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鲁迅接着又说：他并非说大家都该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他并不劝大家在国文课时，在抽屉里看《红楼梦》。他说，爱看什么就看什么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来。他是讲年青学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他说：“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谈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这话说得好极了。他劝他朋友的孩子不要专看他的小说，便是这个意思。
鲁迅谈一大段文学研究之后。他又说到印度的一个比喻：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卖，货卖出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桥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直接读原着周国平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序中说：“只有从那些哲学思想的首创人那里，人们才能接受哲学思想。因此，谁要是向往哲学，就得亲自到原着那肃穆的圣地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对于每一个有心学习哲学的人，我要向他推荐叔本华的这一指点。
叔本华是在谈到康德时说这句话的。在康德死后两百年，我们今天已经能够看明白，康德在哲学中的作用真正是划时代的，根本扭转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近两百年西方哲学的基调是对整个两千年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省和背叛，而这个调子是康德一锤敲定的。叔本华从事哲学活动时，康德去世不久，但他当时即已深切地感受到康德哲学的革命性影响。用他的话说，那种效果就好比给盲人割治翳障的手术，又可看作“精神的再生”，因为它“真正排除掉了头脑中那天生的、从智力的原始规定而来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能教我们搞好一切可能的事情，就只不能搞好哲学”。使他恼火的是当时在德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哲学，青年们的头脑已被其败坏，无法再追随康德的深刻思路。因此，他号召青年们不要从黑格尔派的转述中、而要从康德的原着中去了解康德。
叔本华一生备受冷落，他的遭遇与和他同时代的官方头号哲学家黑格尔形成鲜明对照。但是，因此把他对黑格尔的愤恨完全解释成个人的嫉妒，我认为是偏颇的。由于马克思的黑格尔派渊源，我们对于黑格尔哲学一向高度重视，远在康德之上。这里不是讨论这个复杂问题的地方，我只想指出，至少叔本华的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懂得康德，就必须去读康德的原着。广而言之，我们要了解任何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都必须直接去读原着，而不能通过别人的转述，哪怕这个别人是这位大哲学家的弟子、后继者或者研究他的专家和权威。我自己的体会是，读原着绝对比读相关的研究着作有趣，在后者中，一种思想的原创力量和鲜活生命往往被消解了，只剩下了一副骨架，躯体某些局部的解剖标本，以及对于这些标本的博学而冗长的说明。
常常有人问我，学习哲学有什么捷径，我的回答永远是：有的，就是直接去读大哲学家的原着。之所以说是捷径，是因为这是唯一的途径，走别的路只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最后还是要回到这条路上来。能够回来算是幸运的呢，常见的是丧失了辨别力，从此迷失在错误的路上了。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可以从各种哲学教科书中学到哲学，似乎哲学最重要最基本的东西都已经集中在这些教科书里了。事实恰恰相反，且不说那些从某种确定的教条出发论述哲学和哲学史的教科书，它们连转述也称不上，我们从中所能读到的东西和哲学毫不相干。
即使那些认真的教科书，我们也应记住，它们至多是转述，由于教科书必然要涉及广泛的内容，其作者不可能阅读全部的相关原着，因此它们常常还是转述的转述。一切转述都必定受转述者的眼界和水平所限制，在第二手乃至第三手、第四手的转述中，思想的原创性递减，平庸性递增，这么简单的道理应该是无须提醒的吧！
哲学的精华仅仅在大哲学家的原着中。如果让我来规划哲学系的教学，我会把原着选读列为唯一的主课。当然，历史上有许多大哲学家，个人要把他们的原着读遍，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以一本简明而客观的哲学史着作为入门索引，浏览一定数量的基本原着，这个步骤也许是省略不掉的。在这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种原着引起你的相当兴趣，你就趁早放弃哲学，因为这说明你压根儿对哲学就没有兴趣。倘非如此，你对某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兴趣，那就不妨深入进去。可以期望，无论那个大哲学家是谁，你都将能够通过他而进入哲学的堂奥。不管大哲学家们如何观点相左，个性各异，他们中每一个人都必能把你引到哲学的核心，即被人类所有优秀的头脑所思考过的那些基本问题，否则就称不上是大哲学家了。
叔本华有一副愤世嫉俗的坏脾气，他在强调读原着之后，接着就对只喜欢读第二手转述的公众开骂，说由于“平庸性格的物以类聚”，所以“即令是伟大哲人所说的话，他们也宁愿从自己的同类人物那儿去听取”。在我们的分类表上，叔本华一直是被排在坏蛋那一边的，加在他头上的恶名就不必细数了。他肯定不属于最大的哲学家之列，但算得上是比较大的哲学家。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他的思想，直接读原着的原则同样适用。尼采读了他的原着，说他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自己也表示，他是为自己而思考，决不会把空壳核桃送给自己。我在他的着作中的确捡到了许多饱满的核桃，如果听信教科书中的宣判而不去读原着，把它们错过了，岂不可惜。
还得善于读佚名
历史学家吴晗当年曾谆谆教导青年人：“青年人要有雄心壮志，着书立说，没有奋斗目标就不会有所作为。”他还认为：“要多读书，用功读书，但是还得善于读书。”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教诲。
吴晗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他以新史学方法研究明史（1366一1644）很有成就。着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读书札记》以及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治学业绩令人赞赏，他的顽强、真诚、奋进和刚直不阿的意志品格更令人敬仰。
吴晗幼时即为书迷，6岁便写下这样的诗章：“厨中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书好，吾谓耕者比我高。”可见其才思超人。7岁上小学，就读了很多历史书和历史小说。11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读《通鉴》，成为后来学习历史的启蒙教材。吴晗小时读书特别用心，过目不忘，乡里以之为“蛀书虫”。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让他受用终生。
吴晗爱读书，还善于读书。吴晗读书很讲究方法，他认为读书方法有两种：
一是“寻章摘句式”，读得细致，但往往会“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犹如一屋散钱却缺少串钱的绳子；一种是“观其大意，不求甚解式”，缺少细心的寻章摘句的工作，犹如有绳子而无钱可串。正确的方法是“把两种统一起来”，使“广和深”达到有机结合。吴晗在清华大学求学阶段，在胡适的指导下，他点读了崇文本《明史》，且学到了自己一生所坚持的勤于抄记和勤作卡片的方法。他爱读书，也爱做笔记。每当发现有价值的资料，就随手抄在本子上。后来，记得多了，便渐渐发现这种方法有问题，主要是各种资料抄在本子上，等到使用某个资料时，在厚本子里翻上半天也找不到。于是，他改用卡片记资料。身边经常备有一叠卡片，在阅读书籍报刊时，凡遇有价值的资料，就抄在卡片上，每张卡片只记一件事、一段话，并且记上出处。日积月累，卡片多了，就按照内容分类保管。吴晗的书房里不仅有卡片柜，还有许多单独的卡片盒，他亲手整理了几万张卡片，随用随取。他曾经对学生们说过，若做两万张史料卡片，就可以成为史学专家。吴晗做卡片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记载书刊名称页码，以备查阅；二是记载内容提要；三是抄录原书。等到要研究某个问题时，他就把有关该问题的卡片摆出来，加以对照分析，发现问题并进行探讨。这是学者的读书治学方法，很有指导性和操作性，不妨试着一用。
俗话说，“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都是讲读书时动手的必要。记读书日记，做读书卡片，辑录书刊要点，可以积累资料，积学储宝，还有助于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和提高写作能力，这样读书慢是慢一些，但效果好，收获大，应该提倡。
我怎样读《论语》废名
从前我立志做艺术家，喜欢法国弗禄倍尔以几十年的光阴写几部小说，我也要把我的生命贡献给艺术，在北平香山一个贫家里租了屋子住着，专心致志写一部小说，便是后来并未写完的《桥》。我记得有一天我忽然有所得，替我的书斋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常出屋斋”，自己很是喜悦。因为我总喜欢在外面走路，无论山上，无论泉边，无论僧伽蓝，都有我的足迹，合乎陶渊明的“怀良辰以孤住”或是“良辰入奇怀”，不在家里伏案，而心里总是有所得了。而我的书斋也仿佛总有主人，因为那里有主人的“志”，那里静得很，案上有两部书，一是英国的莎士比亚全集，一是俄国的契诃夫全集英译本，都是我所喜欢读的。我觉得“常出屋斋”的斋名很有趣味，进城时并请沈尹默先生替我写了这四个字。后来我离开香山时，沈先生替我写的这四个字我忘记取下，仍然挂在那贫家的壁上，至今想起不免同情。
我今天提起这件事，是与我读论语有关系。有一天我正在山上走路时，心里很有一种寂寞，同时又仿佛中国书上有一句话正是表现我这时的感情，油然记起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语句，于是我真是喜悦，只这一句话我感到孔子的伟大，同时我觉得中国没有第二个人能了解孔子这话的意义。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当时竟能那样的肯定。是的，到现在我可以这样说，除孔子而外，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有孔子的朴质与伟大的心情了。庄周所谓“空谷足音”的感情尚是文学的，不是生活的已经是很难得，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的话，则完全是生活的，同时也就是真理，令我感激欲泣，欢喜若狂。孔子这个人胸中没有一句话非吐出不可，他说话只是同我们走路一样自然，要走路，开步便是在人生路上走路了，孔子说话也开口便是真理了，他看见长沮、桀溺两个隐士，听了两人的话，便触动了他有话说，他觉得这些人未免太狭隘了，不懂得道理，你们在乡野之间住着难道不懂得与人为群的意思吗？恐怕你们最容易有寂寞的感情罢！所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山林隐逸触起孔子说话。我今问诸君，这些隐逸不应该做孔子的学生吗？先生不恰恰是教给他们一个道理吗？百世之下乃今我，那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狂者之流，认孔子为不足观的，崇拜西洋艺术家的，令我忽然懂得了，懂得了孔子的一句话，仿佛也便懂得了孔子的一切，我知道他是一个圣人了。我记得我这回进北平城内时，曾请友人冯至君买《何晏论语集解》送我。可见我那时是完全不懂得中国学问的，虽然已经喜欢孔子可还是痛恶程朱的，故读《论语》而决不读朱子的注本。这是很可笑的。
抗战期间我在故乡黄梅做小学教师，做初级中学教师，卞之琳君有一回从四川写信问我怎么样，我觉得很难答复，总不能以做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回答朋友问我的意思，连忙想起《论语》学而一章，觉得有了，可以回答朋友了，于是我告诉他我在乡间的生活可以学而一章尽之，有时是“不亦悦乎”，有时是“不亦乐乎”，有时是“不亦君子乎”。“有朋自远方来”的事实当然没有，但想着有朋自远方来应该是如何的快乐，便可见孔子的话如何是经验之谈了，便是“不亦乐乎”了。总之我在乡中八九年的生活是寂寞的辛苦的，我确实不觉得寂寞，不觉得辛苦，总是快乐的时候多。
有一年暑假，我在县中学住着，教学生补习功课，校址是黄梅县南山寺，算是很深的山中了，而从百里外水乡来了一位少时的同学胡君，他现在已是四十以上的一位绅士了，他带了他的外甥同来，要我答应收留做学生。我当然答应了，而且很感激他，他这样远道而来，我哪里还辞辛苦。要说辛苦也确是辛苦的，学生人数在三十名左右，有补习小学功课的，有补习初中各年级功课的。友人之甥年龄过十五岁，却是失学的孩子，国语不识字不能造句，算术能做简单加减法，天资是下愚。慢慢地我教他算乘法，教他读九九歌诀，他读不熟。战时山中没有教本可买，学生之中也没有读九九歌诀的，只此友人之甥一人如此，故我拿了一张纸抄了一份九九歌诀教给他读。我一面抄，一面教时，便有点迁怒于朋友，他不该送这个学生来磨难我了。这个学生确是难教。我看他一眼，我觉得他倒是诚心要学算术的。连忙我觉得我不对，我有恼这个学生的意思，我不应该恼他。
我连忙想起《论语》章书：“子曰：有教无类。”我欢喜赞叹，我知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了。这章书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们不从生活是不能懂得圣人了。朱子对这章书的了解是万不能及我了，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朱子曰：“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气习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这些话都是守着原则说的，也便是无话想出话来说，近于做题目，因为要注，便不得不注了，论语的生命无有矣。
论读经沈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