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的兵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有“众十余万”，同书《袁绍传》说有“众数十万”，从中挑选了“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后汉书·袁绍传》的说法与此相同。而曹操的兵力，《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是“不满万”人，其中还“伤者十二三”，同书《苟或传》载荀或给曹操的答书也说曹操是“以十分居一之众”抗击袁绍，《后汉书·荀或传》的说法与此相同。曹操兵力不满一万的说法，恐非事实，南朝宋时的裴松之即已对此说表示怀疑，并在《三国志》注中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裴松之认为，曹操初起兵时，即已有兵五千，此后百战百胜，败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但一破黄巾，又接受降卒三十多万，此后不断吞并敌对势力，虽然每次征战都有死伤，但至官渡之战时不应少到如此地步。裴松之还进一步就官渡之战时双方对抗的具体情势提出、质疑，认为，其时袁绍有兵十余万，曹操再有谋略，也无法以数干之兵与之长期对峙；而且，袁绍屯营东西数十里，曹操能够摆开阵势与之对抗，可见其兵力不会太少，这是其一。
如果袁绍有十倍于曹操的兵力，理应尽力围守，继绝内外，而曹操竟能先派徐晃袭击粮车，后又亲自带兵袭击鸟巢，往来自如，并无阻隔不通的事情，可见袁绍并不能对曹操加以控制，这也说明曹操的兵力不会太少。
史籍称曹操活埋袁绍降卒八万(一说七万)，如果八万人奔散起来，八干人是无法控御的，而袁绍的几万士兵竟然束手待毙，是靠什么力量来控制的呢?这也说明曹操的兵力不会太少。
总的说来，不可否认袁强曹弱的事实，双方之间的人数不仅有差距，而且有较大的差距，估计曹操的军队最多不会超过三四万人。沮授曾对袁绍说：
“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也是承认了北兵在人数上比南兵众多的事实的。
如果不是在人数上存在较大差距，曹操就不会在粮少利于速决的情况下，去与袁绍坚壁相持，甚至中途产生撤兵的想法了。
(2)从装备来看，曹操与袁绍也有很大差距。这从曹操曾发布过的一道《军策令》中就可以看出来。
“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兵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今时等也。”
由此可见，无论是人穿的铠甲还是马披的铠甲，曹操都比袁绍要少得多。
曹操见自己的铠甲少，干脆舍去不用，而以奇兵打败了敌人。一是士卒精练，二是出了奇兵，兵好，又用好了兵，从而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文字虽短，却已大体总结了官渡之战所以能够取胜的经验。
(3)从经济力量来讲，曹操也处于劣势。
曹操占领的兖、豫二州自董卓之乱以来，农业生产遭受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后来虽在许都附近地区实行了屯田，到这时已实行了四五年光景，但由于战争连续不断，粮食消耗惊人，以致曹操在官渡同袁绍相持到许攸来奔时，只剩下能维持一个月的军粮。而袁绍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人口众多，农业较发达，其中尤以冀州为最，是人力物力补给基地。袁绍第一次从河北运来粮食数千车，被曹操烧毁后，紧接着又运来一万多车，可见其经济实力、军粮储备是远比曹操要充裕的。
(4)从后方的情况来看，曹操的情况也比袁绍糟糕。
曹操占领的兖、豫二州是四战之地，占领后要巩固比较困难，在官渡对峙的最困难的日子，两州的不少郡县起而反叛，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曹操虽已先后击败或消灭袁术、吕布和刘备，收降了张绣，可南边还有刘表和孙坚，还不能说完全消除了后顾之忧。而袁绍占领的河北，有山河之固，同北面的乌桓、鲜卑等族保持着和亲关系，后方较为稳定；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条件，也是曹操所不具备的。
在曹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却干净利落地打败了袁绍，这其中原因，不能不说是“人谋”。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推行屯田。
推行屯田，既解决了流民问题，有利于后方的安定，同时也找到了一条恢复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的有效途径。曹操在官渡之战期间军粮不足，但如果不推行屯田，则不仅仅是军粮不足的问题，能否进行这一场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战争都将成为问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派典农中郎将任峻主管军器供应和粮食运输，所运输的粮食很可能多半是积贮在各地的屯田区域内所收获的粮食。袁绍也想截断曹军粮道，曾多次派兵攻击抢掠，于是任峻想出了一个对付的办法。他以一千辆粮车为一部，分十路并进，每队用两层军队护卫，从而有效地保证了粮草的供应。
(2)剪除羽翼，稳定周边。
官渡之战前，曹操当机立断攻取徐州，擒杀吕布，赶走刘表，降伏张绣，稳定关中，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避免两线作战的问题。刘表、孙坚虽然虎踞南面，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排除后顾之忧，但刘表胸无大志，坐守成业，孙策后来被刺身亡，都没有对曹操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在官渡之战期间，曹操还派遣部将臧霸多次带兵进入青州，稳定了东部局势。镇守关中的司隶校尉钟繇，则不仅招抚流民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争取马腾、韩遂暂时归附了朝廷，使曹操免除了西顾之忧，还在曹操兵少粮缺的关键时刻，挑选了二千多匹战马送到官渡，给了曹操以有力支援。曹操为此异常高兴，当即给钟繇写去了一封信：所得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关右”，指函谷关以西之地，亦即关中。萧何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辅佐者，楚汉战争时期留守关中，负责士卒和粮饷的补给，支援前线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作出了重大贡献。曹操将钟繇的“送马”与萧何的“足食成军”相提并论，对其功劳作了高度评价。这件事说明，曹操不仅没有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周边地区的支持。而袁绍无勇无谋，性格孤注一掷，一开始就注定他要失败的命运。袁绍虽然也想安抚周边，拉拢军阀，却始终未能奏效。
官渡会战前，袁绍想拉拢刘表和张绣，未能取得成功。后来，刘辟、龚都及兖、豫二州的一些郡县背叛曹操，这又给袁绍提供了一个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对这个机会，袁绍本来也想加以利用，但他对部下分兵南下乘虚攻击许都的建议一再加以拒绝，主观上想在官渡把曹军一锅端下，因此下的决心不大，仅派与之存有异心的刘备带了不多的兵力，前去与刘辟等人配合，因此也未能收到多大效果。袁绍在这个问题上的失算，在客观上帮了曹操的忙，使曹操得以在官渡全力以赴，最终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成功总是偏向那些有准备的人。由于曹操做了比较充分的政治准备和军事准备，因而为官渡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而当战斗正式打响后，曹操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又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首先，曹操对战争的全局作了通盘考虑，先后派兵攻占了射犬、延津、白马等战略要地，使自己在战争的初期获得了主动。
其次，曹操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审时度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果断捕捉有利于自己的战机，从而节节夺取战争的胜利。他先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取得白马大捷；接着用诱敌之术，歼灭了袁绍的追兵。首战的胜利挫伤了敌军的锐气，但自己的力量仍处于劣势，于是曹操又先退一步，固守官渡，以少量的兵力拖住大量敌人，耐心寻找有利的战机。
最后，因许攸来降而彻底摸清了敌情，于是及时抓住战机，集中兵力，避实击虚，以轻骑奔袭乌巢；在乌巢面临腹背受敌的危急时刻，又毫不动摇，厉兵奋击，终于抓住袁绍援军将到未到的短暂机会，击败了淳于琼，烧毁了袁军囤粮；接着乘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的时机，发起全面反攻；最后终于取得了决战的胜利。灵活、机动和果断，这些优秀指挥员必备的素质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所以，后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刘备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真是一语切中要害。
7.权谋素质，奸雄眼光
高能人才素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思想权谋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曹操的性格构成，是由高能核心人才素质与封建政治家权谋品行对应组成的，具有互补性。前者可以概括为“雄”，后者可概括为“奸”。奸雄统一在一起，即雄中有奸，奸中有雄。究竟雄的性格在什么情境下占主导作用，奸的性格素质在什么情境下占主导地位，一般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
曹操高能核心人才的素质是“雄”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屋建瓴的战略决策意识，有多大的眼光就有多大的业绩；二是广揽天下人才的用人思想，得到多少人心就得到多少次挽回败局的可能；三是发挥团队优势的能力，团结就是力量。
仅就第一方面来说，曹操胸怀全局，目光远大，善于决策。董卓之乱导致了豪强混战的局面，北方就出现了如公孙瓒、袁术、陶谦、吕布、刘表、刘备、曹操和袁绍等地主武装，割据州郡，称霸一方，互相攻伐，扩大势力，分裂天下。其中最有优势的是袁绍，雄冠中原，据冀、青、幽、并四州之地，名噪天下，大有统一天下之势。而曹操当时虽实力不强，但雄心勃发，满怀克群雄、问周鼎之志，在战略上蔑视诸多豪强。他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吐露了这种情怀。玄德日：“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日：“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日：“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操曰：“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刘备列举的诸多豪强，曹操均一一否定，不排除英雄气盛、轻蔑敌手这一因素，但从他的话中透出的英雄标准，以及用这个标准衡量人所得出的结论，不难看出他强调的是人的素质，强调的是高能人才所应具有的素质。换句话说，慧眼识才的人，他本身就是人才。所以曹操认为刘备列举的人都不如刘备和他，历史事实也证明了曹操的远见卓识。
对于军事统帅来说，首先表现在高屋建瓴的战略意识上。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曹操夺得兖州，建立了军事根据地，再图发展。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控制中央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在政治上的高招，从此给曹操集团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转机。东汉政权虽已如大厦将倾，但汉献帝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仍有影响。谁能把皇帝控制在手，谁就有发号施令的主动权。荀或正是看到这一点，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春，向曹操进谏：“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
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荀或的见解正合曹操的战略意识，曹操大喜，欣然勤王保驾。
曹操见机行事，一但看到时机，立即行动，争取主动。正当天子和百官被李催、郭汜领兵进逼之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到来”，原来是曹操派遣的先锋夏侯悖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又有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前来协助。落难之中的汉献帝感慨道：“曹将军真社稷臣也!”曹操人未到，便已声威大振。次日曹操亲率大队人马方才到来。这里把曹操的威仪不凡，调度有方，勤王适时，生动地烘托了出来。然而当时长安丧乱，洛阳残破。皇室百官除在洛阳的粮草资财，难以为济而外，政局不稳，“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若留此，恐有不便”。董昭建议曹操，“惟移驾幸许都为上策”。并指出：“夫行非常之事，乃行非常之功：愿将军决计之。”操执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荀或等谋士也都赞成“迎天子都许”，还用“五行说”论证了都许必兴。荀或说：“汉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兴者。”许县为中原腹地，南窥荆越，北视冀幽，东眺齐鲁，西察二京，实为当时社会安定、粮草丰足的好地方。加上许县与曹操的故里谯县相邻，根基牢固。从曹操勤王保驾到“迎天子都许”，历时半年，尽管有谋士进谏适时，但归根到底付诸实施，乃为曹操“本志”也!所谓本志，即总御皇机，号令天下。建安时期共二十五年，是曹操一生建树最多的时期，仅建安元年这一高招，就显示了曹操超越其他豪强的雄才伟略。
由此可见，说曹操是奸雄，的确也是有原因的。不过在那样的年代，不奸又何以成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