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蒙古民族光辉历史的缔造者，也是蒙古族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生征战，一统天下，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元朝。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草原英雄在蒙哥成为大汗之前，历史上很难找到忽必烈这个名字。而随着他的哥哥蒙哥的即位，忽必烈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变得重要起来。1251年，蒙哥命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这一刻起，忽必烈的命运就和华夏大地上的汉室江山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事实上忽必烈很早就开始对中原地区进行管理了，只是权限仅局限在他的封地邢州（今河北地区）一域而已。这里要感谢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位哺育出三位大汗、一位汗王的非凡女性——唆鲁禾帖尼。这三位大汗和一位汗王分别是她的四个儿子：蒙哥、阿里不哥、忽必烈和旭烈兀。要说明的是，阿里不哥的大汗位是有争议的，尽管在他与忽必烈进行汗位争夺的时候，远在西方的钦察汗国曾把“大汗阿里不哥”的字样筑在了钱币上，但是他最后失败了，向忽必烈投降了。
这里先不说这些，需要清楚的是，忽必烈在邢州的封地是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在说服大汗窝阔台后才取得的。
忽必烈对中原的经营方略有着他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重点表现在他对儒士的重用上。尽管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就已经看到了儒士的作用，尤其是在窝阔台统治时期，更重用契丹人耶律楚材制定赋税制度。但从来没有一个蒙古统治者像忽必烈这样系统地吸收汉人文化，重用儒士，倚重儒士。在忽必烈周围，确实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儒士，张德辉、刘秉忠、赵壁、窦默、王鄂、郝经、姚枢、许衡、王文统，都是他的幕僚。
在众多的儒士中，对忽必烈起重要影响的是刘秉忠和姚枢。刘秉忠是经高僧海云推荐来到忽必烈身边的。他多才多艺，不仅诗文绘画一流，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天文和术数。刘秉忠对忽必烈说：“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
并历数中国历代王朝得失，指出了蒙古旧制度中的弊端，建议采用汉法，整顿政治经济体制。这些建议对忽必烈后来的施政有很大影响。当忽必烈刚到邢州的时候，邢州的状况可用“民生凋敝”四个字来形容。在金人统治时期，邢州有80292户，而忽必烈统治初期这里最多不过700户。他再一次采用了刘秉忠的建议：减轻赋役、招复逃移、整饬吏治，结果“不期月，户增十倍”。姚枢是一位儒士，但在众多儒士中他的主张往往十分务实，姚枢的建议总是隐含着蒙古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忽必烈最初治理中原地区时，民政和军事的权力是统一的。正是姚枢建议忽必烈交出了民政权，只保留了军权。忽必烈采纳了这一建议，结果是在后来忽必烈的改革遭到蒙古贵族的反对时，蒙哥对忽必烈的部下进行了清洗，忽必烈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保住了军事领导权。
1252年，蒙哥正式给予忽必烈中原地区的管理权力。忽必烈在取得了对邢州地区的治理经验后，又征得蒙哥的同意，将陕西、河南等地划出，设经略司，任用忙哥和儒臣进行治理，兴屯田、劝农耕、立钞法、通转运、置学校，只二三年就得到了大治，帑藏有余，四鄙不警。这些都为忽必烈后来能够登上汗位奠定了经济基础，当然这一时期他并未想到这些，最多也就是想要成为一名能够自制的藩王而已。
从根本利益的角度说，忽必烈重用儒臣是为了能够在汉地建立起长治久安的蒙古统治政权，因此他不可能完全信任儒臣。在军事方面，忽必烈则主要依赖蒙古统帅的建议及辅佐。同样，由于蒙汗思想文化和生活境遇的悬殊，汉族儒士中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如儒士赵复就是其中之一，他只被忽必烈召见过一次，忽必烈询问他如何征服南宋，赵复的回答是：“宋是像我父母一样的国家，没听说过有人会引别人去攻击自己父母的。”
名家回眸
忽必烈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以草原为中心的大蒙古帝国转变为以汉地为中心的元朝，历史意义非常重大。在忽必烈朝政策的转变过程中，潜邸旧臣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史学家萧启庆在《忽必烈潜邸旧侣考》中指出：这些人按照来源、学派等可分成邢台集团、正统集团、以及地世候为中心的金源遗士集团，西域集团，蒙古集团等。这些人主张或附和行汉法，他们无论是在忽必烈总领漠北南汉军事，还是元朝初年，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对于忽必烈即位后迅速改变蒙古旧有的统治制度和实现全国统一的历史功绩，以及他后期逐渐区域消极、保守给社会发展造成的不良后果，元史研究专家周良霄在《论忽必烈》中指出，后者在他的一生事业中只占次要的地位。
元朝与吐蕃的关系
1260年忽必烈被拥为大汗，1271年忽必烈改“元”之后，就对吐蕃地区加强了中央的管辖。在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管理，采取了设立宣政院，宗王分镇与帝师的统领，完善地方机构和设立驿站，统计户籍等措施。由于吐蕃地区封建制的确立与藏教的形成相辅而行，在经济上也出现了二者同步发展的局面，因此元朝在吐蕃地区的管理也多采用政教合一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具有政教合一身份的帝师对吐蕃地区进行管理。
帝师其实是元代皇帝授予藏教僧人的最高神职。元代的第一位帝师是八思巴，可以说在中央与吐蕃的关系中，八思巴起了重要作用。
八思巴生于1235年，是藏教萨迦派高僧萨班的弟子，同时也是他的侄子。
“八思巴”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圣童”，是藏民给他的美称，因为八思巴7岁时就能熟读佛经，知道经文的大意了。1247年，萨班到凉州与阔端谈议吐蕃归附蒙古的事项，年仅8岁的八思巴也一同随行。萨班走后，八思巴作为人质留在了凉州。这样，他童年的大多数时间就多是在蒙古人的宫廷中生活，所以八思巴受蒙古文化的影响很大。萨班去世后，15岁的八思巴作为萨班的继承人，到六盘山拜见了忽必烈。忽必烈一见到他就非常喜爱，把他留在了身边。
1260年，忽必烈抢在阿里不哥前宣布继承大汗，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封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1264年，忽必烈设立了专门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机构——总制院，也就是宣政院的前身，命刚刚29岁的八思巴掌管，到后来，由帝师管理宣政院也就成为了一种惯例。有了宗教势力的帮助，元政府对吐蕃的工作就容易展开了。不久，元政府就开始在西藏设立起地方行政机构和驿站，根据吐蕃的物产分布情况，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元政府还对吐蕃地区进行了人口普查，在前藏和后藏分别设立了13个万户，各万户兼管军事民政，皆由八思巴领导。这样一来，八思巴既是西藏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成为行政首脑，一个“政教合一”的新政体在西藏出现了。
政教合一的政体对吐蕃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元政府赐给帝师庄园土地，使帝师成为了吐蕃地方的大封建主。这些是按照圣旨赐给八思巴的土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由于帝师的特殊身份，他领导下的乌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辖的诸万户、千户，吐蕃等处的各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等长、使，也因此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而成为大小不等的农奴主。这就使吐蕃的经济形式具有了封建性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吐蕃的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在农牧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在元朝多民族统治的庞大帝国中，手工业与商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吐蕃的手工业多以家庭为生产加工单位。牦牛尾制作的帐篷以及羊毛织成的各种织物，种类繁多，质量精美，“毛布”、“花毯子”、“藏地哔叽”、“氆氇”等，都广受人们喜爱。乌思藏的细氆氇尤为驰名，是上贡的佳品。至于金、银、象牙、珍珠、银珠的加工品，和吐蕃当地的特产藏红花、木香、牛黄、虎、豹、水獭皮张、麝香等，既是贡品，也有一部分进入市场成为了贸易商品。
因元政府的扶持，吐蕃文化在这一时期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以萨班与八思巴叔侄贡献最大。萨班与阔端商定吐蕃归附蒙古的条件后，留在了凉州，从事佛教传播工作。他发现当时蒙古人使用的畏兀儿蒙文有不完备的地方，无法标注、翻译一些梵文、藏文。为了传播翻译经文的需要，萨班便对畏兀儿蒙文加以完备，在畏兀儿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了一套新的字母。这套字母的出现对后来八思巴创造蒙古新字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成吉思汗所创造的蒙古文字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一点忽必烈也意识到了。在他于1260年宣布登上蒙古汗位后就命八思巴开始制定蒙古新字。八思巴同萨班一样，也是借用藏文字母，创制了41个新蒙古字母以拼写蒙语，这一新的拼音文字在1269年正式公布使用。元朝统治时期，官方文书一律用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译写。今天我们从保留下来的元代碑刻上，还能看到这种文字。
1280年，八思巴去世后，历代藏教首领成为“帝师”，受朝廷的委托，执行朝廷命令，管理西藏政事，就成为了一项没有明文的规定。
吐蕃文化在元朝也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
就大约形成于元代。这是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史诗巨作，一百五十多万行，一千五百多万字，歌颂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王的伟大业绩。
另外藏族史学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元代藏族学者读史、撰史之风兴起。十五卷本的《萨斯迦全集》是萨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资料。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的《红史》，于1346至1363年由公哥朵儿只写成，对后代藏史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很多中原史书也被翻译成藏文，起到了文化促进作用。如汉族译师胡将祖把《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译成藏文，并由喇嘛亦邻真乞剌思刊行。史书的编译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吐蕃地区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寺院建筑业的发展。各种建筑、绘画、雕塑艺术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艺术风格得到更好的吸取利用。如搽里八的领主请汉族巧匠修建汉式佛殿，还有拉当寺弥勒佛、沙鲁寺的莲花雕刻，都吸收了元代汉地的雕塑风格。萨斯迦寺的黄金塔、沙鲁寺的几幅“供养天”壁画则由尼泊尔工匠完成，并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总之，在元代大一统的客观环境下，吐蕃文化吸收融合了其他地区民族的文化，不断完善提高，得到了长足发展。
名家回眸
7世纪30年代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与唐朝建立了舅甥关系，“合同为一家”。842年吐蕃达磨赞普被刺，吐蕃王朝处于分裂状态中，最后完全崩溃。吐蕃地区历经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到11、12世纪时，吐蕃出现了僧俗结合的教派集团。后归顺与元朝。元朝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西藏地区都实行了有效的管理，使西藏从此正式纳入祖国的版图。此外，吐蕃文化在元朝的统治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元朝大统一的环境下，吐蕃文化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断完善和提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此，邱树森先生在《元朝史话》中说：西藏地方由元朝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后开始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这对于西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赛典赤治理大理
赛典赤，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代，出生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赛典赤”就是“圣裔”的意思。成吉思汗西征时，他只有十几岁。他主动率部归降，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赞赏，以后就以宿卫的身份跟随成吉思汗左右。成吉思汗从来不叫他的本名，总是称他“赛典赤”，于是“赛典赤”这个称呼也就反客为主成了人们对他的习惯尊称。
忽必烈统治时期，赛典赤已先后辅佐过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四位蒙古大汗，到忽必烈时，可说是“五朝元老”，因此深受忽必烈的信任与器重。
1254年，忽必烈领军平定大理后，留大将兀良哈台经营大理。在这一时期，蒙古人在大理设置了近20个万户府，然而除万户以上的大元帅、都元帅等职由蒙古人担任外，原大理王族段氏仍掌有相当部分的实际权力。忽必烈即位后，把第五子忽哥赤封为大理王，希望能通过这种方法控制住大理地区的不稳定局势。可没想到忽哥赤到达大理后反而使局势更加复杂，不久就被自己的部下毒死了，大理形势更加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决定在大理建立行省，加强中央的统治，于是他派富有经验的老臣赛典赤瞻思丁去大理进行治理。
1274年，忽必烈把赛典赤召到近前说：“大理是朕亲自平定的，却因用人不当使远方的人感到不安。现在我想要选择谨慎厚道的人去治理，看来朝廷上下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赛典赤临危受命，他马上开始着手对大理地区的山川地理、驿舍军屯、夷险远近等情况进行了解，并找到对大理情况熟悉的人画出地图，献给了忽必烈。忽必烈看到地图，十分高兴，正式授命赛典赤为平章政事，在大理建立行省，拨钞五十万缗、金宝无算。
赛典赤还没有到达大理，宗王脱忽鲁就得到了消息。脱忽鲁坐镇大理不久，是个粗人。他听信部将的谗言，以为赛典赤到这里来是消藩夺权的，立即披挂整齐，率领士兵准备和赛典赤决一死战。赛典赤听说这件事后，就在大理境外停了下来，先派自己的儿子纳速剌丁去见脱忽鲁。纳速剌丁对脱忽鲁表明了来意，他说：“大汗因为过去派到这里来治理的人治理无方，造成各国叛乱，所以命我的父亲到这里来安抚，整顿边境地区秩序。现在父亲在大理境外扎营，不敢对大理的事物专断处置，希望宗王派一个人过去和父亲共同研究。”脱忽鲁听了这话，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他气呼呼地对左右说：“我差点叫你们给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