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随即果断作出了部署，于七月初三抢先下手，命龙武将军王毛仲率兵进驻虔化门，然后召见常元楷和李慈。二人根本没有料到皇帝已经全盘掌握了他们的政变计划，毫无防备地进了虔化门，立刻被埋伏在此的王毛仲砍杀。随后，皇帝的军队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捕杀了贾膺福、李猷、萧至忠、岑羲。稍后，窦怀贞也闻讯自杀。
太上皇李旦听到事变的消息，慌忙躲上承天门楼。诛杀了太平的党羽后，李隆基才派宰相郭元振向李旦奏报：“皇上只是下诏诛杀窦怀贞等人，没有其他意图。”
七月初四，李旦下诏宣布：“自今以后，一切军国大事、政令刑赏全部交由皇帝裁决。朕方能清静无为、修身养性，以遂平生之愿。”当天，太上皇李旦就移居百福殿，彻底不再过问政事。
在玄宗李隆基的铁腕镇压之下，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就这样在一夕之间灰飞烟灭。
太平公主无法面对这种一败涂地的事实。她逃到终南山的寺院里整整躲了三天三夜。但是三天后，她还是万般无奈地回到了长安。
她一迈进府门，皇帝的赐死诏书就到了。
同日，太平公主的两个儿子和所有党羽全部被诛杀。薛崇简虽是太平公主长子，可他的政治队列却不在母亲那边，所以官职爵位仍然保留，并被赐姓李。
紧随流血整肃之后，玄宗李隆基着手对帝国政坛进行了全面洗牌。文武百官贬降的贬降，升迁的升迁，一直持续到这年年底仍然没有停止。
这一年十二月，大唐王朝改元“开元”。
此时的大唐臣民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一个彪炳史册的年号。
在铁与血的洗礼之后，一个“牝鸡司晨”的旧时代终于终结，帝国重新拥有了一个朗朗乾坤。年近而立的李隆基站在沧桑而雄伟的玄武门上，依稀看见了“开元盛世”的曙光……名家回眸
史学家赵翼评析说：在李隆基登场上台之前，与太平公主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关于这段权力斗争，人们讲得比较少。其实，他们的争权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中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极其惊心动魄的。就唐代政局而言，两人的争权所导致的结果也非常重要。
这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唐玄宗铲除太平公主后，才坐稳了皇位，进而放手施政，才有了“开元盛世”。二是唐代后党直接干政至此结束。
开元盛世缓缓而来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由于唐玄宗的开明统治，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局面，史称“开元盛世”。
知人善任
在长期的宫廷斗争中，玄宗李隆基培养出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超越常人的政治才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他果断诛杀了准备谋反的韦后和安乐公主。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他又清除了预谋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一连串的宫廷事变促使他下定决心革故鼎新，整顿王族。从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起，他陆续把诸王派往偏远的州任刺史，州务实权则由长史、司马掌管。另一方面又对诸王不加斥责，而维系同枝连叶的亲属间的紧密关系。在抑制权贵势力方面，玄宗更是秉公行事，严格执法，极少宽贷，以致皇后妹夫长孙昕因殴人也被立即处决。上行下效，许多地方官吏也勇于抗争权贵的不法行为，保护百姓利益。玄宗及其臣下抑制不法权贵的行为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玄宗认识到用人是否适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他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他知人善任，把很多有才干的人都吸收到政权中来，放手让他们处理军政大事，如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纥、杜暹、韩休、张九龄等都是开元时期的名相，他们不负众望，各有所长，尽心尽力地辅佐玄宗。像姚崇，在被玄宗任用之前，曾上“十事疏”，大意是让玄宗抑权贵、爱爵赏、纳谏诤、绝贡献、不贪边功等，让玄宗答应以作为他任相的条件。玄宗对于十事疏的内容几乎全部采纳，成为开元时期施政方针的基础。继其为相的宋璟则执法公允，扭转时弊，使开元初期的朝政渐渐迈上正轨。玄宗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韩休秉性刚正，经常冒死进谏玄宗。有时玄宗在宫中宴乐或在后苑玩打猎，稍稍放纵一下自己，就赶紧问周围的人：“韩休知道吗？”每每这时，韩休的谏疏就已呈上。有一回，玄宗心情郁闷，持镜自顾，左右人劝道：“自从韩休为相，皇上清瘦了许多，为何不免去他的相位呢？”玄宗感慨道：“朕虽然瘦了，天下却富庶了。萧嵩奏事常顺从朕意，事后朕却常常忧心忡忡，睡不安枕。韩休直言力谏，朕反而睡得踏实。朕用韩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大唐江山啊！”玄宗有这样的见识，大臣才敢尽心竭力，补偏救弊，使施政较少出现失误。
针对中宗以来吏治的种种弊病，玄宗进行了大力整顿。中宗时，吏治腐败，官员任命途径混乱不堪，朝廷甚至卖官鬻爵，官僚机构臃肿，国家行政开支巨大。
玄宗初登位时，就立即着手整饬吏治，精简官僚机构，裁减冗员。开元二年（714年）二月，申王李成义请求把王府录事阎楚硅提拔为王府参军。宰相姚崇和卢怀慎上疏表示反对，认为授予官职应根据本人的才能，由专门机构掌管，若因为是亲朋故友，就授以官爵，势必扰乱朝纲。玄宗采纳二人奏议，拒绝了申王的请托，从此以后，请谒之风顿消。五月，又下令免去员外、试官、检授官，规定若不是有战功及诏敕特别录用的，分掌文武铨选的吏部与兵部不能轻易授官。以后又停废闲置的诸司、监、署府十余所，减免冗官三百余员。玄宗对吏治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后，国家机构大为精简，办事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玄宗力图扭转重京官、轻外任的风气，以改善地方吏治。中宗时，常由被贬出京的官员或声望不高的人充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县令也大多为年迈或碌碌无能之辈。玄宗下旨，选京官有才识的授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的授京官，这就使在京留任或出京任职的官员数目相近。这样既可提高地方官的素质，又逐渐消除了人们轻外任的偏见。
玄宗对地方官吏的素质十分重视。开元四年（716年）五月，有人反映说今年选官太滥，一些县令名不副实，只是庸才。玄宗利用新官入谢的机会，宣召所有新任县令至宜改殿庭，亲自考核。结果只有鄄城令韦济一人合格。玄宗立即提升他为礼泉令，其余二百多人一律退任原职，不得入第。另外，最差的四十五人，退回原地重新学习。这次的主考官也因此被贬。
当时有些高官子弟依靠祖上的功绩而步入仕途，在地方为官，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不顾律法，成为为害一方的害群之马。有鉴于此，玄宗下诏，不可授予少不更事、不通世务的朝官子弟为县官等地方官职。玄宗还建立了对刺史、县令的考核制，颁发了《整饬吏治诏》，每年由各道按察使考察刺史、县令的施政情况，按政绩的优劣分为五等，作为地方官升降的依据。玄宗即位两个月后，就召见京畿县令，勉励他们恪尽本分，爱护百姓。他又对有政绩的地方官破格提拔。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自泰山封禅返京，沿途留心察看地方官施政表现。有些地方官的嘉言懿行给玄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他感慨地对丞相说道：“从前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处巡察，考察官员们的优劣与政绩，这次封禅经过诸州，亲眼所见，才知道使臣们有很多情况不能完全告诉我。怀州刺史王丘只献上几头牲畜，别无旁物。魏州刺史崔沔恭迎时不用贵重的锦绣之物，这很是俭朴。济州刺史裴耀卿上书数百言，忧国忧民，都是忠谏之语，朕将把奏书带在身边，用来告诫自己和他人。这三个人不用国财民力媚上邀宠，真是我朝的良吏啊。”于是提升王丘为尚书左丞，崔沔为散骑侍郎，裴耀卿为定州刺史。
抑欲而昌
从武则天统治晚期到中宗、睿宗时期，统治阶级只知享受，腐化堕落，社会风气日下。玄宗痛下决心要扭转这股奢侈浮华之风，于是特地颁下几道敕令，禁止奢侈，提倡俭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