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三月十九日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朱院长汉民先生、各位领导、各位学者教授、各位贵宾，大家吉祥！
我是江苏扬州人，过去李白的诗有谓“烟花三月下扬州”，现在我到湖南来，想起湖南高僧八指头陀寄禅禅师的诗说：“洞庭波送一僧来。”今天能够来到岳麓书院跟大家结缘，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早在唐末五代（约公元九五八年）时，智睿法师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众，召集士子读书求学；之后，潭州（长沙）太守朱洞先生于北宋开宝九年（九七六年）承此基础而创立。后来经过儒家的兴革，尤其南宋时，著名理学大师朱熹（一一三○～一二○○年）曾两次到这里来讲学，当时学生曾多达千人以上，可以说盛极一时。
书院不但是孕育中国人文与学术思想的摇篮，也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之一。今天感谢湖南知名画家李自健先生的介绍，让我有此因缘来到享有“千年学府”之誉的岳麓书院，我想仅以“中国文化与五乘佛法”为题，分别从“中国文化的内涵”、“佛儒之间的交融”、“五乘佛法的思想”、“人间佛教的未来”等四个方面，约略探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希望各位领导、学者、教授，有以指教。
一、中国文化的内涵
谈到中国文化，我想这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骄傲，中国不但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尤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向来以拥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而自豪。至于中国文化的内涵，就其学术思想的演进，大约可分为六期：
第一期：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万花齐放。
第二期：西汉东汉时，独尊儒学，罢黜百家。
第三期：魏晋南北朝，道家特盛，崇尚清谈。
第四期：隋唐盛世时，佛学昌明，八宗共弘。
第五期：五代宋明时，理学兴起，佛儒融合。
第六期：清末民初时，古学综合，西风东渐。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里，孔子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孔子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以礼、乐等六经为本，有系统的综合整理，树立了一套治国、齐家、修身之道的儒家思想。之后，道家和佛教也在历史的长河中扮演着影响社会人心的重要角色，儒、释、道于是在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里，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
然而中国文化虽以儒、释、道为中心，但早在汉朝“独尊儒学”之际，儒家的思想就一枝独秀，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只是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能是单一思想，也不是一时一地所产生，中国的正统文化虽从殷商的甲骨文而有了正式的文献记载，当初唐尧虞舜时期，所展现的“天下为公”的胸怀，他们圣德仁君之风范，孕育出中华文化的奇葩，为万年中国立下典范，所以历代有德之士总以他们为榜样，立意效法。继而商周宗法制度，周公制礼作乐，把中华文化“礼乐”和“仁义”的内涵更加具体成型。
后来到了春秋时代，孔孟提倡王道，主张以仁德、忠恕治天下。孔子的学说体系以“仁道”为重点，强调“仁政”与“恕道”。其他如孟子主张“性善”、荀子强调“性恶”，乃至墨子的“兼爱”、老子的“无为”、庄子的“齐物”，以及管子、列子、晏子等学说，都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灿烂缤纷。
之后从秦朝开始酝酿，到了汉武帝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儒家文化统一了之前的诸子百家，成为近两千年来维护政经人文思想的文化主流。但此中在魏晋南北朝时，因为“五胡乱华”，使得儒家思想为军阀武夫所践踏，士人学者在弘道上受了挫折，只得崇尚清谈，这时候佛教在乱世中，适时弥补了儒家之不足。佛教的因果轮回、善恶业报等思想，让生长在苦难时代的人们，虽然对现世人生感到有诸多的无奈，却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与期待，佛法给予人们心灵及精神上的抚慰、寄托与提升，发挥了救世之功。
魏晋清谈时期，道家的“无为”思想影响“玄学”，而在汉魏南北朝时，佛教已在中国生根，此时虽以译经为主，但整个社会已从道家思想的清谈而发展至隋唐时佛教“八宗兴起”，随着智者、玄奘、惠能、道宣、贤首等大师的出现，是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佛教盛世。
佛教在秦汉之际传人中国，初期佛、儒思想因相异而相拒，进而渐渐相互融和。其结果就佛教而言，融人浓厚的中国色彩，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就儒家而言，吸取不少佛法的营养，从而复兴沉寂千年的儒家。尤其北宋时岳麓书院的创立与发展，更进而促成所谓“儒表佛里”、“援佛入儒”的理学之兴起，为佛儒的融和跨进了一大步。
岳麓书院是中国宋代以来教育的缩影，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更是湖南人的骄傲，湖南因岳麓书院而古今闻名。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培育了无数的杰出人才，仅以有清一代来说，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蔡锷、谭嗣同、毛泽东等，他们分别在学术、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独领风骚，诚所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南因而成为文风鼎盛，人文荟萃的文化宝地。
湖南不但在学术上孕育了许多名垂千古的风云人物，湖南佛教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也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二六八年）竺法崇法师在岳麓山建寺，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在湖南诸多古寺中，南岳的南台寺因系禅宗石头希迁禅师的道场，当时学僧竞相以参访湖南希迁与江西马祖为尚，因此留下“行走江湖”的典故。除此，湖南的名僧辈出，包括南岳怀让、药山惟俨、云岩昙晟、沩山灵佑、仰山慧寂等，甚至衡阳的庞蕴居士，被称为“达摩东来以后白衣居士中第一人”，乃至湖湘学派先驱周敦颐先生，更将佛教的净土与华严加以融通，湖南佛教于是在中国文化融和的思想史上占了重要的一席。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其与张载、程颐、程颢等诸位先生，于出入佛老之后，倡兴理学。到了南宋，如朱熹衍生出天理在人心的“心性论”，更加将理学发扬光大；王阳明则受禅宗“明心见性”的影响，最后倡说“知行合一”，用来圆满人生。
从理学时代到了晚清改宗“应用”之道，也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清朝统治下的汉儒纷纷检讨理学的流弊，认为理学空疏无用，如顾炎武说：“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清谈，有甚于前代。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日知录》）于是与黄宗羲、王船山等清代的思想家提倡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并视为真儒学，只是当时因为受到清朝皇朝的高压禁止，渐渐沦为脱离现实问题的“考据学”。
鸦片战争后，国家连番割地赔款，导致国势日衰；而此时西风东渐，儒学也因此一蹶不振。尤其民初“五四运动”时喊出“打倒孔家店”，当时佛教虽然也受到摧残，但佛教有信仰的力量维系，因此始终屹立不摇；反观儒学由于不像一般宗教有着浓厚的信仰情操，故而很快就在时代的潮流中失去了分量，实在不得不令人感到惋惜。
二、佛儒之间的交融
佛教于东汉时传人中国，当时中国社会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佛法传人东土后，由于与儒家思想有许多异同之处，也有一些共通主张，一经接触，便互相激荡排斥，也互相融摄吸收，终于形成了一股融和的清流，使得中国文化日益壮阔。
然而，佛教与儒学虽然相互交融，彼此关系密切，仍有其根本上的不同之处，例如“孝亲”思想虽为佛儒所共倡，只是儒家重在世间的孝道，认为甘脂供奉，使父母现世安乐，衣食无缺，光宗耀祖，就是孝道；而佛教的莲池大师则把“孝道”分为三等：“生养死葬”，只是小孝也；“荣亲耀祖”，是中孝也；“导亲脱离轮回之苦”，才是大孝中之大孝也。
佛教的孝亲思想超越一般的世俗之孝，佛教的僧侣虽然舍俗出家，但并未舍亲于不顾，例如提倡人间佛教的佛光山，不但成立“传灯会”，每年皆举办“亲属会”，把徒众的父母接到寺中联谊；平时逢到徒众父母生日，传灯会则代表常住赠送贺礼；如果父母年老乏人照顾，佛光精舍也可以提供安单，乃至父母往生后，佛光山万寿堂更是免费提供龛位，永久奉安。
其实在佛光山，不但每个徒众都很孝顺父母，就是我出家一甲子以上，也要事亲尽孝，甚至应该“以天下人的父母为父母”。因为佛教辞亲出家，就是为了广度众生，报答亲恩；佛教强调出家行道，上报四重恩（国家、父母、师长、众生），下济三涂苦（地狱、饿鬼、傍生），以救济一切众生为目的，所以佛教非常重视孝道。
其次，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也有共通之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五戒是：禁止“杀、盗、淫、妄、酒”。佛教的“五戒”配上儒家的“五常”，非常吻合，如：不杀生曰“仁”、不偷盗曰“义”、不邪淫曰“礼”、不妄语曰“信”、不饮酒曰“智”。只是儒家的五常仅止于勉人律己，而佛教的五戒，则从消极的持守不犯，进而积极的尊重利他。其根本精神就是尊重别人的自由，不可以对他人侵犯，如不杀生而护生，不偷盗而喜舍，不邪淫而尊重他人名节，不妄语而赞叹他人，不喝酒而远离毒品。所以，从利他来讲，五戒是净化人心的良药，一人受持，一人得益，万人受持，万人得益；如果全国人民共同受持五戒，即如同人人都奉行三纲五常，则大同世界、和谐社会的建设，必然指日可待。
三、五乘佛法的思想
承前所言，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人道”的完成；而佛教其实也是“以人为本”的宗教，佛教有“五乘佛法”，所谓“五乘”，是指“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五乘佛法”是佛陀为了教化众生，依不同根性的众生所施设的五种不同层次的实践法门。也就是说，对方是什么根器，佛陀就施予什么教化，因此在“五乘佛法”里，佛陀为“人乘”性格者说受持三皈五戒，可脱离三途而生人道；为“天乘”性格者说修十善法，可生天界；为“声闻乘”性格者说修四谛法，可脱离三界而成阿罗汉；为“缘觉乘”性格者说修十二缘起法，可脱离三界而成辟支佛；为“菩萨乘”性格者说行六度法，可越三界二乘的境界，得无上究竟的成佛果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