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顿、付莱、科雷亚特、托马斯·勃朗爵士这几位古老的英国作家，夹在我们和我们这位当代奇才之间，似乎起着一种调解人的作用，使得我们对于他的怪癖能够不以为奇。当然，情况是否果真如此，我不敢说，那还要等他自己肯像我们普通人这样写作，才能见个分晓。但我得承认，在他使用伊利亚为笔名所发表的那些篇子里（尽管对于如此妙文，我不敢妄评甲乙），我最喜爱的乃《拜特尔太太谈打牌》，因为，这篇纪事摆脱了陈旧的典故和词藻，真像是“一泓清泉，贮存着纯净、地道的英语。”
对于这位才思敏捷、天赋高超的作者，在了解他的文学师承关系之后，再读他这些随笔，人们所感到的魅力和兴味，恰如一个古典学者读到伊拉斯谟斯的《对话集》或者一部优美的近代拉丁文作品。说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模拟他人笔法，竟能比我现在谈到的这位作者更有气势，效果更为完满。
内容空洞、词藻华丽的文章写来容易，因为那就如同把调色板上的颜料五颜六色任意涂抹，或者把画面涂得一片明亮，令人目眩。
“你读的是什么？”
“词儿，词儿，词儿。”
“里边说的什么？”
回答也许是：“空话。”
华丽的文体和平易的文体截然不同——后者如实表达思想，不加粉饰；前者却拿闪光的外表把思想的空洞掩盖起来。既然除了文字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那么把文字写得漂漂亮亮，就不必花什么力气了。“爱花入迷”这个说法不好，打开词典，挑出“雅好群芳”来换上。“绯红”高雅之至，拿来使用，不必管人脸上到底是什么颜色。
一般人不明底细，见了这样的盛颜花貌，只顾赞叹不止；那些赶时髦的人，以浮光掠影为满足，对此等瞒骗文字更是欣然接受。这么一来，写文章时只要语言响亮，内容模糊，就能万事大吉。结果废话大大膨胀，造成文风臃肿。然而，思想，或者说，明辨力，是一块试金石，在这上面，一切脆弱的冗词赘语都要碰得粉碎的。那样的作家只有语言方面的想象力，除了词藻以外他们再也抓不住什么了。
或者说，他们那孱弱的思想长上了蜻蜓似的金碧辉煌的翅膀。他们翱翔于芸芸众生之上，对于“土生土长的语言”不屑一顾——他们的语言至低也带上夸张修辞法，那是漂亮、气派、含糊，叫人不懂却又堂皇典雅，总之，是一堆铿然锵然的陈词滥调。如果说，像我们这样“胸无大志”的人专爱盯住角角落落，打听那些“无人关心的小事”，那么他们一睁眼，一抬手就会老去光顾那些华丽的、晦涩的、陈腐的、拼拼凑凑的连篇空话——那像陈年的锦绣碎片一样，是经过一代一代无才思的冒牌作家承袭下来的诗歌破烂儿。如果让他们写戏评，他们那病态的感官只能看到舞台上羽毛飞舞，金片闪烁，灯光似波涛翻滚，人声如海洋鼎沸，于是，他们就拿出火枪军曹那样说话的腔调儿，如此这般描绘一番。至于演员表演的长短，你却休想窥见半点——它们完全被一派大言狂语所淹没了。我们的胡批乱评家不肯去想一想那些可怜的小戏子——“他们台上指手画脚，辛辛苦苦作戏。”
在这些作者心目中，只有堂皇的词汇影子，抽象概念，门类概念和种属概念，只有以气势凌人的句子，只有几乎能把南北极连起来的掉尾长句，牵强的头韵，惊人的对仗——“浮夸跨笔端，搔首自得意”。
如果让他们描写君主和皇后，他们一定会写得像东方的赛会一般豪华，连国王在议院的加冕典礼也无法与之相比。读者只能反复看到四样东西：帐幔，宝座，王笏，脚凳——这些，对于作者来说，就是崇高想象的全部依据，翻来覆去运用，直到用滥为止。另外，难道我们没有读过这一类的图画评论吗？它根本不去反映“大自然的妙手涂抹”所造成的光影和色彩，而是满纸宝石，红玉，珍珠，绿翠，果尔康大的宝藏，一派人工造成的珠光宝气。
这种人被词藻弄糊涂了，他们头脑里总是转悠着那些亮闪闪、空洞洞的事物假象。拟人化，大写字母，阳光的海洋，光荣的幻景，闪光的题词，鲜丽的藻饰，拿着盾牌的不列颠女神，倚锚而立的希望女神——这些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他们可以叫作“象形文字作家”。在他们心中，意象脱离感情基础，可以独立存在，不受制约——他们的想象力可以不顾内容的连贯，任意驰骋。
词汇打动他们，只是由于声音响亮，只是由于它们与内容或许有关，而不是因为它们能够贴切表达内容。他们对于词汇一见倾心，并不考虑后果——只要听来顺耳，看来悦目，此外他们什么也不管、不问、不理。宇宙的构造，人心的素质，对他们来说，都是漆黑一团——他们无法与之同声相应，息息相通。
他们只能在胡思乱想、粉饰感情中度日，无力自拔。在他们的奇文中，物体脱离了感情，形象自顾自地在那里光怪陆离地旋转；词藻脱离了事物，独来独往，狂飞乱舞。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特点是狂妄与无知：表面看来狂妄，因为他们牺牲一切，不以为意；实质上对于语言的真正价值和事物的内在构造却是全然无知。他们以最高的轻蔑对待一切平易自然的事物，却做了粗鄙的矫揉造作和陈腐的夸夸其谈的奴隶。他们不屑于模拟现实，又无力进行任何创造，提不出一点新意。他们当然不肯做大自然的记录者，却做了最拙劣的剽窃家——剽窃前人的词藻。
在他们那里，从题材到典故，一切都是牵强附会，华美离奇，匠气十足，得不偿失；从文风到手法，也都是机械呆板、陈陈相因，索然寡味，拘泥形式，装腔作势。他们那些朦朦胧胧、令人费解的例证搅乱了读者的理解力；他们在读者耳边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那些单调无味、迂回含糊的比喻。他们属于诗坛文苑中的蹩脚模拟派。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也走不出夸大其词或无病呻吟的范围。他们逗弄着读者的想象力，但永远不能启发他们的头脑，感动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荣誉殿堂，是由愚蠢为虚荣而树立的一座虚无缥缈的建筑物——那就像库柏诗里所描写的俄国女皇的冰宫，“外表光彩夺目，实际一文不值”。它笑容可掬，但却冷酷无情！
读“红书”解玺璋
20岁前后，花了很多力气读马列，读毛选，读鲁迅。毛选读得比较早，上初中就通读了毛选四卷，尤其喜欢他的军事论着。他的文章，气若悬河，蓄势而发，神采飞扬，我一直当作范文。鲁迅读得也比较早，尤其是他的杂文，论事论人，犀利而尖刻，读起来是很过瘾的。那时我喜欢写一些小文章，就曾刻意模仿鲁迅笔法。为此，师傅还提出过严肃批评，大意是说，鲁迅笔法在工人阶级内部是不适用的。我知道，他是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教育我。
读马列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已进厂当了工人。起因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期间搞天才论，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党内真懂马列的不多，容易被陈伯达这类假马克思主义所欺骗，因此，在党内干部中提倡阅读马列的原着。最初要求读六本，记得是《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那时还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工人，很上进，毛主席说了，自然是坚决照办。但是，我们这些人，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有小学5年级的水平。肚子里的这点墨水儿，读毛选，已经勉为其难，读马列，就更不容易了。我们厂两任政治部主任，前任张敬原，50年代曾做过陈毅的秘书；后任张道一，“文革”前也曾做过彭真的秘书，都是很有水平的儒雅长者，在读书方面，他们给过我许多具体的指点和帮助。他们教我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安排学习计划，还推荐我参加北大哲学系举办的工人短训班，脱产学习了好几个月。马列着作很快就让我着了迷，我沉浸在他们的理论中，享受着思辨的乐趣，更为他们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所折服。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种理论对一无所有的青年来说，是最有诱惑力的。1972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出版了豪华精装四卷本，定价15元。那时，我每月工资只有18元，如果买下这套书，生活费就剩下3元钱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买。
这套书最终成为我的重要藏书之一，我的思想，也深深地打上了这套书的烙印。我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忧虑，至少，他们那种“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精神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使我在“知天命”之后还能像“愤青”一样，对社会现实保持必要的警惕和敏锐的反应。这些年经常听到有人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且把它记在恩格斯的账上。其实只要翻一翻书，就会发现其大谬不然，这本书就是恩格斯所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这本书里，恩格斯提到了黑格尔的这个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但他马上指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接下来，他从黑格尔的这个命题中发现了它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而“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他说：“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这个例子再一次证明了读原着是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原着，就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忽悠了，结果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我看很多人，甚至有些知识分子，追捧某些人时丧失理智的样子，就有这种感觉。这时我真心希望，人们能重新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至少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保持一份清醒。马克思主义不是信仰，它是我们解放自身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曾指出：
“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所以他说：“现在问题已经不是俗人同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联系到我们关于信仰的胡言乱语，马克思的这些话，听起来真是不同凡响！
读“黑书”解玺璋
岁数大了，爱想从前的事儿，陈谷子，烂芝麻，都翻出来了。前些日子去云南，在腾冲的和顺，与艾思奇“不期而遇”，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遥远的过去。这是一个久违了的人物，在记忆的深处，似乎早就被封存起来了。这些年，关于哲学的书，多如牛毛，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边边角角，都拿出来招摇了。谁还记得艾思奇呢？他的书，恐怕多年没有问津者了。如果此刻不是站在他的故居里，我也不会想到，还有这样一个人物藏在我的记忆中。但我不能否认这一点。我的哲学启蒙就来自艾思奇。我找出了曾经读过的艾思奇的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另一本则是《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者的历史》。前者是1957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者早一点，1956年8月由三联书店出版。1966年夏天，我13岁，读的第一本哲学书，就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另一本要到1970年以后，我当了工人的时候。现在大概没人要读这些书了，但在当年，要找一本这样的书，常常也要费尽周折。据说，艾恩奇是1966年3月22日去世的，终年56岁，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不知道，对他来说，这是幸还是不幸？如果他活下来了，谁能保证，他的书不被宣布为“黑书”呢？
所谓黑书，并非黑颜色的书，而是被戴上“封资修”帽子的书。我这个年纪往上，很多人都有过读“黑书”的经历。那年我正在读小学，学校在北京东郊，有一间阅览室，运动一来，就被封了，但还是有人能从里面弄出书来。有一回我就得到一本《燕山夜话》。那是很薄的一本小册子，不像以后出版的是厚厚的一大本。看到过一个材料，说《燕山夜话》在60年代曾由北京出版社分5个分册陆续出版，我看到的，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分册，具体是第几分册，我却记不得了。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黑书”。那时，旧北京市委和“三家村”已成瓮中之鳖，邓拓、吴晗、廖沫沙像现在的“超女”及易大师一样有名，小孩子走在路上都会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中是一家。”而《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早被封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了。但我抵挡不住对“黑书”
的好奇，我想知道书里究竟写了什么。说老实话，我当时还读不懂这本书，既不明白它为什么挨批，也看不透它的微言大义。现在想起来，我能坚持把这本书读下来，是作者在文章中引述的故事吸引了我。那时我还没有读过鲁迅，杂文之于我，就是《燕山夜话》。后来我写杂文，很自然地就往这条道上走，还做了许多卡片，把自己平时读书看报见到的笔记材料写下来，留做备用，或者就是《燕山夜话》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个时候“黑书”很多，比红书多。所以，也许你并没有想读“黑书”，可是，一不留神，你手里拿的就是一本“黑书”。黑书之黑，都有千奇百怪的理由，是你始料不及的。比如《欧阳海之歌》，起初，被认为是红书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成了黑书。记得有一段时间，到处都流传着该书封面藏有秘密的说法，常见有人对着阳光把封面看来看去，也不知看出了什么奥妙。由于毛泽东说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许多小说的处境则变得异常艰难，命途多舛。《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并称“三花”，那时候都是“黑书”。这样的书，都不敢拿到学校公开传看。这些书所以“黑”，常常和歌颂了某个“黑帮”有关。比如《朝阳花》，因为是写湘鄂赣的，就被说成“为贺龙招魂”。这些书，现在又都成红色经典了。颜色变幻之间，也可以看出世事沧桑的冷暖浮沉。不过，对于读者来说，书就是书，强加给它的颜色是留不住的，时光的流逝，风雨的侵蚀，表面的颜色褪去了，留下的，才是它的真实面目。
读“黄书”解玺璋
黄书，非黄颜色之书，所谓淫秽色情描写之书也。故在“扫”之列，政府还设有专门机构做这件事。这也是传统使然。历代禁书，各有所重，“扫黄”
则肇于明而盛于清。清康熙二十六年，刑科给事中刘楷上疏建议：“一切淫词小说……立毁旧版，永绝根株。”这是官方大规模“扫黄”的较早记录之一。根据记载，这次对小说的查禁，超过150种，多数是“诲淫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