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随广东作家代表团访问香港，住在骆克道一间酒店。早晨我们到街边档吃白粥油条，老板称呼我们“表叔”。这是当年的流行语，意思是大陆过来的穷亲戚！穷亲戚也还是亲戚吧！
回来之后，陈残云、江萍同志对我说，你到香港生活，写一部反映“九七”香港回归的长篇小说。见我面有难色，便又说，你在香港居住过，读过书，可以写好的。省作协韦丘、三泰、胜德和吕文同志都给我鼓气。上海文艺出版社丁元昌同志得悉，当即向我约稿，并一直关心我的创作。后来得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杨奇等同志的支持，我便到了香港。
在香港，杨奇等同志一直很关心我的写作，还给我看了大量资料，详加指点。他说我对中下层颇熟悉，欠缺的是对上层大财团生活的了解，并给我提供方便，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同时我又在香港图书馆泡了几个月，自信可以把小说写好。
回到深圳，坐下来执笔构思，才觉察出自己的空虚。概括这香港百多年历史，描绘这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生态，难度很大。几易构筑，皆不称心。写了个开头，便又停了下来。
当时我在宝安挂职生活，李容根、周光明、粱道行几位领导，给我鼓励催促。看来此书非写不可了。生逢其时。宝安港商云集，从中小老板到大财团巨贾，厮混熟了，无所不谈。他们给我谈了读《资本论》章节的体会，露给我看口袋里的加拿大、美国护照，诉说当“太空人”、坐“移民监”的苦楚，同时又毫不掩饰对香港赚钱吃水深的留恋，由衷地感谢大陆开放改革给他们造就了个发财的好机会。至于对“九七”香港回归，喜悦之余却又心事重重。风中灯，不知灭时节。他们期望小说写得真实，真情地描绘香港人的心态衔接和心态的回归，是怎样就怎样。这无疑是文学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宝安设区后，我有幸同胡强共事。他是一位财经奇才，精通经济，博学多才，满腹史话传奇。我从他身上“偷”了不少情节、对话。至此，脑子里活跃着各种各样朋友的影子，有时还跳了出来站在面前。
由于疏懒，磨磨蹭蹭到去年秋天才动真格的，时断时续，进度也慢。春节后，方苞同志问及，你的小说还不拿出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说只写了一半。他说，先发表不好吗？一言惊醒，便投给《深圳特区报》连载。这里我由衷地感谢吴松营、向同、卢绍武、关飞和黎锡红同志的支持。
这一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赶写出来了。总算了却一个心愿。
生活是不执笔的创作，创作是执笔的生活。在宝安磨蹭了近十年没有白过，认识了一班朋友，讲真话的朋友。知己难得，此生足矣！
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