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强调的立法总原则是慎刑宽法，在此基础上他还注重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和简明划一性。三月初八，太宗考察囚犯的罪过记录。有个叫刘恭的犯人，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一定能够在天下取胜”，因此入狱。太宗说：“如果上天要助他兴起，朕是除不掉他的；假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字又有什么用！”于是把刘恭释放了。贞观十年（636年），太宗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必须简明，不能几种律文定出一条罪。格式太多，官员不能尽记，奸小之人就会钻空子：想徇私轻判就援引轻条，想报私仇就判以重罪。因此，一定要谨慎地定出每条律文，不要出现这种弊病。”次年，他又对大臣们说：“若法令不稳定，则人心多惑，无所适从，从中就会产生奸邪。”太宗还肯定了汉代萧何辅佐汉高祖制定的法律。这些立法原则的贯彻对量刑的准确性，防止贪官污吏舞弊破坏法制是十分有利的。唐太宗确立的立法原则不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使贞观律令能够严格执行。太宗深知，如果立法者本身知法犯法，破坏法律制度，违法做事，法律定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曾说：“君主禁止别人为非作歹而对自己不加约束，就好像恶火燃烧，添柴止火，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还明确地表示：“法者，并不是朕一人的法，而是天下的法律制度。”因此，唐太宗很注意以身作则，尊重司法机关执法的权力，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一般不以自己的“占”来妨碍“法”的实施。唐太宗在执法守法方面的严格是有很多生动事例的。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就有一件棘手的司法案件发生。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召见驾，进入宫中时没有解下身佩的钢刀，监守阁门的校尉在出阁门后才发觉。当时，太宗叫大臣们讨论如何给两人定罪。宰相封德彝考虑到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太宗的妻兄，而且唐太宗十分器重他，遂提出监门校尉不能及时察觉有人带刀入室，按照法律应当斩首；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宫是出于疏忽，应判徒刑两年，可用铜二十斤来赎罪。太宗刚答应，掌司法的大理少卿戴胄就提出了反驳的意见：“监门校尉没及时察觉是疏忽，长孙无忌也是由于疏忽失误而带刀入内。臣子对皇帝，不得称误。按刑律规定：‘供御饮食、汤药、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如果念无忌功勋卓着，想特别开恩宽恕他，那是您的特殊权力；如果依法而断，罚铜一说，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太宗听后说道：“法不是朕一人之法，而是天下人都应遵守的法律。朕是不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破坏法律的。”于是叫大臣再议，封德彝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太宗正想批准封德彝提议的时候，戴胄再次反驳道：“监门校尉是因长孙无忌才导致犯罪，按照法律应该从轻罚处；若说失误，则情况相同，而定罪如此悬殊，臣实不敢苟同。”唐太宗觉得有理，于是校尉的死罪得以免除。
法制的贯彻，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皇帝能否执法守法。如果皇帝不以身作则，那么大臣们要奉公守法就很难了。因此，唐太宗提倡守法，认为国家的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因此一切要以法为准。有一次侍御史张玄素弹劾乐蟠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一怒之下，想要将其斩首。中书舍人张文瓘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认为不应当判死刑。太宗坚持道：“国家仓粮，事关重大，如不杀他，恐怕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触犯此罪。”魏徵进谏说：“陛下立法，要与天下人共同遵守。今如果任意改变，人们必然认为可律外定罪，致使法律失效。况且盗官粮处死，如果有更大的犯罪事件，那怎样才能加重处置呢？”
一席话说得太宗心服口服，收回原来的成命，依法惩办了犯人。
贞观七年（633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仗势夺取奴婢，触犯律条。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关于奴婢的所有案件。因此，依法将杨誉拘留审查，但尚未定罪。杨誉的儿子为侍卫皇帝的千牛卫府的卫官，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凭着国戚的权利，搬弄是非。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将薛仁方杖罚一百，撤其职务。魏徵极力反对道：“仁方既然担任职司，就一定会遵守国家法律，岂可妄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他还特别指出：“贵族国戚本来就很难处治，若您这次袒护他的错误，恐怕以后会起更多事端。洪水还未肆意横流，自己怎么可以毁掉堤防呢？”于是太宗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
国君要严格执法，关键在于能做到不徇私情，公正严明。唐太宗在这方面做得也较出色，他不仅从原则上强调“朕所以公治天下是因为法律是大家的而不是我个人的”，而且身体力行。贞观三年（629年）发生了一件事：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并迫取赃物。他上书太宗，陈述自己原是秦王府的人，希望得到宽恕。唐太宗心有恻隐，想改变原决定，仍让他官复原职。魏徵立即谏阻，指出：“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假如每个都能得到您的私恩，会让好人害怕的。”
唐太宗点头称是。随后，他把庞相寿召来说道：“我为秦王时，只是一府之主，今居帝位，却是四海之主，不能袒护故旧，徇私枉法。大臣们提的意见很有道理，朕哪里敢违背呀！”于是赐给庞相寿一些绢帛，叫他另去谋生。这个贪官只得悄然退下。
贞观九年（635年），岷州都督高甄生因贻误军期，受到主将李靖的责罚。
他记下了这个仇恨，并诬告李靖谋反，事败被判处“减死徒边”。这时有人因为高甄生是秦王府旧功臣，请求宽大处理。唐太宗断然道：“高甄生在秦王府时的功劳诚不可忘。但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他不听李靖劝告，又进行诬陷，此若宽免，法将如何执行！国家自太原起兵以来，很多人建立了卓越功勋，若高甄生获免，则有功之人都可犯法了。这就是不能赦免他的原因。”
先前房玄龄受诏修订律令，认为：“根据旧法，兄弟分了家，门庭荫庇就互不相干了，而谋反连坐时却都被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时却只处以流刑。根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妥之处。现在重新制定法令，祖孙和兄弟株连犯罪都要发配劳役。”太宗批准了。自此比照古代刑法，已去掉了一大半，全国上下拍手称快。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为劳役七十一条，凡由复杂改为简单的，改重罪为轻罪的，数不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依照高祖旧制，在太学行释奠礼，让周公作为先圣，让孔子作为配补的从祀；房玄龄等人建议以孔子为圣，颜回配享取代祭祀周公。又删减武德以降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还确定了枷、钳锁、杻、杖、笞等刑具，都有大小规格。
后来，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党仁弘贪赃一百多万，罪该处死。太宗本想赦免他，但被群臣阻拦。太宗若有所悟，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钦州。说明了其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尽了维护法律尊严的职责。对宗室皇亲，唐太宗也不允许居于法律之上。为了预防子弟们破坏法度，他选择正直的官员做师傅，教训疏导各位王侯，若发现有违法行为，必须及时上奏，以便及时制止。其中严重的，也严惩不贷。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反叛篡位。太宗姐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想要和他一块儿谋反，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一块对承乾谋反案进行审理。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宰相杨师道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伏在地上磕头不止，哭泣着替儿子认罪。太宗也泪流满面，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赵节与其他主谋，都要被诛杀。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情与法之间，太宗仍然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律是全天下的制度，而非皇帝一人的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这样唐太宗就恰当地处理了人情对法律的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