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经营两年多，别人见这营生有利可图，便纷纷入围，小编织店一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苏南针织品在响水市低价倾销，使得编织店的利润越来越低，陈红的生意也越来越不景气。这时她主动放弃了编织市场，另找门路。她走南闯北，调研市场，又办起了本市第一家涂料厂，高薪聘请技术员，开发出了填补国家空白的产品，一炮打响，取得成功。
从陈红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果断决定自己创业，如果没有果断转行，那么她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成大事的经验：适应现实的变化而迅速改变自己的观念，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有一副聪慧的头脑和敏锐的眼睛，做生活的有心人。
有些人对待问题脱离实际，就认准了“一条道儿走到底，不撞南墙心不死”，从不顾及客观情况，只是单纯地以不变应万变，那只能是自设苑囿，做茧自缚。而有一些人在突然的、意外的重大挫折面前，由于原定的追求目标已不可能实现，或是为了用其他行动来转移、代替心理上的痛苦，就会转而追求别的目标或是进行另外的活动。这也可以获得新的成功，得到心理上的补偿。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现实中，离开特定的现实，要想成大事，简直是天方夜谭。为什么？因为现实是每个人生活的基础。对于那些不停地抱怨现实恶劣的人来说，不能称心如意的现实，就如同生活的牢笼，既束缚手脚，又束缚身心，因此常屈从于现实的压力，成为懦弱者；而那些真正成大事的人，则敢于挑战现实，在现实中磨炼自己的生存能力，敢于改变自己，改变目标。这就是强者！
代表人物：曾国藩
能成大事的人无不善变，曾国藩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一生三变，被章太炎称为“善变人”。他精于明变，洞察天下变化规律，因此有远见卓识，发人所不敢发，为人所不能为，引领时代风潮，独占风光。“变”这个字，是对他整个一生的最精当的概括。
近代中国是古今从未有过的一大变局。当时清朝面临着重重困难，内有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外有接连发生的外国侵略战争，而清朝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也已由盛而衰，走向末路。在此非常之际，曾国藩应运而生，创湘军，办洋务，兴西学，无一不是开风气之先，创古今之未见，因此能拯救危局，建功立业，被誉为“中兴元勋”。通观一生行事，善于变化是其显著特点，也是他得以应对此变局的重要前提。明变是曾国藩变的基础，是求变应变之本。基于对变化深刻的洞察力，才能够把握时代的主体趋势和具体变化中的规律，能未变知变，具有远见卓识。正因为不断适时变化，使得曾国藩由一个迂阔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豪杰，实现了由“内圣”到“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跃。
曾国藩《彭母曾孺人墓志铭》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变化观。他认为“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也就是说“天道”都五十年一变，与此相应，国家、家族、个人更要随之变化。
曾国藩洞察大势，在事关国家、个人命运的大事上，具有远见卓识，未变知变，这是成大事者必备的素质。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墨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转向了家。可以说，这三次变化，都是曾国藩未变知变，及时调整人生策略的表现。
曾国藩善于察变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各地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连绵起伏，起义接连不断；到咸丰皇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然而，清朝建国之初十分强大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屡战屡败，根本不能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安宁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来镇压“叛乱”，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湘军。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也许清政权就会在太平军的进攻下陷于崩溃。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他在军事上的善于察变的表现。而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则是曾国藩从长远角度出发，希望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又一种善于未变知变的表现。曾国藩在晚清大变局中，及时做了调整。由一个翰林院的闲散文士变为调和各派、自成一家的通儒，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他之所以能与列强周旋，都与他善于洞察时势分不开。咸丰同治年间，他极力推动中国“自强运动”，试图使中国走上国富兵强的道路，这更显示了超前的战略眼光。当时凡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赴美，每一件工作，都因为他的大力支持或指导策划，才得以顺利推动。
当时，清朝内部有许多人提出购买外国的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从英国购买了七艘轮船，打算“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大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对此，曾国藩也持赞成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主张购买外国武器不仅是要镇压太平军，还应该保卫海上安全。
他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一件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从这件奏折中，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是将抵御外侮、镇压起义军相提并论的。
在他的一封信中，曾国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妙，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渐失其所持”，购买之后招募能工巧匠模仿制造，而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见从这时开始，曾国藩心中就在想着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事情，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1862年，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科学家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当徐、华终于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黄鹊号时，曾国藩欣喜异常，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
后来为了更进一步缩小与列强的差距，曾国藩认识到不但要自己制造枪炮轮船，还要发展自己的机械制造业。于是他罗致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容闳前来。容闳学问精湛，还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一开始怀着救国的愿望回到中国，寻找可以寄托的势力。他首先选择了太平军，但经过接触，他发现太平天国的将领们都缺乏见识和热情，使他非常灰心。他早就闻听过曾国藩的大名，闻召后即刻来到安庆，和曾国藩见过两次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曾国藩的明察大局的见识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于是他欣然留了下来。曾国藩也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当即委以重任，派他赴美采购“造器之器”，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曾国藩奏准赏给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六万八千两。足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长约九米多，时速二十五六里。
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车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鹊”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用再匍匐在列强的脚底下了。
他计划照这艘船的式样，加以放大，并大规模制造。可是后来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上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反复试验的经费；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后来安庆造船所并没有实施扩大制造的计划，连那艘已经造就的“黄鹊”号也不知所终。
曾国藩是一个永远不怕失败的人。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沮丧他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地，从失败的经验中，他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唯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因此，他一方面派容闳采购机器，督促他早日回国，一方面也在寻找其他的机会，获取生产轮船军火的能力。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购得一座英国人的铁厂，其中设备，以造船机器为主，也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李鸿章得了这座铁厂之后，立即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将原先已经设立的两所军火局归并入内，扩大制造的范围和规模。曾国藩得到报告，很是高兴，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闳自美国采购回国的机器一百多种，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全数批交“江南制造总局”使用。虽然厂中有的是造船机器，但由于经费及技术的限制，起初只能从事枪炮军火的制造，结果成绩很好，产品与西洋不相上下，受到这一鼓舞，曾国藩决心更进一步，兼造轮船。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曾国藩准年拨江海关洋税一成约二十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第一艘轮船完工，费银八万两，载重三百余吨，逆水时速七十华里、顺水时速一百二十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曾国藩亲自登轮，在长江中试航一遭，感到非常满意，命名为“恬吉”号。于是向清廷奏报造船及试航经过。清廷甚为兴奋，降谕对曾国藩嘉奖备至。这一艘船是将轮机露出水面的明轮，从第二号开始，便改造暗轮。轮机、汽炉、船身及船上一切配备，完全由中国员工按图制作，外国工匠仅处于咨询顾问的地位而已。这所造船厂直到民国时代，仍在中国海军的修造及维护舰艇工作上，担任着重要的任务。
曾国藩又采纳容闳的建议：在制造局之下，附设一兵工学堂，招收中国青年入学，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培养各种工程师人才。局中另设“翻译学馆”，专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西书。译书的方式，多数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后由精通绘图和算学的华蘅芳、徐寿等加以笔录。译成的书，即交局中印刷所大量刊印，应各方需索，广为散布。到同治末年，已译成的书籍有数十种，而到光绪末年，则多达一百七十余种。翻译的范围，也由制器船炮扩及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及至军事、医药等书。国内各地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大多数都是通过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而获得的。而现代科学知识的种子，正是由曾国藩播下的。
同治九年，曾国藩因天津教堂案而遭受极大的打击。但即使在众口交诋、心力俱瘁的情形之下，他仍念念不忘为清廷培植一批人才，奠立他日得以自强的根基。
这年容闳向他提出一套选择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十二至十四岁的聪颖幼童三十名，共一百二十名，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十五年，学成之后，依次回国服务。如果成绩良好，以后即着为定例，每年照数派遣。
如此则中国今后富国强兵的人才，可以不假外求。曾国藩表示同意，随即与江苏巡抚会衔入奏。及曾国藩回任两江，清廷已批准留学计划。
曾国藩、李鸿章（湖广总督）与容闳等乃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详列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事项。虽然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间，曾国藩不幸去世，但第一批留美学生三十人，仍于当年夏天由容闳、陈兰彬等率领，起程留洋。这一留学计划，后来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贯彻。不过就在这一百二十名留学生当中，已造就了一些人才。最重要的，是留学风气的开创，它为古旧闭塞的中国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由这里可以通往世界的新领域。日后中国士子出洋留学的为数日众，中国人的眼光见识也为之日广。追本溯源，曾国藩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自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措施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已使中国开始了近代化的旅程，所以有人将曾国藩誉为中国的近代化之父。
曾国藩做事果断坚定，正因为有明变为基础，熟知天下大势，有远见，所以能立于不败，在军事上如此，在发展近代工业上也是如此。对此，许多人已做出了评价。如李鸿章之见李瀚章，评论他创水师、援武昌时说：“此其深识远略，公而忘私，尤有古人所不能及者。”李元度在他所写的《曾文正公行状》中也说：“其识力之高深远密者，不可隐度论也。”民国著名史学家陈恭禄论道：“曾国藩虽非将才，然能谋而后战，审察利害，不求一时之功，而有深思远见之方略。”现代著名学史家邓嗣禹也说：“曾国藩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事实证明，不但在指挥战争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他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