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刘备在孱陵城东五里修筑了一座新城给孙夫人居住，这个举措实际上就已经将孙夫人隔离开来以方便控制，而自己则几乎不到孙夫人住所，这也造成了两人之间关系的逐渐疏远，在这种情况下，孙夫人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夫人最终回到了江东。对于法正在孙夫人一事中所发挥的作用，诸葛亮后来在与人的交谈中就曾经暗示过。
刘备围攻成都之际，时任蜀郡太守的汉末名士许靖企图出城投降，结果被刘璋发现并抓获。由于当时战事吃紧，刘璋并没有对这位临阵脱逃的许靖进行处理。刘备得知此事之后，非常鄙视许靖的为人。拿下成都之后，刘备任用了大量刘璋旧部，唯独不打算任用许靖。这时候又是法正站出来对刘备这一错误的想法进行了指正。法正指出：或许天下最有名无实的人就是这个许靖了，但是许靖此人名扬四海、天下皆知，如果主公连这样的人物都不任用，那其他不明真相的贤士们就会觉得主公故意瞧不起贤人。法正认为刘备不仅应该任用许靖，而且应该效仿战国时期燕昭王任用郭隗的故事重用许靖，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招揽人才的目的。在法正的规劝下，刘备终于任用许靖担任了左将军长史的高位，这对于吸引益州及其他地区的人才前来投奔刘备集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刘备刚刚拿下成都之际，益州的局势仍然非常不稳定，不仅百姓人心惶惶，就连刘璋的旧部、益州豪族也都心存芥蒂，益州内部经常出现武装叛乱。这时候如何安抚对益州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益州豪族就成为了刘备集团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人向刘备提出建议，迎娶刘璋已故的兄长刘瑁之妻、益州豪族吴壹的妹妹吴氏。此举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刘备却总觉得与刘瑁既为同宗，这样做有违礼法，因此迟迟未敢应允。这时候又是法正出来替刘备解决困境。法正引经据典，用晋文公与侄子子圉的例子作为刘备迎娶吴氏的依据。春秋时期，晋文公曾经在逃难秦国的时候迎娶了侄子子圉的遗孀怀嬴。法正认为连晋文公这样的迎娶近亲遗孀的行为都未受到礼法上的抨击，更何况刘备与刘瑁这样的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远亲。法正的分析终于打消了刘备的顾虑，吴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刘备的妻子，并在刘备称帝之后成为蜀汉王朝的皇后。随着刘备与吴氏联姻的成功，益州豪族与刘备集团的关系也就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对刘备集团在益州统治的稳定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刘备成功占领益州全境之后，为了完善益州的法律制度，专门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负责制定法令。在这五人小组中，既有诸葛亮、伊籍这样的刘备旧臣，也有如法正、李严、刘巴这样的益州实力派，这也足见刘备对于法正的信任和重用。
总之，在法正依附刘备之后，不但深得刘备的信任和重用，在蜀汉的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法正依附刘备集团之后所担任的职务也可见一斑。刘备占领益州之后，法正即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法正即被任命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尚书令一职，在蜀汉政权中地位特殊，是个总揽国事的重要职务，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一点就连诸葛亮也自愧不如。
法正对刘备集团到底有多么重要，这从法正死后的第二年刘备兵败夷陵诸葛亮的感叹中就可以略见端倪。当时刘备不听蜀汉部分大臣的劝阻，发动了夺回荆州的夷陵之战，最后遭遇惨败。诸葛亮听闻这个消息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已经死去两年的法正。诸葛亮哀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以上列举了法正在依附刘备集团之后发挥的种种巨大作用，但是在此也不得不提一提法正这个人物自身的一些弱点和缺失。这些弱点和缺失也让法正这个人物在光辉形象的背后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前文曾经提到，法正出身名门，按理应该是继承了名门的风范，具有大家气质。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法正从三辅地区来到益州之后，他的言行却变得与其家族背景格格不入。早在刘璋主政期间，法正就曾经因为自己的品行不端而饱受非议。《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中提到，“（法正）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这里所谓的“无行”，指的就是法正的个人品行不端，这在注重礼法的益州大族之中是严重的罪行，法正也因此遭受了益州本地士族甚至是外地侨居益州的大族的鄙视，这也成为法正早年郁郁不得志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正成为刘备集团的重要成员之后，身居高位，但早年所受的侮辱却难以忘记，因此在他人生最为得志的时候，其睚眦必报的个性也就自然暴露无遗了。据史料记载，法正担任蜀郡太守之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其实所谓“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并不是法正的发明，而是源自战国时期范雎在经过长期的不得志被拜相之后的故事，通俗一点解释就是有恩必偿、有仇必报，这表现的是法正这个人物的率真性格，并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是利用手中的职权擅自杀害了当年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这就非常的错误了，具有明显的小人得志味道。法正的这种行为在益州内部引起了不少大臣的不满，有人还专为此事找到了诸葛亮，要求诸葛亮出面约束法正这种目无法纪的卑劣行径。诸葛亮的表态非常耐人寻味，诸葛亮认为是法正辅助刘备摆脱了困居荆州的不利局面，进而占领益州，为刘备集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时候就算去向刘备投诉，刘备也会对法正进行袒护、不加追究。因此，诸葛亮对于法正的行径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过问。
史料中记载的法正与诸葛亮之间的来往并不多，仅仅是在制定益州的法律制度——《蜀科》的时候，两人都作为五人小组的一员共同完成了这部法律制度的制定工作。不过在这个过程之中，双方却由于立场的不同而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以法正为代表的益州本地势力认为：以前高祖刘邦治国，与民约法三章，以宽松法纪治理国家。如今诸葛亮刑法峻急，不利于益州地区的稳定。而诸葛亮则坚持认为：刘璋集团恰恰就是因为法纪松弛，没有形成良好的政治环境，没有严明的刑罚制度，才导致政权基础不稳，社会混乱，最终造成了益州的易主。诸葛亮坚决主张以严明的法纪抑制益州豪族，最终没有采纳法正的建议。
法正与诸葛亮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点在史料中没有过多的记载。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中只是这样写道：“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的“好尚”，是品行、志趣，实际上就是暗指两人之间品行的差异，诸葛亮一向注重道德节操，而法正则以无德而饱受非议；“公义”则为国家利益。从这段话的记载中可以体现出陈寿对于法正与诸葛亮关系的看法：两人其实是没有什么私交可言的，但是双方都能以国家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所以虽然毫无私交可言，但却能相安无事，共同为蜀汉政权的发展和巩固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不但体现了诸葛亮的高明，同时也是法正的聪明之处。
法正的成名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之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为刘备集团的政权建立做了几件大事：
充当刘备在益州的内应，成功诱使刘璋引狼入室，邀请刘备入川；在益州争夺战期间又准确地判断出刘璋不会采纳郑度坚壁清野对付刘备的建议，给陷入焦虑状态下的刘备送去了一颗定心丸；说服刘备任用许靖，为更多的人才进入蜀汉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提出迎娶吴氏的理论依据，为刘备争取得到益州豪族的支持，稳定益州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建议刘备积极向汉中地区用兵，进一步巩固了蜀汉政权的疆域和地位；定军山一役中抓住战机，建议刘备立即向夏侯渊所部发动奇袭，取得了定军山大捷，为刘备在汉中之战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凡此种种，都是法正这样一位谋谟之士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于刘备集团而言，此时的法正无疑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尽管法正个人的品行存在着种种缺失，但凭借着他在刘备集团发展的关键时期作出的贡献，刘备对他恩宠有加，诸葛亮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法正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五岁，刘备闻之伤心欲绝，不但赐给法正的儿子法邈以关内侯的爵位，同时还追谥法正为翼侯，这也是刘备政权建立后第一个有谥号的大臣，足见刘备对法正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