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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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谈纯粹便必然要涉及“透明”。这是现代诗学中被提得最高，同时也是误解最多，被磨损得最厉害的一个词。

按其基本义，“透明”指能穿过光线的物体之特性。没有任何引申及转喻的边际——如同这个词本身：澄澈、没有遮拦，一览无余的广度和深度。

但在诗歌理论中，情况有了一些变化。这里有两种透明。

一种指语义透明：一度语言。语言的实用功能和有效性。直接的语言意义(包括所指的确定性和表达的明晰性，无歧义)。科学用语便完全符合这种语义透明所要求的诸项条件。

第二种是语境的透明：与诗人的感觉和自由联想有关，在语言中获得的一种无遮蔽性。如埃利蒂斯所描述的：“在某个具体事物后面能够透出其他事物，在这个透出的事物后面又透出其他事物……如此延伸，以至无穷。”真正一览无余的广度和深度!

我们主张的正是这后一种透明。

这种趋于纯粹的努力深入到诗人的写作中，但只有当它与天赋的才华和智慧相遇，才会产生满意的结果。即便如此，也还会因为诗人语种、心理素质、才能结构、美学追求以及饮食水土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张力：

——瓦雷里深入大海的颗粒，追索一滴酒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石榴的隐秘结构。在形而上的智慧中使海的深邃上升为天空的深邃。一种高蹈的透明与完整。倾向于蓝色的纯粹。

——埃利蒂斯畅饮古希腊的太阳，以“光明”与“清澈”发言，在感觉的类比中领会太阳与人类的水晶原则：对真实的深化与升华，上升为“光明”与“清澈”的合一。一种金色的纯粹。

——史蒂文斯在夜的山谷中点燃一支蜡烛，用无釉的坛子，用铁杉，用风琴和孔雀的叫喊建立起永久的艺术秩序，以对抗世界无序混乱的黑色统治。他的纯粹是黑色的。

——迪兰·托马斯退回到子宫深处，体验精子与卵子相互进入的瞬间，死的感动和生的震颤。母体内粘稠的液体。肉的恒温。-个混沌未开的世界。近乎绛色的纯粹。

还有更高的纯粹原则。这便是我在血液中感受到的颜色：红色，一种新的纯粹理论。

由白色向红色的转变，不是哪一个诗人的主观推动，而是艺术自身的转机。

一道巨大的裂痕划开鲜明的阵线，我们站在艺术一边。在深渊中置身于更深的伤口，深切存在的敏感核心，触到了灵魂的痛处。喷涌的热血把味觉染得鲜红。中国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心脏和血肉挨得这么近过。这是应该庆幸的。

从白色转向红色，便是从书本转向现实，从逃避转向介入(对生命的介入和对世界的介入)，从天空转向大地。从模仿转向创造，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不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模仿移置，不是从艺术到艺术的偷渡和置换，不是抽象智慧。近乎残酷的真实，深入肉体世界的一切险境。金属的尖锐。在摆脱了闲适与模仿之后，中国诗人用生命写出的真正中国感受的现代诗。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这便是红色写作所追求的纯粹——红色纯粹。

作为一种新的诗歌纯粹原则，红色纯粹不是要缩小，而是要扩大诗的内涵，使诗的可写性扩大到生命，包含肉体的可写性。书面文本与肉性文本的统一。最终把诗从书本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可观，可感，可听，与生命相互溶入的，更广泛的艺术形式。

红色写作的时间开始了。

C红色写作如是说

不要问我们从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去，我是谁。现在时态的巨大漩涡，不可抗拒地卷进我们，构成我们无法分心的具体处境。呼吸的节奏，做梦与说话的需要，生存的基本权利；还有精神压抑的确切事实，深入到饮食的自我磨损，比本质和未来更迫切。从形而上的悬梯回到事物的起点，内部与表面，尽可能的深入与具体。红色写作把自己定位于生命、生存、现在。不是回忆和幻想，是经历、穿过、体验。正在燃烧的荆棘火焰。包含着诞生与毁灭的这一个瞬间，无法淡化的残酷呼吸。对感性与肉性的最大强调。把手插进时间的中心，感受骨头的碎裂、肌肉的腐烂、冷血或热血的绝对温度。世纪末累积起来的巨大创痛与欢欣。

现在和正在。占有并表达的直接形式。

红色写作开宗明义要反对的便是闲适，一种艺术的逃避行为，远离心脏与血肉的假纯粹。从现实的严肃性向后退却，不管是逃向老庄、易经，还是逃向山林、田园，都是诗人弱力人格的表现。红色写作以人的现实存在为中心，深入骨头与制度，涉足一切时代的残暴，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与强度。一切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以深入虎口的大无畏精神，在物质的强暴中与艺术同在，共同出生入死，一起沉沦或者得救。

生命与艺术同一。

也可以退后一步。

写作本身就是行动，就是投入。从闲情的玻璃下沉到血的深度，不回避金属和死亡的写，没有声音与味觉的写。贫困的饥饿与黄胆中，管它东南风西北风，以赴死的决然深入语言，从意识的中心向前推进。用词语接触词语，用词语摩擦词语，用词语分化词语，用词语瓦解词语。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壮观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从排练到演出到鼓掌到流泪流血——直到倒下，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做去。亲身经历燃烧然而又在火焰之外，自始至终坚守着艺术的本分。为艺术保全生命。

还有另一种情况。某种无法回避的紧要时刻，必须由你在艺术与生命之间作出选择。献身的黄金誓言依然响在耳边。我们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可以接受肉体失败的事实，但艺术必须言说并且澄明。为艺术献出生命。

不是口头的献身。红色写作本来便含有流血意思：牺牲生命以成全艺术，高于生命的艺术至上!

在反对形式模仿的同时，红色写作也反对主题和意象的横向移置。

红色写作认为：诗人一生的主要意象与他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有关。不是哲学的思考，不是从艺术到艺术的置换。而是生命的创口通过深插于火焰中的手，反复提炼，使经验或超验的事实纯化为普遍的形式。而不是相反，专从西方艺术经典中去寻找主题和意象。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现代艺术步入了最大的误区。

西方现代艺术植根于西方人的生存困境，主要是商品化及科技文明的压迫，还有自由的滥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剥夺了人类，使人深陷于商品、欲望、电子和各种符号组成的迷宫中而不能自拔，由此产生出现代艺术的“异化”、“孤独”、“绝望”、“荒诞”主题。一种主体的迷失，本质的迷失(从中世纪起历200年的反复牺牲，到177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自由的原则已从宪法条文变成全民的共识，而成为西方精神的传统)。诗人艺术家在自由无碍的精神空间里身心交困的已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物质与文化——一种非暴力的压迫形式。

中国艺术家注定在另一种生存环境中谋生和写作。虽然初级阶段商品化的软刀子已使一些人头晕目眩，学着荒诞和轻微呕吐，但我们置身的仍然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物质和精神现实，不管学者们怎样强调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这个巨大的差别是无法抹平的。正是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中国诗人所追求的“现代”与西方艺术的“现代感应性”必然有某种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现代诗的主题和主要意象不能是从西方现代艺术中移置来的。它必须是从中国诗人活生生的生存境遇和肉性体验中感受出来的，历经存在的险境之后一种深入浅出的形式。符合真实的全部内在条件，没有什么借鉴之需要。不懂得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一种艺术，在显示诗人的生存状态时，必然要带出构成诗人现实存在的时(时代)空(地域、国度)结构的全部隐秘关系。

需要附带声明的是：我反对“横向移置”，并不表明我同意伪现实主义对“现代派”的愚蠢攻击，也不意味着我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陈腐命题在理论上的同流合污。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立场。

红色写作重视语言的力度，与异化现实相抗衡的金属品质。反对阴柔宁静的空灵诗歌、言之无物的空气或空洞。岩石的生硬，泥土的充实，握有四季但不发放出花朵。一种雕塑的旷放笔触，引而不发的内在张力。倾斜而下的陡峭，天空砍削的不平，偏爱硬性的物质意象。直接深入的触痛。包含某种尖锐之必须(尖锐并不必然导向政治，而与存在的某种险境有关)；反讽、亵渎、矛盾，极度的恐惧；生命的紧急状态；人在荒诞处境中毫无希望的反抗与绝望；惨烈的隐忍或爆发；对一切神圣规约永远保持警觉的疑神疑鬼；开门见山的冷峻言辞。抛弃那些小家子气、女儿气、脂粉气，及一切故作童心的奶气、稚气、洋娃娃气。平原大野地甩手甩脚，尽其可能的强大与任性，一种元气充沛的阳刚气度。这不是性别的划分，而是性质的强调。

红色写作提倡一种严肃的人生态度，写作与做人的统一。反对病态人格，自我扩张，无原则吹捧，烂市的哥们儿义气；反对小圈子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唯功利主义；反对文人相轻；反对以模仿冒充独创的冒牌先锋。

——所有那些以艺术为仕途敲门砖的伪诗人，所有那些客串艺术的玩票者，所有那些以艺术为交际手段的诗歌掮客，所有那些吃艺术、卖艺术、败坏艺术的诗歌蛀虫，以及那些不讲信义，不讲道义，没有自尊，没有廉耻，把艺术无赖化、流氓化的市井痞子意识，皆为红色写作所不齿，并坚决唾弃之。

我们就此和腐败艺术的行为划清界限：一切伪价值者，一切逢场作戏的玩艺术者，一切不负责任的痞子言行，皆与红色写作无关。各自承担自生自灭的责任。

对伪价值系统的拒绝是红色写作的根本立场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自由艺术与伪价值的格格不入，还在于伪价值作为思想奴役的一种形式，迫使我们对立并与之作战。这不是意气用事的偶然冲动，而是出自本能再经过深思熟虑的价值选择——决不会中途妥协的艺术行为。

由此，红色写作又可理解为一种精神。艺术严肃生命的象征。砍倒又复活，一千次成为废墟而完好无损。这是意义重大的：艺术所代表的显然是比肉体更不易被损毁的东西。一种生生不息的搏动，穿过历代的法网、死亡和战争，在同样的场面中重现，给我们呼吸生者与死者的血和思想，艺术伟大变构的活力之新，使我们虎虎生气的活着，写作。红色写作拒绝一切权势与谎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律令；拒绝思想规约的任何形式。最高的荣誉和最深重的苦难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对艺术的信仰。

古往今来一切艺术殉难者的最后目光对语言的照亮。

红色写作在坚持艺术的独立性、非意识形态立场的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本身便是一个革命性事件：对旧的语言秩序的否定和一种新秩序的建立。诗人从来就是在世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该介入，而是如何介入。在这点上红色写作与传统介入观的区别在于：后者主张的是内容的介入，即在牺牲艺术的前提下，把艺术变成政论或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红色写作强调的则是形式的介入，在纯化艺术的前提下，通过写作激活人类的自由梦想，以形式更新的革命使人们对生活更新之必要葆有坚信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也是和艺术的变构本能相符合的。

从伤口中走出，从道路中断的地方开始。红色写作是无蔽，是敞亮，是永不衰竭的活力。勇敢地站在观念变革的前卫，推开一切禁忌之门。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先验秩序。所有那些感性可及的范围，所有那些感性不可及的范围，所有那些理性可能及的范围，所有那些理性不能及的范围。非理性的辉煌与黑暗！从宗教到艺术，从权力到烹饪，从忠诚到背叛，一切语言所及的心理细节，艺术毁灭与再生的精彩过程，都在红色写作的笔触之下。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重大的理论误会。

艺术与政治的对立是近几年来的事。这反映了人们对那种“紧跟形势”图解政策的伪诗的反感，也体现了中国现代诗自我纯化的警惕。这是一个方面。在中国新文学史的某一时期，一部分诗人出于信仰的真诚而与政治结盟，由于阶级政治的质变，结果不但损害了艺术，也败坏了诗人的声誉。诗人们从此对政治敬而远之，生怕艺术与政治沾边而遭人贬损。我们的诗人宣称着自己的“清白”！长此以往，进而连“时代”“社会”这些严肃领域也被诗人排除于语言范围之外，而专注于一种无伤大雅的闲情表达(写作的明哲保身)，到头来还是诗人缺乏道德勇气的弱力人格使然。

作为人类精神的自明形式，艺术既然是存在的显示，它就是与人类的现实理想和愿望相联系的。它可以在意识之下或观念之上，但决不会在人的深层意愿之外。正如帕斯所说“诗不仅仅是人自己所想、所感、所作的说明，而且是人自己所建立的定义”。不管是抒情，表现美，揭示真实或探求新的表现形式，艺术有限的选择使它始终摆脱不了人的影子。艺术不能脱离人而实现这点使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不自由人类对自由的趋近，艺术本身也是不自由的。这使以下命题得以成立：写作是对不自由的意识。据此，我在艺术、政治、宗教背后发现了一个隐藏很深的共同动机：超越有限，趋向自由。这也是人类一切精神意向的始初原因。区别仅在于：政治追求社会的自由，宗教追求灵魂的自由，艺术追求思想的自由(包括想象与表达)。其中艺术与宗教在本质上更多接近(精神性、内在性、预言性)，不同之处宗教表现为逃避现实，重来世；艺术则是介入现实，重在世的。

这样我们便明白了：为艺术而艺术，或艺术以自身为目的，其实就是人以自己为目的——以自己的精神自由为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美是自由的象征”，不如更直截了当地宣布“美就是自由”!写作即是诗人对不自由的意识并通过这种意识而趋向自由的努力。在这里，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之所以不是与艺术家无关的，就在于宪法规定的“人的基本权利”中便包含了对于艺术家至关重要的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真正实现。这也是艺术生存发展的起码条件。因而，它不仅对于人民大众，而且对于艺术家也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但不是终极的，这便是艺术家与普通人的区别)。德里达主张消除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二者统名之为“写作”。这还不够，还应该再加上政治、宗教、气功、摇滚乐和精神病人的胡说八道。消除一切人为的界限，使人类精神的各个方面再次成为纯然的整体，不再自我消耗的相互分裂和对立。

红色写作推崇那些用血写成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