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威信是使被领导者信任和服从领导者的一种精神感召力。作为领导者，他的威信如何，对事业的成败至关重要。俗话说：
“有德无才要误事，有才无德耍坏事。”以德服人是领导威信的灵魂，但是也不能忽略威信的树立。没有威信，领导就形同虚设，工作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具有优秀品格的领导者常常有巨大的号召力、说服力，这些都源自于威信这个基础。
1.乱世用重典——“杀”的心理震慑
一个人的威仪从哪里而来?是来自他的官威，还是来自他的实力?是来自他的手段。
三国之中，刘备可能是最没有威仪的，因为他的哥们义气太重；孙权虽然独霸一方，但却没有霸王之气；只有曹操在天子号令的背后东征西讨，威风凛凛。然而，曹操让人害怕的原因还不止这些，他残酷无情的屠杀手段最令人胆战心寒，这可以看做是把他列入阴险之徒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理由。
曾国藩说以杀制杀是仁慈的举动。这一观点当然会有人反对，但曹操在他一次又一次实行大规模的屠杀日寸‘，是不是内心中也有着相应的理由呢?
翻开三国历史，曹操在两次东征徐州的时候，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一次是公元193年秋，曹操在和袁术追逐四个多月后，让军队彻底休息，粮秣也筹备充实了，马上采取行动，直攻徐州。曹操的马步兵部队饿虎扑羊般地冲向手持短兵器又缺乏机动性的徐州军，徐州军在此次战役中遭到了无比惨重的屠杀，死伤一万多人。曹军所到之处，血流成河，尸体遍野，有的尸体被扔到泗水里，都堵塞了河道，染红了河水，其情形真是惨不忍睹。第二次是公元194年，曹操得知父亲被害后，发誓向陶谦报仇，对徐州百姓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所到之处，几乎鸡犬不留，让世人震惊，就连当时驻守郯城的陶谦也看得心惊胆战，弃郯城而投奔扬州。
曹操此举使其好杀恶名远播，而激起青徐之地义愤。此后数年之间，反叛不断，吕布、刘备所以能立足于此，与此有莫大关系。后刘备逃出许都，至徐州之地，一呼而云集，也是由于曹操不得人心之故。
曹操攻打徐州，与其说是报仇，不如认为是扩充自己地盘及力量的行动。
他在徐州所做的残酷屠杀，与其视为怨恨，不如看做是政治上的恐怖诉求。
徐州人民很少接受战争的恐怖洗礼，对陶谦的向心力较高，用这种惊吓人心的恐怖屠杀，的确最容易摧毁徐州军民的士气。
公元198年，曹操攻下彭城后，又像当年东征陶谦一样，下令屠城，不少无辜百姓惨遭杀害，曹操之残酷狠毒由此可见一斑。
俗话说治乱世用重典。曹操认为争霸不同于治世，有时它需要在同对手的斗争中用赤裸裸的“狠”劲，甚至以残酷性来使他人感到只有屈服别无选择，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能了解曹操对睢陵、夏丘等郡县大肆杀戮的背景。
他这种以“杀”来达到利用心理震慑力使人屈从的做法确实令人发指，但非常之时，用非常之计，这本来就是曹操这样的枭雄的本色所在。阳谋阴谋可以说是曹操一生计谋的特点，舍弃此条就不是曹操做派了。
纵观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好像小人的智商总是高于君子的智商，因为谦谦君子总是被卑鄙的小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也难怪，因为小人总是躲在暗处，而君子总是站在明处，所以小人多半会阴谋得逞。以此论断来说，“君子”处世之法总是弱于小人之法。因为做小人者“狠毒”，而君子则要“宽容”、“仁慈”。而这样忍让小人的做法，只能令小人愈狂，所以遇小人则应当仁不让，以恶治恶。因此，古人处世之道虽讲究刚柔相济，但对小人却以刚强对之，从不手软。
当年范增让项羽在鸿门设宴，令项庄舞剑，意在行刺刘邦，此为“小人之计”，但可惜项羽不愿做小人，要做伟丈夫，所以放虎归山，造成后患。后来，范曾又设计绑了刘邦的父亲，要“烹而食之”，这亦为小人之计，意欲迫使刘邦就范。哪想到刘邦比小人更小人，他大笑说“我父即你父，你若烹你父，请分我一杯羹”。好一个更毒的小人计!项羽敌不过他，又失败了。到后来，本来一个顶天立地的响当当的西楚霸王敌不过诡计多端的小人刘邦，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此小人之谋成功的一例。
在古代对敌战争中威慑之术十分重要，而这种威慑的战术同样也适用于今天的商业和政治、社交等场合，它对于提高自己的威信，以及加深对方对自己的印象都有很好的效果。
2.清洗异党绝不手软
对真正的朋友以诚相待，对对手、敌人的挑战能勇敢接受，而且反击绝不手软。
曹操迁天子都许，使皇帝完全摆脱了其他军事力量的控制，而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对立的军事力量赶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曹操在通往帝王的路上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献帝迁都许昌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去世，在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二十四年中，曹操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抵制和反抗。除了以孙权、刘备为代表的武装集团将他视为“汉贼”，不断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和武装征讨外，刘氏王室势力和曹操阵营内部的拥汉派及其他反对势力也采用各种手段同他进行较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王室不满势力，是考验曹操是否具备王者风范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个考验面前，曹操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和毫不手软的镇压，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障碍。
曹操虽控制了天子，但随驾的文武大臣，尤其是颇有名望的三公宰辅，对于他握权仍不失为一种威胁。
曹操很明白，要解除这种威胁，必须两手兼用，或罢杀之，或封赏之。
对此，曹操从入洛迎帝即已开始。都许以后，曹操急于稳定局势，巩固并提高自己的权势，以利于大业和征讨不臣之事，因而加紧步伐，翦除异己。其实，许多人很难算得上是异己，只不过是稍出微辞或略示愠色而已。
建安元年九月，罢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太尉杨彪，同袁绍一样出身世代官僚地主家庭，曾祖杨震、祖父杨秉、父杨赐，都曾在朝任三公之职，极有影响和势力。献帝刚都许时，大会公卿，曹操上殿，见杨彪有不悦之色，顿时警觉起来，深恐被其暗算，还没等到设宴，便借口不舒服要上厕所，回到了自己营中。曹操从此忌恨上了杨彪，必欲除之而后快。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称帝。曹操借口杨彪与袁术有姻亲关系，诬陷他企图废掉献帝，下令将他逮捕，准备处死。孔融得到消息，来不及穿上朝服，就跑去见曹操，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上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将袁氏的罪行归到杨公身上呢!”
曹操搪塞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孔融紧追不舍：“假使成王要杀邵公，周公能说他不知道这事吗?今天如果横杀无辜，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明天就要拂衣而去，不再上朝了。”
孔融的强硬态度，使曹操不得不有所收敛。加之尚书令荀或和许令满宠都有意回护杨彪，杨彪才得以释放。此后，杨彪见汉室日渐衰微，曹操独揽了朝政，于是假称有脚疾，十余年不出门，这才保住了性命。
司空张喜因何理由被罢，正史没有记载，但总有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因为官居公卿是不能随便罢黜或被杀的。
至于非公卿之一般官吏，虽然也不能随便滥杀，但就当时来说，根本无需通过什么程式，曹操如果觉得讨厌即可杀掉。议郎赵彦，曾向皇帝陈言时策，曹操知道后很不高兴，就把赵彦杀了。《后汉书·伏皇后纪》说：“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
随着时间的推移，献帝越来越受不了曹操的专擅威逼，终于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献帝下了一道密诏，夹藏在衣带当中，让人送给他的丈人车骑将军董承，要董承联络天下义士，共同除掉曹操。董承接到密诏后，先后联络了刘备和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等人。刘备作为皇室宗亲的一脉，早已对曹操的独霸掌朝政心怀不满，但他身栖虎穴，处处小心翼翼，只能耐心等待机会。恰在这时，袁术准备取道徐州北依袁绍，曹操派刘备带兵前往截击。刘备一到徐州，便杀死了曹操所置的徐州刺史车胄，公开背叛了曹操。
不久，董承等人的计划泄露，在建安五年(公元2船年)被曹操处死，并被灭三族。董承的女儿是献帝贵人(妃子)，当时正有身孕，曹操也要把她杀掉，献帝一再请求宽恕，也被曹操断然拒绝。
曹操在朝中大刀阔斧清除异己的同时，为了许都的安宁和便于行使权力，立即对近许之敌对势力用兵。
当时兵马最强、离许最近的是杨奉。杨奉曾相信董昭以曹操名义写的信，以为曹操能与自己“死生契阔，相与共之”，因而表举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爵费亭侯。及至曹操“移驾”，杨奉始知上了当，曾想发兵截击，但没有来得及。杨奉驻梁(今河南商丘境)是直接影响朝廷稳定的一股势力，因而曹操把杨奉视为心腹之患，确定为第一个用兵目标。冬十月，曹操发兵征杨奉。
杨奉、韩暹南奔袁术，从而解除了近兵之忧。
打跑了杨奉之后，曹操开始想方设法对付妨碍自己最大的对手袁绍。曹操深知，靠武力是不行的，但太软也不行，于是便采用了软硬兼施的两面政策，先是以皇帝诏书的名义责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既然是天子诏书，袁绍不能不认真对待，否则更授曹操以柄，因而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进行辩解。这一招，无疑是曹操初试奉天子之令的成功之举，袁绍果然诚惶诚恐，反复表白。诏责袁绍，沉重地打击了袁绍的气焰。
曹操清除、打击了异己势力，同时让自己的党羽姻戚把持要职，进而掌握了朝中的实权。特别是他赶走了杨奉，稳住了袁绍，进一步控制权力的条件就更加具备。
曹操对于不同政见或不顺从自己的异己势力，向来都十分残忍，即使是自己亲近的人或有功之臣也不放过。曹操逼死荀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荀或替曹操出谋献策，共事二十余年，亲密无间，具有智囊领袖的地位，经常与曹操一起讲论治乱之道。苟或不仅在曹操微时投归，而且竭诚相辅，还给曹操推荐了大批人才。史称：“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宜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钟繇比荀或为颜渊，司马懿推重荀或是几百年以来才出现的奇才。荀或少时就被何颐称赞为“王佐才也”。曹操也十分倚重荀或，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曹操女安阳公主是荀或长子荀恽的妻子。如此特殊的关系，只因荀或表示了一点真正的反对意见，曹操就毫不迟疑地逼迫荀或至死。
关于荀或之死，史料记载有许多歧异。《三国志·荀或本传》载，建安十七年(公元211年)，曹操讽喻董昭等建言进爵为魏公，加九锡。荀或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由是心不能平”，很不满意。于是曹操就借出征孙权之机，让苟或参丞相军事，上表请他出都劳军。以往曹操出征，荀或便留守许都，这次要他出都劳军，觉得十分意外，感到了曹操对他的不信任。荀或怀着不安的心情出许，到了寿春，曹操又不让他到前线濡须去劳军。荀或恐慌，不知所措，忧愁而死。裴注引《魏氏春秋》则说，曹操赠送点心给荀或，打开一看是空的，示意一场空，荀或吞药自杀。
可见，真正的权谋者是不允许有人横躺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的。不管这人原来如何得到自己的信用，立过多大的功劳，都要给予极为严厉的处罚，绝不手软。光是这一点就不是人人能做到的。所以，绝大多数的成功者不一定都心黑，但都心硬。
3.视权如命，因受而善用
承认对权力的热爱。是成功者展示自信的第一步。
一个强权的领袖，他必须肯定自己对于权力的热爱，他热爱权力，并善于利用权力，所以他才能够获得成功。深信自己的见解，即便有错误也属最高水平的人。一个看到无能之辈乱谋其政便恼怒的人，一定向往甚至渴望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坐视别人蛮干一气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几乎会感到切肤之痛。一旦他上台，自然会乐于运用权力。
严格来讲，曹操是以硬的这手来打江山，以软的这手来治江山的。曹操走上仕途不久，就显出了他的凌厉威势。他不仅敢于背叛他的家族，而且他秉公执法，敢于向强权挑战，体现了曹操那种敢作敢为、我行我素的霸王本性。
在评价一位像曹操这样的政治人物时，对于他的行为特点，关键不是看它是否得人心或令人讨厌，而是看它是否有用。在一般情况下，诡计多端、爱慕虚荣和作聋作哑是令人讨厌的习性。然而对曹操来说，却可能是至关紧要的。联合阵线常常是由对立的利益集团组成而又变换不定的，为了维持这种联合阵线，曹操就得诡计多端，这正是施政的需要。为了给公众一个恰当的印象，需要有一定的虚荣感。有时还不得不装聋作哑，为的是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能占上风，这也是曹操权力诡计的重要依据。
灵帝熹平三年，二十岁的曹操被地方推举为孝廉。在西汉武帝之后，有了孝廉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了。
开始时曹操被任命为郎，接着由京兆尹司马防推荐，出任洛阳北部尉，正式踏上了仕途的第一站。
洛阳是东汉的首都，负责查禁盗贼维持治安的尉不止一人，分部管理。
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工作，可以说是京城北区的警备队长。
由于洛阳是在皇帝脚下，权贵又多，管好治安是件重要工作，当然也是很不容易做好的工作。
曹操上任后，为了把治安工作搞好，忠于职守，将自己管辖的四道城门修缮完好，并制作了若干五色大棒，挂在城门的两边，然后申明禁令，凡是违反治安条例的，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豪绅权贵，一律用五色棒打死，这样一来还真的起作用了，在一段时间内治安情况良好，无人敢于违犯。
过了几个月之后，一件棘手的事情发生了。宦官蹇硕的叔父，仗着他侄儿的权势，根本没把曹操放在眼里。
一天蹇硕的叔父违禁夜行，曹操手下的人把他拿住。曹操喝问说：“你是何人?为什么违犯禁令夜间出行?”回答说：”我姓蹇，宫中的蹇硕是我的侄子。”曹操听后，气得火冒三丈，又喝遭：“夜间出行，违犯禁令，当受重罚，你知道不?”回答说：“我有急事才出来。禁令是为了防止变乱，像我这样的人，哪能有作乱之理?你不应当处罚我。”曹操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违犯了禁令就要制裁，徇私枉法的事我是不能干的。”接着便把他押到城门处，当着众百姓的面，宣布罪行，然后毫不留情地用五色棒把他活活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