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开工后，严相公吩咐工地每日所需的豆腐和甜酒全都到那一家小店去买，而且是先付款后拿东西。小店本钱不多，就只夫妇二人，每天都忙得供应不上，严相公又主动请人来给他们做帮手。不久，随着工程的进展，建房的匠人越来越多，小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店里储存的大米、黄豆堆满了房间，添置的酒缸等器物用具也把小店堆得水泄不通。小店的屋子和小院实在容纳不下了，加上他们感激严相公以德报怨，便对自己当初拒绝迁居的做法深感愧疚，于是主动表示愿意搬到别处。严家就以近处别的宽敞些的房子与他们进行了交换。这对夫妇极为高兴，不几天就搬走了。最后严相公的宅院也如期完成。严相公对这场邻里纠纷的处理，不仅表现出他为人的仁义，更反映了他变通处世的大智慧。
严相公没有以权势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而是有意让豆腐店赚钱，扩大经营，一直到这所狭小的房子再也无法容纳为止。这时，小店的搬迁就不只是严家的意思，同时也是店主夫妇的切身利益之所在了。想当初工程开工之时，一方死活不肯搬，一方又非要不可，问题似乎难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但在严相公大智若愚的睿智调度下却有了圆满的结局。
左邻右舍生活在同一空间、同一社区，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小磕碰，这在古今都是一样。处理不当，轻者动口动手，伤了和气，重者对簿公堂，两败惧伤，甚至还有闹来闹去，最后闹得家破人亡的。从严相公的行事看，处理这类问题，不仅要宽宏大量，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那么一点大智若愚。
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每个人所处的情形不同，但克制自己，“待人以严，不如待人以宽”，给对方留下最大的余地，总是能够做到的吧，其结果肯定是既实现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又使双方皆大欢喜。
4.以糊涂之道对人
“糊涂”不全是一个贬义词，可以是一种处世态度。人生中有很多人，很多事，全部弄明白了反而会失去，会伤心。这就是糊涂的好处。
糊涂的人什么都不在乎，不糊涂的人只是不在乎表面。不管这个表面有多么的冠冕堂皇，或者多么的离谱，这样的人都有一颗再清楚不过的内心。
刘墉就是这样一个不糊涂的人。
刘墉在担任安徽学政的时候，曾经巧妙地以糊涂之道整治假装糊涂之人，使安徽学务得到大治。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九月，刘墉被乾隆钦派为提督安徽学政，出任主管一省教育的长官。清朝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当时的学政无论品级高低，都与督抚平行，其所提督的学政事务，督抚和布政、按察两司皆不得干预，只有在学政因丁忧(为父母等守孝)等特殊事情离任的情况下，政务才暂时交给督抚或布政、按察两司署理。
安徽在清初隶属江南省，由驻江宁(今南京)之江南布政使司管理，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开始建省，设安徽巡抚(驻安庆)，改江南布政使司为安徽布政使司，乾隆二十五年始由江宁迁到安庆，统于两江总督。领安庆、庐州、凤阳、颖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八府、广德、滁州、和州、六安和泗州等五直隶州。
按照清代制度，学政的主要工作为考核教职和考试童生。当时，捐纳贡、监生，即花钱买来的生员不需要入国子监学习，居住原籍又规定不用参加当地学官主持的月考和岁考，加之人数众多，学官势难加以有效管理和考核，因此便成为管理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此外，其他也有诸多不尽合理的方面，致使学政管理很混乱，尤其是安徽更是如此。
因此，刘墉在临出发之前，暗自下了决心，定不辜负皇上对他的一片厚望。皇上希望自己能为全国整顿学政开一个好头，特意赐诗相送，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州新翰林”之句。这就是后来刘墉曾经刻有“御赐海岱高门第”印章以示恩荣的来历。当时，刘墉还有一首《恭和御赐安徽学政刘墉诗元韵》自勉，该诗写道：“久沐恩如海，新知士有林。天章荣捧壁，雅化念追金。勖以弓袭业，殷然陶铸心。赓歌渐里拙，濡翰颂高深。”
刘墉上任伊始，即遇到一件奇事。到贡院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就听说在考务中一个名叫吴敬梓的童生，在考卷中写道：“今天下之事，有清有浊，浊清交互，有志者，当使天下清浊分明也!”从字面来看，明显有诽谤朝廷的意思。刘墉知道这种事最犯乾隆的忌讳，不想节外生枝，就想查明后奏明皇上，由乾隆判决。
刘墉将吴敬梓的卷子调来复查时，那吴敬梓不仅不承认自己写过那段话，通过进一步验查笔迹，刘墉更是大吃一惊，他发现竟然连考卷也不是吴敬梓自已所答。刘墉将所有考卷调来后，吴敬梓很快便找出了自己的考卷，刘墉一看，那名字竟是吴警梓，正是今年的贡院头名秀才。
刘墉心想：吴敬梓肯定冤枉，但那吴警梓又是何人呢?欲整顿学政，须得首先将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否则怎么对得起皇上的期望呢!初来乍到的刘墉为了弄清真相，想起了六王爷喝酒装糊涂的妙法，便命手下去请那吴警梓前来。
学政大人相邀，吴警梓觉得脸上有光。等进了贡院，刘墉又破例用私宴招待，并说：“此是私交，不必拘礼。”令吴秀才实有受宠若惊之感。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三盅白酒下肚，双方的话也就多了起来。
“本官常想，出外做官不容易，全靠着当地父老相助，日后还请吴秀才多多相助。所以，此次请吴秀才前来，一是为吴秀才进学，表示祝贺，二是有几个小事将有求于吴秀才。”
吴警梓一听，还认为“强龙不压地头蛇”，刘墉这个“强龙”是想与自己这个“地头蛇”套交情，便大包大揽地说：“大人说哪里话，日后学生还要求大人多多赐教呢，岂敢谈对大人相助。不过，日后地方上有什‘么事，大人只要吩咐一声，就全包在学生身上了。”
“如此说来，吴秀才在这安庆地面上也是个风云人物了?”
“风云人物学生不敢说，但学生可以这样说，学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下到上，左右逢源，本省学官吴忠与学生是一家，家父与朝中的和大人是结义兄弟，这可以说是上可通天，下可入地呀!大人在安庆就安心地干吧，没有谁敢动大人的一根毫毛。”
“怪不得吴秀才考场如此顺利，原来是有贵人相助啊!”
“有钱有人就得。人们不是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钱能通神，那可是一点不假!就说这考秀才吧!也就是万把两银子的事嘛!”这吴警梓真是个十足的糊涂蛋，没让刘墉怎么费劲就吐出了实情。但刘墉却假装糊涂不解地问道：“以吴秀才之才，就是考，也是十拿九稳，又何必破费银子呢?”
“大人哪里知道，那卷子上的字是我写的，可文章根本不是我作的，全是学官吴大人做好让我抄的。事情简单得很，不就是五千两银子么!哈哈哈。”
“噢!原来如此。吴秀才，咱不说这个了，早就听说吴秀才字写得好，本官想求吴秀才写几个字如何?”
那吴警梓喝得迷迷糊糊，竟然在鲁班门前耍大斧，借着酒意，写下了“天高云淡万里晴，吴警梓”几个字。当时，吴警梓做梦也没有想到，刘墉早已安排好人，将他说的话一字不差地全记录了下来。
在掌握了舞弊的确切证据后，刘墉将学官吴忠找来，对他说：“此次贡院考试，出了一桩怪事，不知吴大人可曾耳闻?”
“有何怪事，下官未曾耳闻，请大人明示。”
“吴大人既然未曾耳闻，那本官就说于你听。此次考试中，竟然有一个童生没写一篇文章，却能高中!”吴忠心中一惊，但他故作镇静地说：“什么!
自己不写文章，还能高中，哪里会有这等事?岂不是荒唐可笑!”
“吴大人，你真的不知道这不写文章反倒得中的是谁么?”
“下官不知!”吴忠脸上的汗开始冒了出来。
“他就是此次贡院考试之首吴警梓吴秀才!”
“不会，不会!不会是吴秀才!”
“吴大人，你怎么知道不会是吴秀才?”
“这个……吴秀才是我亲手所点，若是假的，我们怎么向皇上交待呀?”
吴忠说话的腔调都变了。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刘大人这话是……”
“我的意思难道吴大人还不明白吗?本官实在没想到，吴大人还与这吴秀才有牵扯!”
“这吴秀才与下官有何牵扯，真乃荒唐至极!”
见吴忠不承认舞弊，刘墉不慌不忙地说：“我现在先不说此事。吴大人，我来问你，现在有三种人：一是睡着了的，二是未睡着的，三是未睡着而装作睡着了的。我要想将此人嘁醒，你说哪一种人最难喊?”
“当然是那个未睡着而装睡着的人最难喊!因为那未睡着的人，本身就是醒的，因此一喊就醒；那睡着了的人，也能把他喊醒；那未睡着而装睡着的人，是因为他有意不理，所以最难喊。”
见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吴忠还在装糊涂。刘墉不想与他再兜圈子了，便严厉地喝问道：“如此说来，吴大人就是有意不理的了?难道非要本官逼你说出来不可!”“刘大人，你说我考场舞弊，有何证据?”
原本想救他一命的刘墉见这家伙死不认罪，便只好将两个吴秀才带来，让他们当堂指认，在事实面前逼吴忠交代了实情。原来不光是五千两银子的事，吴忠之所以敢硬扛，还因为有和珅给他撑腰。在这种情况下，刘墉只好上了一道奏折，将整个案情全部奏明乾隆，使和珅不敢出头，将吴忠撤职查办，最后削职为民。
然后，刘墉以此案为突破口，对安徽学务来了个彻底治理，很快便使安徽学务面貌一新，莘莘学子为之鼓舞，个个欢心。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月，刘墉向朝廷奏请，此后遇捐贡监生有过失需要惩戒时，州县官应会同学官核办，遇举报贡监优劣，唯责州县官代为办理，从而明确了州县官管理捐贡监生的职责，使全国的学务得到很大的改观。
刘墉的糊涂做法，很巧妙。简单地说，这是以糊涂对糊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既惩治了坏人，又教育了百姓，实在是大智若愚的经典之作。
5.该出手时就出手
一个人手段的软和硬，要视不同的对象而言，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在该硬的时候软．不能在该软的时候硬，一定要该出手时就出手。
一个人的胆识越大，手段越厉害，就能终至大胜；无胆乏识，则底气不足，遇事必畏首畏尾，终致失败。所以人办事的时候一定要该出手时就出手。
从撤三藩的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康熙帝正因为有过人的胆识，才使他强硬的手段能贯彻到底。
通过严格立法约束官吏的行为是整饬吏治的一个必要环节，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任何立法都需要人来执行，因而人才是操纵胜局的关键因素。
对此，康熙倾注了大量精力，除运用通用的考察办法对官员进行考察外，尤其注重亲自考察，并利用亲近大臣密奏的办法了解官员的真实情况。这一做法对现代企业管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刘墉特别推崇康熙大帝，并善于学习其办事手段。这也是他能得到皇室几代人重视的主要原因。
正四品，乾隆十八年后改为从四品。
山西东连直隶，西邻陕西，南接河南，北与大漠蒙古比肩，被视为京师西南部的重要屏障，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而太原府地处山西中部四通之地，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故历次授官均以繁难侍之。
在刘墉以前，刘家曾有多人做官山西，并做出过重要政绩，都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过清官的形象。刘墉的堂祖父刘果，康熙初年曾任太原推官，任内曾捐俸修文庙，设义学，兴修太原、榆次等地的水利，并废除了当地的好讼陋习，受到人民的称赞。刘墉的祖父刘启，曾于康熙四十三年出任平阳知府，任内周恤灾民，修葺文庙，重建鼓楼试院，纂修三十四县志，“吏惕民服，菩政不可胜举。后升江西提刑，士民泣送之”。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到山西查办过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山西通志》称：
“乾隆二十二年，以刑部尚书按狱山西并清查亏空，一时墨吏罢斥几尽，而循良者多获保全。逾年，归化城有私伐官木之案，又以协办大学士奉命协巡抚塔永宁往鞫，得实，自将军以下悉按如律。轺车所历，中外肃然。”刘墉的堂伯父刘铤煜，曾以举人历风台、曲沃、平陆知县，死于平陆任上。任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曾谏止修天井关及阻止西征期间对曲沃民的加派，受到当地的爱戴。死后“曲沃民感其惠，争往赙之”。
刘墉出任太原知府一职，应该说是有压力的。一是他此前从没有独立管理地方的经历，却忽然问被派到这块繁难之地，担负起总管一方的重任，心中不免没有把握。二是他的祖上曾在这块土地上做出过政绩，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过很好的口碑，自已总不能给刘家清官的形象抹黑吧!再者说来，自己初任方面，总应该给皇上留下个能干的印象，一来不辜负皇上的恩典和父亲的期望，二来也好为自己以后的升迁奠定点基础啊。他不能不认真办事。
有鉴于此，刘墉接到吏部知会后便进宫向乾隆辞行，随后便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刘墉此次到太原赴任，或是因走得匆忙，或是他向来简朴，总之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走马上任前要大换行头，而是破衣破帽，一身的朴素。
他在一首《赠钜琛侄》的诗中就写道：帽破衣残到太原，故人犹作旧时看；才华莫叹江郎尽，风貌真怜范叔寒。
北上帝京鹏路近，南归生男凤巢安；今朝且预龙山会，黄菊红萸露满盘。
一路上也没有骚扰驿站，《泽州道中》写道：
暮色苍然野气温，天西余赫似朝暾；荒村过客将求火，小店招商未掩门。
入肆鸡豚丰岁有，在堂蟋蚌古风存；大行西下吾能说，元气微茫带水浑。
在刘墉上任以前，太原府因种种原因已积累一大批疑难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已积压多年。刘墉到任不久，就将数十件案件审理一清，因此受到官绅百姓的一致称赞。
山西本为贫瘠之区，财政收入不多，却地居交通要道，清代用兵西域多经此地，前后骚扰数十年，费用颇多。加之官蚀民欠，各地府库普遍空虚，根本无法应付地方上的不时之需。刘墉上任后即注意此事，先后筹措资金购谷三万余石，储为府仓，公私赖以为便。
由于刘墉在太原知府的三年任期里，确实干了一些实事，如清积案、整顿仓储等，都受到人们的肯定，故光绪《山西通志》评价他说：“以翰林出为太原知府，迁冀宁道。丰裁峻整，习掌故，达政体，于吏事以勤慎著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