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由于近代历史上什叶派宗教人士所处的特殊地位，什叶派宗教领袖再一次担任了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并在革命后建立了一个教法学家主政的伊斯兰政府，不仅彻底地改变了伊朗什叶派的命运，也影响了周边国家什叶派社团的发展。
§§§第一节 伊朗伊斯兰革命
巴列维王朝紧张的政教关系是伊斯兰革命的重要诱因之一。不过，我们还应看到革命之所以爆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对于伊朗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改革背后，潜伏着深重的社会危机。
首先，从经济领域来看，巴列维国王推行了一套不合国情、盲目超前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上扬的情况下，他几次修改五年计划，强行加速现代化进程。这种不顾客观条件，主要依靠大幅度增加投资谋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做法，造成了资金短缺、通货膨胀、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等灾难性后果。其次，严重的社会问题与经济现代化相伴而来。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得不到优惠贷款和关税保护的扶持，在大工业的竞争下陷入困境。而巴列维国王重工轻农，对农业投资不断减少，致使大批农村劳动力失去土地，涌入城市。城市失业人口和贫民队伍不断扩大。1973年官方宣布国内各城市的失业者占全体居民的1/10，而实际上远不止此。①与饥寒贫困的下层人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奢侈腐化的统治集团和上层社会。两极分化的日趋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再次，在精神文化领域，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像洪水般涌入，对伊朗的传统文化造成了猛烈冲击。这不仅使广大穆斯林感到难以适应，更遭到宗教学者们的抨击和抵制。他们谴责西方文化所带来的道德堕落和文化衰退，指出伊斯兰正经受着物质主义、基督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等邪恶思想的侵蚀，呼吁净化伊斯兰。“回归伊斯兰”成为广大穆斯林的普遍心声。②同时，国王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他视美国为靠山，聘请大批美国军官和经济专家为顾问，还大量从美国进口军火、技术设备和日用品。而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大力支持巴列维王朝，对伊朗内政橫加干涉。这激起了伊朗人民的极大反感。他们视国王为美国的傀儡，对他依赖西方、效法西方的做法深恶痛绝。而国王在政治上不断强化君主制的做法，使得人民对独裁专制、缺乏民主的体制强烈不满。知识界和青年学生更是一贯憎恨国王镇压异己，钳制言论自由，肆意捕杀无辜的行径。因此，除传统的宗教人士外，其他社会阶层对巴列维的统治也极为不满。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反对王权的思想。前文提到的阿里·沙里亚提就成为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号召人们根据《古兰经》的平等和正义原则，积极投身于推翻暴政的斗争，吸引了大批世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①张俊彦主编：《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第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275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反对派日益活跃，各种抗议活动不断发生。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许多人参加了武装反抗政权的活动。伊朗国内各反对组织也乘机恢复或加强了反政府活动，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活动频繁。尽管国王靠手中的军队和高压政策勉强维持了10多年表面上的“稳定”局面，但王权的基础已经削弱。当1976年美国改变政策，迫使国王逐步实行一场谨慎的“自由化”运动之后，这种不满终于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政治革命。
自1977年1月起，在吉米·卡特为总统的美国民主党政府人权外交的压力下，长期实行高压政策的巴列维国王被迫放松政治控制，采取了释放政治犯等缓和政策。但是他的妥协唤起了民众规模更大的民主要求，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阶层也以请愿和公开信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从1977年底起，伊朗政局开始出现明显的动荡，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接连在全国几十座城市举行。国王为缓解局势，于1978年8月宣布改组内阁。新内阁宣布将继续实行自由化政策，创造开放的政治氛围，但形势已经失去控制，游行示威和罢工此起彼伏，国家的经济命脉石油工业全面停产，不稳定因素弥漫在军队中。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国王再次诉诸高压手段。9月，国王迫使议会同意在12个城市实行6个月的戒严。9月8日（星期五），国王下令以坦克、直升机和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对付违反戒严禁令，在德黑兰贾赫勒广场举行静坐示威的人群，87人被打死，200余人受伤，这一天因而被称作“黑色星期五”，成为伊斯兰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印证了此前霍梅尼对巴列维国王的批判，使民众认识到了国王根本无意改变专制统治。激进的游击队、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党派和宗教人士开始在伊斯兰的旗帜下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反对巴列维王朝统治的斗争。
虽然霍梅尼此时仍在巴黎流亡，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所拥戴的革命领袖。伊朗国内的群众高举霍梅尼的画像举行游行，寓居国外的伊朗人川流不息地前往他在巴黎的寓所拜见。他号召人民打倒国王，建立公正的制度。这些讲话被录制成磁带，在伊朗各地散发流传。1978年11月，温和派领袖巴扎尔甘（MahdiBazargan）飞抵巴黎，宣布接受霍梅尼的领导。之后的12月适逢伊斯兰历的穆赫拉月，纪念伊玛目侯赛因的宗教活动演变为一场政治示威，在德黑兰，有100多万人参加了阿术拉日游行。他们呼喊着“处死国王”的口号，要求霍梅尼回国。国王四面楚歌，在一片反对声中于1979年1月踏上了流亡之路。1979年2月1日，众望所归的霍梅尼飞回德黑兰，之后指定巴扎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虽然保皇派的帝国卫队与支持革命的游击队及军队展开了小规模的战斗，但是伊朗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将军们聚会德黑兰，最终作出决议，宣布军队在目前的政治危机中保持中立，支撑王权的最后一根支柱已经倒塌，王权彻底崩溃。①2月12日，巴扎尔甘进入首相府，正式接管国家权力。统治了伊朗半个多世纪，拥有大批秘密警察和40万军队的巴列维王朝就这样被推翻了。
①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第2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反对国王的政治力量大致可以分为四派。
首先是以霍梅尼为领袖的所谓主流派。革命胜利后，该派凭借霍梅尼的威望掌握了国家权力，在此过程中建立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了成员遍布全国的伊斯兰共和党。此后该党成为伊朗唯一合法的执政党，其领导骨干大部分是霍梅尼的学生。伊斯兰共和党通过宗教界中支持和追随霍梅尼的大批宗教学者，把影响扩展到了各地的清真寺，在城镇和边远乡村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次是温和派。该派由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自由运动”分化发展而来，其主要成员是摩萨台民族政府的支持者。后来世俗的自由民族主义者影响减弱，转向宗教的自由主义者人数占多数。该派的领袖是大阿亚图拉马赫茂德·塔里加尼（MahmudTaliqani）和沙里亚特·马达里（Sharī"atMadārī）。他们认为专制独裁不符合伊斯兰教的精神，支持人民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站在革命前沿，但是其主张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开来，对伊朗民众参加反国王斗争起到了动员作用。不过，在该派看来，宗教人士应积极参加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作用还是提供精神指导，政府事务应由专业人士来主持。在革命胜利的最初阶段，该派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主持临时政府的总理巴扎尔甘，以及后来在选举中获胜一度担任总统的巴尼沙德尔（HasanBanīoSadr），都属于这一派别。
第三是同样从“自由运动”发展而来的激进派。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派主张暴力革命，其组织系统是“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奉阿里·沙里亚提为精神领袖。由于其暴力斗争策略，该派在20世纪70年代初遭到国王的残酷镇压，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处死。但是圣战者组织一直坚持秘密活动，在推翻巴列维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是世俗激进派，亲苏的伊朗人民党一度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中，人民党势力衰微，从中分化出的“伊朗人民敢死游击队”日益活跃，成为主要代表。该派强调发动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消灭剥削，建立正义的新社会。但是，该派并不否认什叶派信仰的作用，在肯定伊朗革命是“在伊斯兰外衣下进行的一场反帝民主革命”的同时，也肯定“什叶派教义是一种革命的、进步的意识形态”，呼吁各派联合，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①
①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第420-42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二节 伊斯兰政府的确立与巩固
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参与革命的各种政治力量对于伊朗未来的政治发展都有自己的设想。虽然以霍梅尼为首的派别是主流派，他们坚持什叶派宗教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要求建立一个由教法学家主政的伊斯兰政府，但是其他派别也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政治愿望。以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为首的温和宗教人士主张成立一个由宗教领袖提供精神指导，而由世俗的专业人员主持的政府，不赞成宗教领袖直接参政，认为宗教界人士的位置应在清真寺和经学院中。他公开宣称“卷入政治的是政府，而不是乌勒玛”，“在政府做了什么违背伊斯兰教的事情时，我们必须简单明了地提出劝告……施政是政府的责任。精神领袖不应直接干预。”①与此同时，其他不同的派别还主张应该按照西方民主共和国的模式、或社会主义的模式来建立新政府。
①DilipHiro，IranundertheAyatollahs，p.117，Routledge&KeganPaulLtd.，1987.
不过，由于宗教思想的深刻影响，绝大多数中下层人民对伊斯兰共和国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而伊斯兰革命的风暴以及霍梅尼的崇高威望，更强化了这一思想。加之主流派策略得当，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占据了优势。当然在伊朗这样一个长期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伊斯兰政体的确立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领导集团采取了适合伊朗现实条件、能够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形式，他们一方面对传统的伊斯兰政体予以新的解释，宣布新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方面展开大规模宣传，反复强调宗教人士的领导地位。霍梅尼不断发表讲话，强调伊朗不能实行西方的议会民主体制，而只能实行伊斯兰体制。对于那些试图阻止这一行动的政治势力，则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1979年3月就是否要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之前，持赞同意见的毛拉们在全国各地活动。是否赞成建立伊斯兰政府，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穆斯林的标准。
在这种大环境下，什叶派宗教人士的作用围绕着宪法的制定逐步加强。1979年6月14日，巴扎尔甘临时政府发布了一份宪法
草案。这份草案的蓝本是1958年的法国宪法，强调总统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作用。不过，草案与1906年的伊朗宪法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它特别提及了宗教人士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设想由5位穆智台希德和6位法律专家组成宪法监护委员会，负责有关工作。但是，草案没有把霍梅尼关于“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收入在内，也没有规定由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教法学家担任国家领袖。草案引起了众多的争议。但霍梅尼始终坚持，谁不相信乌勒玛的领导作用，谁就是革命的敌人；仅仅把伊斯兰教视为信仰体系，是对正道的违逆，是受了妄图削弱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人民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鼓动。①经过同各政党的协商，决定召集经选举产生的专家委员会，讨论和制定宪法。当年8月公民投票所选出的73名专家会议成员中，宗教人士有55位，占有绝对优势。以此为基础，宗教人士成功地推翻了巴扎尔甘原来的宪法草案，引入了教法学家统治的概念，完成了宪法的制定，12月经公民投票通过。伊斯兰政府的框架就此确立。
①DilipHiro，IranundertheAyatollahs，p.46.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共12章151条，从基本法的角度确立了什叶派信仰在新国家中的地位，确定了伊朗新政权的宗教属性。《宪法》宣布伊斯兰教是共和国的基础。《宪法》序言开章明义，指出此前的政治运动，包括立宪运动和石油国有化运动之所以未能取得成效，是因为它们背离了纯正的伊斯兰信仰。因此，此次革命的最关键之点就是要重建纯正的伊斯兰。《宪法》规定伊朗的政体是伊斯兰共和国（第1条），强调认主独一，坚信真主的启示和律法，承认真主对伊斯兰革命的永恒领导是基本信仰（第2条）。《宪法》还正式声明以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但是伊斯兰教的其他教法学派也同样受尊重（第12条）。
1906年立宪革命时的国家主权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宪法》规定绝对主权属于真主，同时，真主赐予人民对自己社会命运的主宰权。任何人不能剥夺真主赐予人的这种权利，或迫使这一权利只利于某个人或某个特殊集团的利益。在肯定绝对主权的同时，《宪法》确定了一个教法学家统治下的三权分立体制，即霍梅尼作为领袖具有绝对权威，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机构均由领袖根据以后的法律原则所领导，它们相互间保持独立（第57条）。其中伊斯兰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司法委员会为最高司法机关，总统为行政首脑。
《宪法》充分体现了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原则。其中第5条明确规定，当伊玛目马赫迪不在时，国家应由公正、虔诚、明于时势、勇敢、机智、有组织能力，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为效仿源泉的宗教领袖来管理和领导；如果不具备多数人拥护的宗教领袖，则由人民选举产生专家委员会，由委员会选择具备上述条件的一个教法学家或是三到五个教法学家组成领导集体承担这些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