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杰克把建议书扔到我书桌上——当他瞪着眼睛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眉毛变成了一条直线。
“怎么了？”我问。
他用一根手指戳着建议书说：“下一次，你想要做某些改动的时候，得先问问我。”说完就掉转身走了，把我独自留在那里生闷气。
他怎么敢这样对待我，我想。我不过是改动了一个长句子，纠正了语法上的错误——这些都是我认为该做的。
并不是没有人警告过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前任——那些在我之前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的女人们，称呼他的字眼儿都是我无法张口重复的。在我上班的第一天，一位同事就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告诉我：“他本人要对另两位秘书离开公司的事情负责。”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越来越轻视杰克。我一向信奉这样一个原则：当敌人打你的左脸时，把你的右脸也凑上去，并且爱你的敌人。可是，这个原则根本不适用于杰克。他很快会把侮辱人的话掷在转向他的任何一张脸上。我为他的行为祈祷，可是说心里话，我真想随他去、不理他。
一天，他又做了一件令我十分难堪的事后，我独自流了很多眼泪，然后，我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他的办公室。我准备如果需要的话就立即辞职，但必须得让这个男人知道我的想法。我推开门，杰克抬起眼睛匆匆地扫视了我一眼。
“什么事？”他生硬地问。
我突然知道我必须得做些什么了。毕竟，他是应该知道原因的。
我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杰克，你对待我的态度是错误的。从来没有人用那种态度对我说话。作为一名专业人员，这是错误的，而我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是错误的。”我说。
杰克不安地、有些僵硬地笑了笑，同时把身体向后斜靠在椅背上。我把眼睛闭上一秒钟，上帝保佑我，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着。
“我想向你作出承诺：我将会是你的朋友。”我说，“我将会用尊重和友善来对待你，因为这是你应该受到的待遇。你应该得到那样的对待，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对待。”我轻轻地站起来，然后在身后轻轻地把门关上。
那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里，杰克一直都避免见到我。建议书、说明书和信件都在我吃午餐的时候出现在我的书桌上，而我修改过的文件都被取走了。一天，我买了一些饼干带到办公室里，留了一些放在杰克的书桌上。另一天，我在杰克的书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希望你今天愉快。”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杰克又重新在我面前出现了。他的态度依然冷淡，却不再随意发脾气了。在休息室里，同事们把我迫至一隅。
“看看你对杰克的影响。”他们说，“你一定狠狠责备了他一通”。我摇了摇头。“杰克和我现在成为朋友了。”我真诚地说，我拒绝谈论他。其后，每一次在大厅里看见杰克时，我都会先向他露出微笑。
因为，那是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之间的那次“谈话”过去一年之后，我被查出患了乳腺癌。当时我只有32岁，有3个漂亮聪明的孩子，我很害怕。很快癌细胞转移到了我的淋巴腺，有统计数字表明，患病到这种程度的病人不会活很长时间了。手术之后，我与那些一心想找到合适的话来说的朋友们聊天。没错，人知道应该说什么，许多人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还有一些人忍不住哭泣。我尽量鼓励他们，我固守着希望。
住院的最后一天，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原来是杰克。他正笨拙地站在那里，我微笑着朝他招了招手。他走到我的床边，没有说话，只是把一个小包裹放在我身边，里面是一些植物的球茎。
“郁金香。”他说。
我微笑着，一时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他清了清喉咙：“你回到家里之后，把它们种到泥土里，到明年春天，它们就会发芽了。”他的脚在地上蹭来蹭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当它们发芽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
我的眼睛里升起一团泪雾，我向他伸出手去。“谢谢你！”我轻声说。
杰克握住我的手，粗声粗气地回答：“不用谢。你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到明年春天，你将会看到我为你选择的颜色。”他转过身，没说再见就离开了病房。
现在，那些每年春天都能看到的红色和白色的郁金香已经让我看了10多年。今年9月，医生就要宣布我的病已经被治愈了。我也已经看到了我的孩子们从中学里毕了业，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在我最希望听到鼓励的话的时候，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说出了它们。
毕竟，那是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重逢
休和查利是我大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休与我已保持了1/4世纪的友谊，而查利则在15年前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15年后，我和休重新找到了查利，也重新找到了当年的友情。
我们三人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30年前的斯沃思摩。我当时才17岁出头，是个胆小内向的布鲁克林技校毕业生，来到这所小型的教友会学院时，已经是第二学期开学。在教学主楼的教室里，两个男孩儿使我吃了一惊。他们似乎象征着整个学院的风度：休正对约翰·东尼那些深奥的诗作大发议论，查利则专注于吐出一串串烟圈。我对这些都是一窍不通。他们比我大两岁，看上去比我懂得多得多。休长得酷似影星马龙·白兰度，不过无论是他本人或是其他人都很清楚，他肯定会成为一名作家。查利满头微卷的红发总是乱蓬蓬的，似乎有不少比仪表更重要的事值得去考虑。他今后很可能成为心理学家，但那时他正被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生活方式和出众的才华所吸引。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三人不停地交换着讨论的话题——上帝、文学、人性，以及最热门的主题——姑娘。我认为正是这种整日整夜的长谈使我们早先的友谊牢不可破，因为这种友情需要大量的时间在一起，这在后来的日子里就难以办到；此外，长谈的结果还有参加辩论的冲动，以及表现自己欲望和对新思想、新观点的接收。
我和休都是纽约人，出身于忠实的犹太教徒家庭。查利则是波士顿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独子。他的母亲是一位瘦弱的护士，很少与儿子交流思想；他的父亲已经住进了一所精神病疗养院，事实上也再未离开过那里。那些年，我和休都有了不少改变，但基本上依照的是传统文化。查利的成就是最令人吃惊的：
他几乎在短短数年中就重新塑造了自己。
查利最先结婚生子。1955年，他与一位南方女子结合，我充任男傧相。数以百计的宾客们身着盛装围在新娘身边；查利这边则只有他的母亲、姨母、姨父，再就是我的一家和休。
5年后，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中摆脱出来的查利来到了纽约，从事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他终于再一次结婚——新娘是一位优雅含蓄的女士，她对我们三人之间那种亲密而喧闹的关系似乎颇为不快。当我们各自组建自己的小家庭时，查利的新夫人渐渐把他引出了我们原先的圈子。我和休一直很忙，根本无暇注意到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查利夫妇已与我们失去联系。
15年过去了。休已是一位成功的小说家，我则是一名出版商。在一次晚会上，我偶然邂逅了一位熟知我们过去的女士。“你知道查利的消息吗？”她说，“他又离婚了，眼下住在安纳波利”。
我走进隔壁房间，打电话找到了休。我俩一致认为，无论查利是否愿意和我们见面，我们都应该去看看他。我很快设法找到了他在安纳波利的电话号码，带着少许紧张与兴奋拨通了电话。“我和休想去看看你。”我结结巴巴地拿着话筒说道。“什么时候？”那熟悉的声音答道，仿佛我们昨天刚刚聊过。
我和休抵达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时，查利已经在等着我们了。明显发胖了的身材，稀疏的、却是红褐相间的头发，查利站在那儿，神态一如往昔。我们同时发出惊喜的叫声，仿佛小孩子赢得了少年棒球队冠军。3个人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笑着、拥抱、亲吻，然后挽着臂膀。我们感到自己无可匹敌，又成了重新聚会的“三巨头”！我们钻进汽车，查利兴奋之际，向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15年来的各种经历，以至于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岔道，使我们在到达安纳波利前不得不绕了30英里的弯路。查利告诉我们，他的父母都已过世，他也曾希望第二次婚姻能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但几个孩子出世后又告分离，他再一次过起了孤独的生活。
我和休在旅馆登记住宿，仍用当年大学里的老办法决定床位：抛硬币。查利笑了：“嘿，我买了这个。”三只完全相同的礼品盒里，装着三条一模一样的领带：栗色的底，印着蓝色的条纹。尽管天灰蒙蒙的，正飘着细雨，我们仍然雀跃着把领带打上，顿时又成了三位神采奕奕的“三剑客”。
我们又手挽手地在安纳波利的街道上闲逛。在一家餐馆里，我们用最大号的酒杯喝葡萄酒。我看见休和查利像我第一次遇见他俩一样又肩并肩坐在了一块儿，对作家们的作品大发评论；而我也和从前一样，像个学生似的静静地坐在一旁聆听着兄长们的高谈阔论。我们接着喝酒，继续逛街，试橱窗里的帽子，看绘画展览，四处溜达；我们饮啤酒，吃成打儿的牡蛎。在当地的大学和海军学院里，我们被年轻人包围着，一瞬间我们又找回了自己的青年时代。
那天晚上，我和休躺在旅馆的床上，回顾着我们三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我们尤其想弄明白许多年前我们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最后我俩都感觉到，从查利那里学到了谈吐隽永，那种讽刺式的幽默感把幽默与趣味带进了我们的思想与语言之中。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查利的小公寓里和他共进早餐。我告诉了查利前一晚我与休的谈话，查利笑了。休看着查利，静静地说：“查利，如果说我俩从你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你又从我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查利凝视着我们，“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他说，“友情”。
一转身便是永远
我在一个细雨纷飞的日子接到小一的电话。在凌晨5点，她用一通电话把我吵醒，然后就听到她清脆的声音：“亲爱的，今天逃课吧，我现在在火车站。”
我打着一把橙白相间的雨伞，踩一路水珠，在火车站门口看到了她。我的目光投向她的时候，她也正向我这里瞧，然后嫣然一笑。眼前的女子穿着米黄色的绵质中袖衬衫，底下一条深咖啡色的七分裤，缀着细致的蕾丝花边，白色的球鞋已被打湿，泛着几滴污浊。我想，这真的就是小一。
小一“刷”的一下跑到我的伞下，挽起我的臂，我恍惚间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栀子花香。我把她带到自己租的小屋，看她津津有味地吃完早餐。她说有些累，于是倒床就睡。我没有去上课，在家里陪她。呵，的确没有想到，小一竟然就这样从网络里跳到了我的面前。
小一是洛阳女子，我们的相识从E—mail开始，小一说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文字，很喜欢，所以来信。我回信告诉她，她的名字足够简单，我也喜欢。然后我们就开始隔三差五地保持联络。我不知道两年算不算长，一直以来我对时间都没有概念。小一总说：两年，真的好长好长啊。
下午的时候她醒来，我说：“去星巴克喝杯咖啡吧？”她却摇头，反问我：“你不是不喜欢喝咖啡的吗？”然后她鬼鬼地笑，要我带她去麦当劳。于是我把她带到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那里人少，不闹。上下楼梯的地方有面大镜子，可以把整个人照得很亮。以前逃课的时候我经常来这里。想到逃课，我忽然意识到小一那个鬼笑蕴藏的内容了。
选在靠窗的位置坐下。小一眨眨眼睛问我：“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吗？”我摇头，假装不知。她瘪瘪嘴，然后又笑呵呵地说：“你上次不有篇文字是在麦当劳里写的吗？我来体会体会这感觉呗。”果然，我就知道她还记得这事。其实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有一次逃课没处可去，就跑进了麦当劳。忽然就想写个故事，包里却没有空白的纸，于是只能把餐盘里的广告纸反转个身将就着写。我在E—mail里当笑话一般告诉小一这事，她却记得牢。
吃完汉堡小一拿起纸巾擦擦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薇，准备做笔记吧，我要开始讲小一的故事了。”我用手支着头，细细地看她。柳眉，不高挑，用眉笔勾勒出优美的弧度。单眼皮下闪着光亮，只是那一开一闭间隐隐约约望到几许苍凉。干净的脸庞上零星地撒着几粒或深或浅的褐色小痣。我看她入了神，却见她纤纤玉指从我眼前晃悠。我对她说，小一的故事我不记在纸上，是放在心里的。
于是，她开始讲述，我就开始听。小一说了很多在E—mail里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事情。每一段话语都似毫无联系，有些杂乱，像是海底的气泡，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刻浮出怎么的个体。可是我知道小一想要告诉我一些无人可说的事情，像是父母的事情，像是她曾经深爱过的男人，像是她心底的脆弱。我看着她的眼睛，静静地听。小一的话语偶尔有阴影掠过。
她拿起可乐来喝的时候，我才有机会插上嘴，可一时间却又觉无话可说。
小一云淡风轻的描述里，掺杂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我不敢想。不敢想，就更不会写。我是个霸道的人，不想让别人读到小一的心。
回家的时候天色已暗，夜里的秋已有了些凉意。我们手携手，一步步地走。心底微疼，我甚至已经感觉到以后的日子里，思念的味道。
第三天我和小一去周庄游玩。江南小乡透着一股儒雅，虽已被人工破坏得不堪，却仍有古蕴在风中飘散开来。我们坐在小舟上听船夫的歌声，悠扬起伏。
步入全福塔，略低的栏杆让人心生不安。扶栅远眺，我问小一哪里是洛阳的方向。小一随手指了个方向，我也就随意附和。我想无论以后来这里多少次，我都会记得那是小一的方向。
五天的时间并不长，小一却把无数温馨弥漫在我的小屋里。窗帘成了一袭粉红，墙壁上随意地贴着我和小一的合照，CD机的耳塞染上了小一的气息，点点滴滴。小一说：“我要让你想死我。”
去火车站送小一，见她眼中泪光微泛。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我们什么都抓不住。我忽然就觉得心情烦躁，却找不出个所以然。有些感觉，不知名的，汹涌得厉害。
“一起转身吧。”我们异口同声，然后又一同微笑，笑得无奈，笑得凄然。
我转身朝外走，外面又开始淅淅沥沥地飘起小雨。我不知道小一有没有停下，反转过身来。因为我没有再转身。
后来，邮箱里的E—mail依然忙碌，却再不见小一的文字。偶尔有陌生人来信，我就会想，是否里面就有小一，随后又否定自己。小一曾经说过，她最喜欢我文字里的一句话：喜欢在网络里写字，彼此都是毫无联系的陌生人，让我觉得安全……我想我明白为何小一从此杳无音信。
印象里小一似乎还说过她不相信永远，是她说的，还是我说的，又或者谁都没有说过，我不确定，记忆已经模糊。
有很多事，我们都会逐渐忘却，痛苦的、温暖的、快乐的，或者其他。关于小一，如今我只记得些许。记得她是个好看的洛阳女子，记得有过E—mail的痕迹，记得她忽然来又很快走，记得那个转身——一转身便是永远。
你永远是我纯真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