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林金桐当选为全英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第四届主席。他笑言之所以能当选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他人比较好，不做害人的事，也不争名夺利。在就职演讲中，他非常鲜明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原则：“大家愿意让我当学联主席，我就要按我的想法、判断去做。学联要遵守一条原则：要有利于祖国、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学联每个成员、有利于中英友好。”
林金桐任北邮校长后，每年和学生进行两次大范围的面对面的恳谈。恳谈会上，他的真诚、真实以及他渊博的学识、幽默精彩的语言深深地吸引和打动着每一位年轻的北邮人，这一天简直就成了北邮学子的节日。他说：“这是一个和他们交流的机会。我希望能用发达国家一些先进青年的意识来熏陶、培养学生。这是对社会、国家、学生有益的事情。”
他从推行改革的一开始就强调改革有利于学校的每一个人，符合大家的长远利益。当系主任改革，当校长改革，他都有一句话“队伍不散，收入不减”，他说这是从“福利经济学”中学来的。无论做什么他都忘不了教师的利益、学生的利益、职员的利益。因此北邮整个改革的推动平稳而高效。
说到“为而不争”，他说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
北大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当老师，他没有抱怨、更没有自暴自弃，同样干得有声有色；8年里，他为穷乡僻壤的乡村培养了大学生，为乡村中学装上了电灯，方圆百十里地，他第一次奏响了手风琴优美的旋律，他组织了乡里的第一支学生合唱队，还组织过全县的田径运动会，训练过县青少年乒乓球代表队。对他来说，生活似乎从来都是那样的充实和快乐。
后来报考北大理论物理的研究生，成绩虽好，但因名额有限，老师告诉他说北邮有个叶培大教授，搞光通信很有名的教授，希望你到他那里去。就这样从物理学科转向了通信技术；到准备出国了，大家都争着去美国、去加拿大，他收到的是去英国的通知，因为他的英语考试成绩是最好的，朋友们甚至怀疑他是被人掉包了，他却一声不响申请了去英国的签证，选择了一位权威教授，踏踏实实地做研究。要回国了，他也曾谋求去深圳、上海发展，后来北邮希望他能回学校，他没做太多考虑就回学校了；回学校原本只想好好做个教授，没想到却是既做教授又做行政管理，一直做到校长，而且教授和校长做得同样精彩。
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为职称、奖项、工资、奖金、提拔、出国、分房、子女谋职等等找过任何领导，走过任何门路，他说这是自己最为“心安理得”的事。
《道德经》中的“为而不争”自然有它高深莫测的内涵，林金桐没有展开他对这四个字的诠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为‘就是做事，’不争‘就是不搞鬼。”大概我们只有把形形色色争而不为的世俗陋习同他的所作所为做比较才能真正了解他对“为而不争”这四个字的深刻理解。
善良、理性、从容和责任
谈到对个人的总结，林金桐提到8个字——善良、理性、从容和责任。“讲得更确切点儿，是我的追求”。于是我们顺着这条主线去追溯、去领悟、去体验。
“家庭教我善良”
1946年1月，林金桐在江苏丹阳出生，在他一岁半的时候，父亲就不幸去世了，家庭教育的责任只能由母亲一人承担。母亲善良，也能干，在母亲的精心抚育下，他们兄妹六人都上了大学，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大学，北大、南大、中国药科大学等，兄妹六人继承了母亲善良的秉性，相处也好，直到今天，他们虽然分布在祖国各地，联系不多，但依旧还是那样的亲切、融洽。
母亲去世，从英国赶回来奔丧的林金桐饱含热泪，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其中一段写道：“母亲贤惠，知书识礼。恪守中华传统美德，随循江南风俗习惯。自持节俭，宽容待人。奉公婆父母以孝敬，待邻里亲戚以友善，赐儿女晚辈以慈爱。家里家外，有口皆碑，赞母亲：惠及家人五代，情留亲邻八方。”丧事理毕，亲友同事争相传读这篇情真意切的《悼慈母》。
北邮学生在校门外为患癌症的同学募捐，骑自行车回家的林校长将钱夹的钱尽数捐献。9701班齐新征同学患癌症住院，林校长亲往医院探视鼓励、慷慨捐助。康复后的齐新征要毕业了，全班为他举办生日晚会，林校长答应参加，还准备了一份讲演《生命之所以宝贵》。可惜后因去教育部开会，这篇讲演成了未发表的讲演。
作为大学的校长，林金桐非常重视给学生灌输真善美的理念，他常常说：“怎样使一个人成功，大学有责任。一个学校只要有一半毕业生是成功的，10%是很成功的，1%是非常成功的，也就很不错。但是在学校这个环境里一定要讲一些善良的东西。实际上学校是一种人文环境，专业学习是为他们提供本领，至于以后搞不搞专业谁也不知道，真善美才是受益一辈子的。”
叶培大先生谈到自己心爱的弟子时，是那样的亲切，“他一直是把我当作长辈来对待，处处照顾我，我老讲，林金桐要走的话，我糟了，我吃力了，有很多事情我都弄不了，要靠他来，特别我现在年龄大了，更加不行了，更加需要他。所以一听说他要调到哪儿去，哎唷，糟了、糟了。他还好，出去8年后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就一直在这里。”
今天，他主持的学校改革，虽然也是大刀阔斧、毫不手软，但是却没让一个人下岗，没有一个人减少收入，他总是以发展的观点，组织好学校各方面工作，为他们创造出新的岗位，鼓励教职工多劳动、高效率。
他敢管，是因为管得有理，因为管是为了学校好，为了大家好；他批评人，但不整人；他处罚人，目的是为了教育人。96年，一位教师上课迟到5分钟，当系主任的林金桐当天处理：扣发该教师300元酬金，扣发主管教学副主任100元，自罚50元。公告一出，全系肃然。三年后，当这位教师被选拔出国留学时，林校长欣然批示“同意”。
在他的发动下、倡议下，学校成立了北邮教育基金会，50位教授和50名校友，每人捐款10000元，他把教授和校友们的慈善之心汇聚成一笔无价的财富，支持学校的发展。
“教育给我理性”
林金桐认为自己很幸运，有幸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我是在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学校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他先后上过两个小学，一个在丹阳，一个在上海；两个中学，一个在杨浦区，一个在虹口区，都是很不错的学校。尤其让他怀恋的是复兴中学。复兴中学教授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更注重素质教育。不少中学停课准备高考了，复兴中学还在讲授微积分、解析几何；不少中学减少文体活动了，复兴中学还在上音乐课、排练大合唱；不少中学瞄准高考升学率，复兴中学高中学生每周开设劳动课，学习钳工、车工。
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下，林金桐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个人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更塑造了他自立、自强和奋发的坚强个性。在这里，他获得过全校象棋亚军，乒乓球获国家三级运动员，参加过《祖国万岁》大合唱，指挥过学生队列歌唱……高中三年，他涉猎了文学、哲学、艺术类书籍，看过很多话剧，听了很多音乐会。多年后，他在一个工厂里操作车床时表现的熟练让那些师傅大为吃惊。
高中毕业，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接受的不仅是严密的数学物理逻辑的思维训练，让自己变得更理性、更严谨，北大校园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是崇高的敬业精神。因此与其说那是教育，倒不如说成是一种熏陶。
理性的思考加上善良的秉性，使他“不喜欢争斗、不喜欢暴力。”文革那年，他刚刚20岁，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在批判、斗争无处不在的校园，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对已定为“黑帮”的老师、系主任写过一句“批判”稿。他只是静观，带着理性；抑或还有沉思，带着愁绪。
林金桐的学业没有因“文革”而荒废。11年后，他回校参加北大文革后复学的一次考试，四个系、三个年级、几百名北大学子，林金桐考了第一名，高等数学100，普通物理99。
当研究生，他先后有两个导师：中国的叶培大先生和英国的甘柏林教授。从他们身上，林金桐学到的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还有他们那种开放的、世界的眼光和智慧。叶先生的一席话就曾给过他深深的启示，先生说：“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总要留下点儿痕迹。”
就任校长不久，林金桐非常明确的提出了以改革、发展和开拓为基本理念的“四三二一”的管理思想：“四”是指大学的四项职能（培养人才、创造知识、转化成果、交流学术），“三”是管理的三个目标（秩序、质量、效益），“二”是处理好两类工作（日常运行与开拓进取），“一”是一切工作的前提是资金的筹措。在林金桐看来“办大学，追求的就是四项职能，追求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追求创造知识的水平和影响，追求转化成果的价值和效益，追求交流学术的层次和范围。大学的发展就是四项职能的发展。”
在改革过程中，林金桐论述最多的是“大学想办好，教授要负责”。
“官本位把教授理解成身份、牌子，理解成劳动分配的依据，理解成这种牌子和身份带来的工资、房子、医疗待遇等等；我们强调教授是岗位，强调教授领导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完成大学四项功能的基本单元。因此，教授作为基层学术组织的领导者，他就应该在履行四项职能方面全面负责。”“教授岗位就是大学的关键岗位，应该确立劳有所值的岗位工资。”但这同时对教授也就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现代大学的教授，不仅要有学识，会做学问，是学术上的带头人；而且要有组织才能，会理财管物，能带领并指挥一批人，形成梯队，并且有能力保证梯队的持续发展，只有这种类型的教授才能担当起办学责任。”
对在校的大学生，林金桐希望他们能广泛的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学习和培养自己，而且一定要注意积累，让自己积累得更厚实一点、更丰富一点。他强调学生应该自己组织自己的活动。学校不要对学生管得太严、约束得太多。他对学生说：“究竟什么是大学？你把在课堂上讲的，该忘的都忘了，剩下的就是你的大学。”林金桐认为判断一个大学是好是差的方法很简单，就看她的毕业生。看她的毕业生是否优秀，是否受到了社会的欢迎，特别是要看五年、十年以后，几十年以后，他们中是否有一些人能够成功，能够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工程师、政治家等社会中坚力量。
他用理性思考、用理性办学，用理性处事、用理性待人。他心中有一个恩格斯所说的“理性的审判台”。
“阅历让我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