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人单从外表看来，差异不大，但是如果把内心悄悄揭开，就会发现心态的天壤之别。心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这是一般定律。积极的包容的心态，会给你的人牛带来不可估计的力量。如果把成功比作耀眼钻石，那么宽容平和的心态就是与之匹配的打磨机，两者密不可分。
1.宛城之战泯恩仇
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所谓的仇恨不过是心中那个自己系上的结而已。
人世间只有仇恨是最难让人忘掉的，失去亲人的痛苦通常会使仇恨更加深刻。然而，家仇和国恨哪一个更重要?个人与团体的利益哪一个应放在首位?面对发誓要报仇雪恨的敌人有没有“相视一笑泯恩仇”的气度，这些对于所有的政治家而言都是一种考验。
谁都知道，曹操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所以曹操仇恨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曹操又是一个心胸宽阔的人，当个人利益与天下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选择的总是后者。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曹操与张绣化敌为友的佳话。
曹操三次南征张绣，第一次失败，第二次获胜，第三次互有胜负，基本上打了个平手。曹操未能消灭张绣，但张绣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进攻许都，南边的局势暂时平稳下来。在这种情势下，曹操接受苟或的建议，先东征吕布，平定了徐州，并打败了袁术。而在南征张绣过程中，张绣曾把曹操打得措手不及，将曹操的爱子曹昂、心腹战将典韦等都杀死了。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一线对峙。曹操忽然想到要把张绣弄到身边以对付袁绍，而这时袁绍为了对付曹操，也派使者来到穰城，约张绣出兵进攻许都，同时给贾诩写了一封亲笔信联络感情。当时袁绍势力强大，张绣打算答应袁绍。这期间，多亏了贾诩之功，当时贾诩出人意料地当着众人对袁绍的使者说：“你回去告诉袁本初，他们兄弟之间尚且不能相容，怎么能容得下天下国士呢!”兄弟不能相容，指袁绍、袁术反目为仇、互相攻伐的事。贾诩冷不丁这么一说，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绣不由得大惊失色，脱口而出：“您怎么这样说呢?”但贾诩胸有成竹，话已说出，使者只得动身回冀州复命去了。
事后，张绣私下惶恐不安地问贾诩：“您这样处理，我们今后怎么办呢?”
贾诩的回答又出乎张绣意外：“不如投靠曹公。”张绣为难地说：“袁强曹弱，我们又同曹操结下了冤仇，去投靠他怎么行呢?”贾诩不慌不f亡说出一番理由：“将军所说的恰好就是我们应当投靠曹公的原因。第一，曹公奉天子以号令天下，名正言顺，从公义出发，我们应当归附他。第二，袁绍强盛，我们以很少的兵力去归附他，他肯定不会看重；而曹公还比较弱小，得到我们这支兵力，肯定会感到很高兴。第三，凡有志于建立王霸之业的人，肯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的恩怨，目的是要以此向天下人表明他胸怀的博大，我看曹公就是这样的人。这件事请将军不必再疑虑。”
张绣见贾诩说得入情入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年十一月，张绣率部到许都投归曹操。曹操果然十分高兴，亲热地拉着张绣的手，为之设宴款待，并立即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曹操还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两人做了儿女亲家。
曹操不计前嫌的做法使张绣内心十分感激，后来每次作战都异常英勇。
官渡之战，他因力战有功，被提升为破羌将军。在南皮参加击破袁谭的战斗后，封邑被增加到二干户。曹操对张绣的信用也是始终如一的，给予张绣的封赏总是超过其他将领。当时因战乱连年，户口减耗严重，十户人家不过还剩一户在，因此诸将的封邑没有能够满千户的，而张绣的封邑达到二千户，大大超过了其他将领。曹操这样做，其实质还是要保住这个“样板”，让他继续发挥作用。
曹操收张绣，纳张鲁，不计私怨，胸襟博大，充分表现了他以远大的目光看问题，重事业、不重私仇的政治家风范。对于政敌的攻击和为难，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去处理呢?聪明的政治家常能够以博大的胸怀和以德报怨的策略去轻易化解它，曹操在这方面就是一个老手。
其实，成大事的人，心胸也不一定真正总是像人们想象得那样始终宽广似海，博大无垠。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一定淡化了竞争。因此，欲想有一番作为，哪怕自己本来并不具心胸宽广的本性，亦应磨炼自己，尤其要把握时机、选择好对象，树立起自己襟怀宽广的形象，这样才更有利于聚拢士人，为你的事业增添沉重的砝码。
英国首相丘吉尔作为保守党的一名议员，历来非常敌视工党的政策纲领，但他执政时却重用了工党领袖艾礼，自由党也有一批人士进入了内阁。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在保守党内部，对前首相张伯伦也没有以个人恩怨为尺度去处理他们的关系。他不计前嫌，很好地团结了他们，显示了他的胸怀和娴熟的用人之术。
张伯伦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曾再三阻止丘吉尔进入政府，他们政见非常不合，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后来张伯伦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惨败，社会舆论赞成丘吉尔领导政府。
出人意料的是，丘吉尔在组建政府过程中，坚持让张伯伦担任下院领袖兼枢密院院长。他认识到保守党在下院占绝大多数席位，张伯伦是他们的领袖，在自己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和严厉的谴责之后，取张伯伦而代之，会令他们许多人感到不愉快的，接受丘吉尔做首相，是他们的痛苦。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丘吉尔决定留用张伯伦，以赢得这些人的支持。
后来的事实证明，丘吉尔的决策非常英明。当张伯伦意识到自己的绥靖政策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时，他并没有利用自己保守党的领袖地位刁难丘吉尔，而是以反法西斯战争事业的大局为重，竭尽全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对丘吉尔起到了极大的配合作用。
2.敬陈宫，英雄惜英雄
敬重你的对手，你也会受到别人的敬重。轻视你的对手，你就会尝到失败的惨痛。
自古以来，志同道合者为谋。对于那些有气节又有能力的人，曹操从来都是十分敬重和珍惜的。只要能留在自己身边，为己所用，他都以诚相待。
他虽然对对手和敌人心狠计多，但对于朋友和欣赏的人，都是坦诚为先。这一点确实值得后人学习。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结成无非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情谊。前者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共同利益就是最大合作动力。而后者是由于对于某些事物有着共同的看法和共同的梦想以及价值观，因而他们会不自觉地用同一种声音来说话，这种联系被称为是情义的联盟。自古以来，最坚实可靠的关系是前后兼具的关系。光有利益没有交情，很容易因为利益而翻脸，光有交情没有利益，只能两个人一起过苦日子。不管哪一种都不是好的境遇。
曹操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用人和珍惜人才上，都是试图兼而有之。一方面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情谊。他知道用以上两副纽带维系着他的团队，而他尤其重视以情义的联盟作基础建立起的合作关系。在曹操看来，人品之高下，唯有气节而已。成就天下者，所凭的就是一口气，一种凛然屹立在天地间的正气。
陈宫是吕布的谋士，和吕布一同被擒，坚决不投降。曹操就问：“那你的老母、妻子儿女怎么办?”
陈宫说：“以仁孝治天下的，不害人家亲长，不绝人家后代，你看着办吧。”陈宫自请死刑，曹操不禁泪下，派人奉养陈宫的母亲、妻子儿女。
沮授是袁绍的谋士，“官渡之战”被擒，大喊：“我誓死不投降!”面不改色地就死，曹操非常钦佩，为他建墓并题字赞扬：“忠烈沮君之墓”。曹操虽然不得已杀了陈宫、沮授，但曹操的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敬佩之情，并在以后厚待他们的亲人。身边的将士无不为之感动。
有一次，平虏将军刘勋因犯法被处死，抄家时搜出一封河东太守杜畿的信。刘勋原被曹操宠信，贵震朝野。他向杜畿索取河东特产大枣，杜畿回信托故拒绝。曹操得知这事后，对杜畿不媚权贵的做法大为赞赏，说：“杜畿可称得上是‘不媚于灶’的人了。”言外之意是：杜畿也是在众人中挑出来的贤人，可以作为大家的表率，希望大家好好向他学习。
后来，出于对杜畿的信任，曹操任命杜畿为魏国尚书。但关中平定后，还有个如何巩固的问题，进取汉中的军事行动也即将提上议事日程，河东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可忽视。曹操于是决定仍由杜畿留镇河东，并专门为此下了一道手令：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坐镇之。
生活中，一个人只说他人的好话，不说他人的坏话；只与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哪个不乐于与他交往呢?
我们要学习曹操仁厚高贵的气节，以仁心对待别人，敬重并学习有气节的人。做人总得处处看到他人比我好，比我贤能，并能随时称颂他。要做到有气节，我们应做到古人所说的“四不”：即永远不说他人的过错，而只表扬他人的好处；不攻击他人的丑恶，只宣扬他人的善德；不揭露他人的隐私，而专称他人的美好。对待人，不要过于苛刻、过于精明。所求于人的尽量淡薄，所责备于人的尽量宽恕，这样就容易与人交往而少有怨恨。这就是说做人尽量厚道、宽恕一些。这样，不仅能获得他人衷心的感谢，也能鼓励自己日益进善、日益进德。
3.一致对外，不搞内讧
团结就是力量。一个集团，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战才能发挥它的强大作用。
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开始时轰轰烈烈，后来走上灭亡之路的，大多是缘于内讧。太平天国运动后期，诸王四分五裂，最后被清军各个击破就是明显一例。
曹操作为一代枭雄，自然知道自己眼前的局面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他若真被强敌打败那是可以接受的，若因为内讧而失去了良机和胜利是他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对内讧是极为鄙视的。这是早在他揭竿而起，自己闯荡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的。
关东诸将不能一致对付董卓，内部关系很难协调，很快产生了矛盾。开始，兖州刺史刘岱和东郡太守桥瑁发生摩擦，刘岱火并了桥瑁，派王肱去兼任东郡太守。接着，袁绍胁迫冀州牧韩馥让出冀州，自己做了冀州牧，韩馥不久自杀。屯驻酸枣的诸军在粮食吃完后，连形式上的联合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立即散伙，回到了各自的辖区，发展自己的势力。此后，中国成了拥兵割据者的天下，在东汉王朝的版图上，出现了大大小小数十个独立王国。此后一段时间内，各地区的主要割据势力是：公孙度占据辽东，刘虞、公孙瓒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和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董卓、李催、郭汜等占据司州，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张鲁占据汉中，刘焉占据益州，刘表占据荆州，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先占据南阳、后占据扬州，孙策占据江东。
这样，他们之间就由原来的联盟走向了内讧，这些割据势力为了保持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相互问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兼并战争，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和人民的大量死亡。
对于这一幕惨剧，曹操后来写了《蒿里行》一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篇描写了关东诸将从一同起兵到发生内讧、割据一方、自相残杀、给百姓造成深重灾难的全过程，被称为“汉末实录”。“义士”指关东诸将，“群凶”指董卓及其婿牛辅，其部将李催、郭汜等。“盟津”，即孟津，相传周武王起兵伐纣时，中途曾同联盟反纣的八百诸侯会合于此，这里用“会盟津”代指关东诸将联合起兵讨伐董卓的义举。“咸阳”，秦朝都城，这里代指长安，当时献帝被董卓软禁在长安。“淮南弟”指割据淮南地区的袁绍的堂弟袁术，袁术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在淮南寿春称帝。“刻玺于北方”，则指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等在河内私刻皇帝印玺，图谋废掉献帝，拥立刘虞为帝的事。诗的头四句写起兵，于客观叙述中微露欣慰、赞美之意。
中六句写内讧和争权夺利，于客观叙述中透出厌恶痛恨之情。后六句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恶果，明确抒发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这是曹操这一时期思想感受的真实再现，委婉地表达了他要削平战乱、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决心和愿望。
曹操争取力量，减少内耗，不搞内讧的思想，还在另一件事中有所反映。
曹操第二次东征陶谦期间，兖州境内发生的反对曹操的叛乱，是由陈留太守张邈发动的。张邈字孟卓，东平寿张人，本来和曹操的关系不错。张邈年轻时以仗义行侠闻名，喜欢赈穷救急，颇得曹操看重，两人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交往。董卓乱起，曹操从洛阳逃到陈留，张邈曾支持曹操起兵。起兵后的一段时间，曹操曾受张邈节制，实际等于张邈的部将。袁绍出任关东联军盟主后，狂妄自大，张邈看不惯，曾义正辞严地加以谴责。袁绍很气恼，暗中让曹操杀掉张邈，曹操不同意，说：“孟卓是我的朋友，你对他应当宽容一些。现在天下大乱，我们应当一致对外，不要闹内讧。”
后来张邈知道了这件事，很感激曹操。曹操第一次东征陶谦时，两人的关系都还不错，曹操甚至将自己的家属托付给了张邈，临出发时对家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