时代，当火药用于战争后，那么随之就进入了热兵器时代。由于武术的本质是技击，主要用于军事战争，火药的发明对武术文化在社会中的存在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将中国历史时期划分为这三个阶段，来进行研究武术文化的存在形态在社会中作用的变化。
一、明清以前的武术文化的存在形态：军事和艺术的双重映照
（一）武术的原始形态的产生
武术的起源和发展跟任何科学的产生一样，都离不开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早在原始社会武术就开始了萌芽。当时人类为了维持生命就必须摄取营养，获得食物的途径主要是狩猎和采摘，狩猎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劳动，人类在狩猎中积累了搏斗的技术和经验，为武术的产生提供了基本因素和条件。但是早期武术的产生绝不仅仅在于生产劳动，更重要的应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在《中国武术史》中作者们对这个问题也有一段论述：“在原始人群的生存竞争中，人与兽斗固然是技击萌生的因素之一，而人与人斗，则与武术的萌生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原始人群之间为争夺食物、领地而发生争斗，男性为争夺女性或女性为挑选男性而产生性选择的争斗，这些人与人斗的现象发生得非常久远……原始战争对徒手的擒、拿、摔、打等战斗技能的产生，亦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此作者强调了人与兽斗的这种侧重于生产活动的行为对武术技术的产生外，更加侧重的是人与人斗对武术产生和早期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早期人类产生矛盾的几个方面，也就是发生争斗的原因，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不可能组建军队，部落中的成员既是劳动者，又是争斗者，正因为劳动者又是争斗者，武器也就是生产工具，原始人类在极端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格斗技术，这便形成了武术的原始形态。
（二）军事形态的主导地位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战斗，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以短兵相接的格斗的方式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中士卒的军事技能的好坏，训练水平的高低，兵器的精良程度都直接关系到战斗的输赢，进而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安危。所以统治者总是不遗余力地加强军备，使军队更加强大，使装备更加完善，使士卒更加骁勇善战。显而易见，作为士卒军事技能主要部分的武术，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提高士卒的武术水平为统治者所高度重视。正是由于军事在国家生活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军事训练是国家行为，所以武术也就成了由国家推动，随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存在、发展的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这样，无论是投入的人力、财力，还是受到的重视程度、规模和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认为在明清以前，正是因为武术是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活动才对整个武术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离开当时的军事活动，我们就很难想象当时怎么会蓬勃发展。这也是我们当今的武术学者们总是到中国古籍中去搜寻与军事有关的著作，从中寻找古代武术发展的轨迹。可见，古代战争推动着武术的发展，军事武术在冷兵器时代对武术发展的主导作用。
（三）艺术形态的发展
娱乐性是中国武术一个重要的特征。早在先秦时期，娱乐性的武术便有了较多的出现。止秦汉，“讲武之礼，罢为角抵”，是指先秦习武之礼仪活动向着戏乐方向转化。汉哀帝“时览卞射武戏”，说明武术表演成为一种常见的活动，直两晋、南北朝，武术的娱乐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这个时期武术表演被正式列为宫廷娱乐项目。北魏初年有所谓“五兵角抵”。“角抵”一词有两个意思，一为“角抵戏”，一为“角力”。南北朝时期，武术器械的娱乐性项目也较多，马术表演，刀、剑表演等，还有武术器械的抛掷表演。
武术的娱乐性发展还表现在武术与戏曲的结合上，民间称之为“武打戏”。在宋代，商业化的习武卖艺蓬勃发展起来，出现了大量的以练武卖艺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以习武卖艺来取悦观众，这不仅要有技击的特点，也需要有娱心的艺术。不仅如此，在宋代，戏曲、杂剧、小说中的武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时代的需要，推动了武术的表演技艺的发展。
武术的这种表演娱乐功能的体现，推动着武术艺术化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武术表演性，我们可以称作艺术武术形态的初始形态，也就是艺术武术的萌芽期。
二、明清至民国的武术文化存在形态：消隐·萌生·蜕变
（一）军事形态的消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