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2年胡里去世之后，当时伊朗的司法部长阿亚图拉叶兹迪（MohammadYazdī）就建议胡里的追随者们应以哈梅内伊为效仿源泉，并将宗教税和自愿捐献都交于他。当1993年10月格帕甘尼去世后，叶兹迪的态度又进了一步。他和当时的议长努里（NatiqNuri）一起推举哈梅内伊担任效仿源泉。他说，多个效仿源泉并存是建立伊斯兰政体之前的事情。在一个明确无疑的伊斯兰政体中，这种局面不利于宗教和政治权威的统一，有损于“伊斯兰主权”，是“不可容忍的”①。但是，叶兹迪的提议没有得到赞同。
①SaidAmirArjomand，AuthorityinShiismandConstitutionalDevelopmentsintheIslamicRepublicofIran"，p321.
根据近代以来什叶派的惯例，信徒应以在世的穆智台希德为效仿榜样。霍梅尼去世之后，政府曾退而求其次，认可年迈的阿亚图拉阿拉齐为效仿源泉，建议霍梅尼的追随者效仿阿拉齐，而阿拉齐则允许他们继续遵从霍梅尼生前的指令。1994年10月，101岁的阿拉齐逝世。叶兹迪再次出击，呼吁废除效仿源泉，但遭到抵制未能成功。此时，更多哈梅内伊的支持者提议哈梅内伊被承认为唯一的效仿源泉，以便重新确立领袖这一称谓的宗教合法性。他们发表文章指出，效仿源泉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具备处理政治和社会事务的能力。相反，一个精通教法渊源学知识，但是不能从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的维度来把握整个伊斯兰体系的穆智台希德，实际上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智台希德。因此，只有哈梅内伊才是最合适的效仿源泉的人选，除他之外，别无他人。但是这依然遭到诸多传统派宗教学者的抵制。由30名著名宗教学者组成的库姆宗教学者协会根据学识推举出了七位效仿源泉候选人，哈梅内伊位居第三。最后，哈梅内伊声明退出推举，声称身为领袖的重任使他不能再担当效仿源泉的称号。不过，他依然对伊朗之外的什叶派信众称“效仿源泉”，因为伊朗国内有很多穆智台希德可以指导信徒，而国外的什叶派社团却无人能够担此重任。一旦时机变化，他会像在伊朗国内一样，欣然退下。①经历这次事件之后，解决两种权威分离的最佳时机已经失去，领袖的宗教权威实际上已经部分交还给传统的宗教学者阶层。
①SaskiaGieling，“TheMarja’iyainIranandtheNominationofKhamaneiinDecember1994”，p.782.
经过上述两次事件，领袖的宗教权威弱化，其政治权威不断被强调，但是"997年的总统选举给教法学家统治带来第三次冲击，教法学家统治下的共和体制显现出内在的矛盾。
领袖哈梅内伊本人支持当时的议长努里为候选人。但是从一开始，这个候选人就没有得到库姆宗教学者协会半数以上的支持。在此后的选举中，持改革主义主张的候选人哈塔米（MohammadKhatami）以“依法治国”为竞选口号，而不再强调伊斯兰革命以来的“伊斯兰政府”。他提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加强伊斯兰内部团结与和谐，在国内承认和实行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的政策，主张在伊斯兰范围内进行多方位的变革，允许信仰多元化，反对文化和思想压制，强调言论自由。他的这种竞选纲领深受广大选民欢迎，最终赢得70%的选票当选。
确认选举产生的总统属于领袖的职权。而现在，领袖原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落败。在宗教权威受到质疑之后，领袖的政治权威也受到一定的冲击。1997年至今，在议会的选举中，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的推选中，以及哈塔米争取连任的过程中，以领袖哈梅内伊为代表的强调“教法学家统治”的力量和以总统为代表的改革派力量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典型的一个事例发生在1999年1月，当时哈塔米下令逮捕情报部门的长官赛义德·艾玛米（Sa"īdEmāmī），因为他策划了针对一些自由派记者和政治家的谋杀活动。可是一些阿亚图拉在此时发表教令，公开为这种杀人行为辩护。而另外一名宗教学者胡加特·伊斯兰卡迪瓦尔（MohsinKadīwar）因为在演讲中批评这种行为，指出恐怖主义是神圣律法所不允许的，随后便被特别宗教法庭审讯。在民众广泛的抗议声和卡迪瓦尔本人精彩的自我辩护中，特别宗教法庭依然判处他十八个月监禁。各种力量斗争的复杂性从中可见一斑。
改革派并未在所有问题上取胜，虽然总统根据宪法规定的责任，在1997年12月成立的“宪法实施委员会”未能完全发挥作用，但是2001年哈塔米以高达77%的选票成功连任，民选的总统显然越来越具政治威望。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所谓“教法学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和宗教合法性提出质疑。特别是一些德高望重的宗教学者开始公开表示对现状的不满，一些人开始对领袖一职是否应该民选、是否应该有一定任期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对特别宗教法庭等机构滥用司法权力提出批评。
其间，传统什叶派伊斯兰的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所谓“教法学家的统治”不断加强对传统宗教学者的约束，竭力把传统的宗教体制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对教法学家统治的现状持不同意见的宗教学者或者被软禁家中，或者疏远政治，不表示任何态度。而在传统的宗教教育方面，过去什叶派高级宗教学者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例如开学授课、颁发“文凭”，直接收取宗教税、资助学生等。现在这些活动都受到政府政策的约束。政府要求宗教税收应通过专家委员会来统一分配。这样一来，除个别大阿亚图拉之外，其他宗教学者所得无几，无力资助学生，就连课程的开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原来一些著名学者可以居住在伊朗境外的什叶派圣城（比如伊拉克的纳杰夫），不受伊朗政府管束。但是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内的宗教中心受到严格管理。而由于伊朗向伊拉克输出革命及伊拉克什叶派的反政府活动，纳杰夫也受到伊拉克政府的严格控制。什叶派脱离于某个国家之外的国际中心不复存在。
但是，这些做法并未能成功地削弱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宗教学者的威望。相反，一些原本就对参与政治持不同看法的宗教学者中间出现了所谓“新原教旨主义”的潮流，强调回归传统的伊斯兰信仰，强调沙里亚和道德秩序，反对染指政治事务①。而一些原本服务于政府的宗教学者也日渐淡出政治，退居什叶派圣城库姆。伊朗国内什叶派伊斯兰教已经发生了分化，一方面是官方的什叶派，另一方面是民间的什叶派。前者以教法学家的统治为出发点，试图结合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处理内外问题。而后者则强调宗教学者的宗教权威，反对把伊斯兰教政治化，更关注信仰的私人化。这种分化使“教法学家统治”模式中潜在的张力越来越大，在遭遇政治和宗教两方面挑战时显得甚为被动。
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教法学家的统治”从概略的理念逐步转变为一个独特的政体。霍梅尼的去世使这一政体潜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而各种力量的较量又使它逐渐处于不利的境地。1989年以后，领袖作为“教法学家统治”的代表，其宗教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都受到挑战。特别是尽管障碍重重，民选的总统还是获得连任，改革派力量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与之相伴随的是信仰的不断私人化，宗教学者中反对染指政治的力量不断增加，领袖面临丧失两种权威的危险。在重建理想的穆斯林乌勒玛的过程中，“教法学家的统治”这一解决什叶派传统权威观念潜在问题的创新，也许将面临现实政治中的挫败。这似乎预示着，即使作为伊玛目代理人的教法学家，也无法在今天的现实中将这两种权威真正集于一身，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理想政体。
①OliVierRoy，“TheCrisisofReligiousLegitimacyinIran”，MiddleEastsJournal，p212，Volume53，NO.2，Spring，1999.
§§§第五节 伊斯兰革命对邻国的影响
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一度致力于对外“输出”革命。什叶派人口较多的邻国伊拉克、黎巴嫩受到伊朗革命的鼓舞和支持，再加上本身国内政治中存在的问题，原本就存在的什叶派组织甚为活跃，都曾经提出进行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斗争目标。那么，它们是否可能像伊朗一样，建立起一个由宗教人士控制的类似的伊斯兰政府？下面对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分别做些分析。
一、伊拉克
伊拉克紧邻伊朗，什叶派信徒占总人口的60%左右。而且，什叶派的宗教发展与伊拉克有着极深的渊源。库法和巴士拉曾是什叶派最早的活动中心。许多什叶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伊拉克。纳杰夫的阿里陵墓、卡尔巴拉的侯赛因陵墓以及据说埋葬着第十一任伊玛目的萨马腊阿里·哈吉清真寺更是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心中的圣地。纳杰夫还是什叶派的重要宗教学术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和学生在这里学习研修，进行学术交流。
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多居住在南部的乡村地区，以宗教认同为纽带，组成了不同于逊尼派的穆斯林社团。自伊拉克独立以来，掌握国家政权的多是逊尼派穆斯林上层。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伊拉克的社会变迁，使得一直处于经济政治劣势的什叶派穆斯林境遇越发艰难。一些什叶派反对派组织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今天依然积极活动的伊斯兰召唤党和曾以伊朗为基地的伊斯兰最高革命委员会。
但是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以前，伊拉克什叶派的活动总体上处于谨慎发展阶段。1968年复兴党上台执政以来，对影响不断扩大的什叶派运动很是警惕，一方面担心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两伊关于阿拉伯河的争端①不断激化，伊拉克政府唯恐国内的什叶派成了伊朗安置的“特洛伊木马”。同时，伊拉克政府的世俗化措施，特别是在什叶派圣地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允许出售酒精、开设娱乐场所等，激起了什叶派乌勒玛的不满。什叶派的反对活动激烈起来。南部数个什叶派部落曾发动反政府的起义。1970年，著名的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穆赫辛·哈吉姆的葬礼成为反政府示威的良机。1974年的阿术拉日游行演变成了政治示威，一些参加者被捕，五位领导者被处决。三年之后，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阿术拉日游行再次以长达七天的暴乱告终。但这一阶段什叶派与政府的矛盾还没有全面激化。虽然1965至1978年间霍梅尼流亡伊拉克，居住在纳杰夫，宣传自己“伊斯兰政府”的政治设想，而什叶派群众的宗教活动有时会演变为政治示威，但伊拉克的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包括阿亚图拉穆赫辛·哈吉姆，多坚持“通过渐进、和平的战略达到一个伊斯兰社会”的斗争策略②。即使1969年政府采取高压手段对付什叶派乌勒玛时，他们也没有提出激进和不容调和的主张，而是暂避锋芒，一些为首的乌勒玛还前往邻近的伊朗和黎巴嫩避难。
①关于阿拉伯河的主权，两伊长期争执。1975年，当时称雄海湾地区的伊朗迫使伊拉克签订阿尔及尔协议，伊拉克同意以阿拉伯河全线主航道为界，与伊朗划分边界，而伊朗则同意把自己境内300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伊拉克，但伊朗恃强一直没有交割土地。
②TheIslamicMovementofIraqShi"as，p.41
如果说伊拉克的什叶派反对派运动完全是伊朗输出革命的结果显然有些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确实把伊拉克什叶派的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伴随着伊朗革命的进行，伊拉克什叶派的抗议活动纷纷开始升级。1979年2月，圣城纳杰夫发生了庆祝霍梅尼返回伊朗的示威游行。青年人四处散发宣传伊斯兰革命的传单，公开张贴霍梅尼的大幅画像，在大街上涂写“要伊斯兰，不要萨达姆和阿弗拉克”①之类的标语，他们要求改变政治制度，使伊拉克成为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什叶派宗教人士也公开表示对伊朗革命的赞赏和支持。什叶派思想家、伊斯兰召唤党的精神领袖巴齐尔·萨德尔（BaqirSadr）还把他的六篇研究论文赠送给霍梅尼，作为指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参考文献和珍贵献礼。在伊朗革命胜利的巨大的激励作用下，什叶派的示威和罢工连续不断，首都巴格达的什叶派居住区还爆发了反政府动乱。巴齐尔·萨德尔不顾当局的警告，继续宣扬他的伊斯兰革命思想，发布教令禁止穆斯林加入复兴党，号召各地信徒派代表前来纳杰夫声援。伊拉克一度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①阿弗拉克，叙利亚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创始人。
在这种情况下，复兴党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以控制局面。一方面软禁巴齐尔·萨德尔，一方面采取铁血手段镇压什叶派民众的抗议活动。1980年3月31日，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通过一项法令，宣布对凡是参加伊斯兰召唤党，或帮助传播其思想的人判处死刑。这一巨大政治压力使什叶派反对派运动的重心开始转移，伊朗和其他国家的伊拉克难民营成为重要运动基地。什叶派的斗争方式也有所变化，成立了包括圣战者组织、伊斯兰任务组织等一批武装组织，采取了武装斗争、暴动、暗杀等手段，与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不少组织的成员身份保密，在国内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