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横岗只留下大路边一棵孤独的老榕树。
榕树荫下是个边检站。穿着绿军衣荷枪的战士在庄严站岗。
大路西边横隔着一大片干旱的田块，座落着一行白灰墙的矮房，参差错落。大路东边光秃秃的山坡上，矗立着一座双层楼房，鹤立鸡群。大门口挂着块横岗人民公社的木牌。
这里81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没看见一条河流。
这里的土地在阳光的烤灸下冒着缕缕青烟。
这里的山岗长不出像样的青草。
这里没有春天……
然而，历史并没有遗忘了横岗。英国、日本、美国和民国制造的刺刀弹头，在人们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疤。封闭的铁索把人们的手脚捆绑得结结实实，经济发展缓慢。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人们填不饱肚子，本能地向往香喷喷的白米饭。
黑夜，人们一次又一次泅过河对岸去。
夜里，人们一次又一次在河边堵截外逃。
于是，边境线上出现了奇特的、变幻莫测的海市蜃楼。
人们的心血都被这外逃与反外逃折磨得竭尽了。
人们心灵的春天也湮没了吗？
1979年夏。
这里在开放的序幕中遇上了严重的挑战——一次逃港大风潮。
大路上，人们成群结队地朝界河边涌去。罗湖桥头挤迫着黑压压的人群。掩藏着一张张青春年轻的脸孔。
历史继续地在倒流……
人去楼空。田园荒弃。
黑色的失望像蝗虫啃噬着这片绿色的村庄。
翌年炎夏
村里逃港户还在蔓延增加。
周锦廷汗流浃背地在田里扶耙时县上来电话：撤消对他的处分，取消一切不实之词任命他担任横岗公社党委书记。他放下犁耙，洗去脚上的泥巴，收拾几件衣服便上任去了。
“我想最好不给你平反。”妻子黄金凤含着眼泪说。
“我在家里呆了三百九十九天，还不够吗？”周锦廷笑道。
“不够，就是不够。你不在家里有三千九百九十九天呢！”
他家在莲塘村，靠边界河最南端的村子。清晨，站在阳台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河对岸铅灰色铁丝网上的网眼。平日工作起来，周锦廷是很少回家来的。
“好。我有空就回来看你。”
“有空？”金凤说，“你有空那会有这起冤案呢！”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工作做得越多就越容易出差错。金凤不止一次当着丈夫的面，说这个错误只有他才会犯上。不是吗？凡事得顺着潮流，你顶什么？那年正值夏收夏种，外逃风起，上面派了个主任下来蹲点，要抽调大批人力去堵外逃。周锦廷怕误了季节，哼，没米下锅村里的民兵也留不住！这位主任一怒之下，便把周锦廷开除出党，回村劳动。唉，顺着点、少做点、闲着点，都会平安无事！
错有错着。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清闲的岁月。他冷静下来，思索过去，思索未来；看看自己的家，也看看周围的一切；看看村里的人，也看看跑到河对岸去的人。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反正人活着都得吃饱肚子，让人们吃饱肚子的领导就不算是坏领导。问题就像“一”字这么浅显。请放心，他才不会躺倒。他反而觉着内疚，当了二十几年农村干部，没本事让农民吃饱肚子。没想到填饱这张肚皮竟这样地不容易。他自责欠农民太多了。你把人家领到那条道岔上去了！有时，蹲在界河边，望着河对岸长得比人高的浓密密的草丛，草丛后面栅起一道铅灰的、高高的铁丝网。这铁丝网横隔开两个世界。他想不通，在这边出勤一个劳动日两角钱，跑过河去割鱼草日工资八十港元。……这差异是必然的吗？他清楚这大差距的拉开是近十年的事。现在开放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农民的直觉告诉他，莲塘村每一户人家发给一张过境耕作证，村里有田地在对岸。开放了可以挑担农产品到对河卖，再买点日用品和食品回来。一担鲜花生可以换回来一百多元。香港人爱吃新鲜！这不就是开放吗？土地的价值似乎一下子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呸，社会主义滚了三十年，倒头来穷得逃到河对岸给老板做工！这算什么……他骂自己了，欠下农民的债是要还的。
他憋着一肚子气。你说是怨气也好，怒气也好。反正有一天要发泄出来的。这开放是个多大的窗口，多阔的舞台，他周锦廷跃跃欲试。
“你插完秧走不可以吗？”妻子问。
“那边还未开镰呢！”
“你心里就只装着个横岗了。”
“不对。还有你金凤！”周锦廷说。他知道妻子理解他，支持他。他俩结婚那年，在门前栽下那棵龙眼树已半天高了。每年夏天，摘龙眼时他常常不在家里。她感到分外地孤寂。
“我知道留你不住。承包这几亩田我耕得来，你放心走好了。”金凤汪着一双泪眼。
“辛苦你了。”
“我担心你一上任，匿名告状信又像落叶似地飞来了。你就少得罪些人好吗？”妻子满脸愁容。
“惯了，也就这么一回事了。”周锦廷苦笑了笑。
他蹬着辆自行车拐上柏油公路，嗖地一下走远了。
高高的龙眼树在屋前孤独地落下了浓黑的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