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五块，所以名为车裂。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用车，而直接用五条牛或马来拉，所以车裂俗称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春秋战国期间，车裂之刑使用得相当普遍，有些仁智之士认识到这种刑罚过于残酷，主张废除车裂。可是这种做法并没有使车裂之刑彻底终止，秦以后各代，车裂的做法仍然存在。
十六国时，统治者多半秉性凶暴，爱用酷刑，当然也包括车裂在内。今天可以看到的记载，车裂常用于惩治那些乱伦丧理、忤逆不孝之徒。
北齐时死刑分为四等，最重的要用车裂，北周时死刑分为五等，第五种为车裂。这都是朝廷明文规定的法律。隋朝建国后，高祖杨坚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颁定新刑律，废除前代鞭扑、枭首、车裂等酷刑。过了不久，隋炀帝杨广又把各种酷刑都恢复起来。
唐代废弃隋代苛政，也不再使用车裂。到唐末时，偶有出现。其他各代正式规定的残酷的死刑虽然仍有凌迟、剥皮等，但车裂基本上见不到了。
凌迟
凌迟，又叫“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是封建社会一种最残酷的死刑。陵迟原来指山陵的坡度慢慢降低，用于死刑名称，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正式定为刑名是在辽代，此后，金、元、明、清都规定为法定刑，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之一。
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中的一些犯罪，如谋反、大逆等。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儿子杀父亲、妻子杀丈夫，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要处凌迟刑。但后来为了镇压农民反抗，对于不按时交纳赋税的也要处以凌迟刑，这在明太祖时期尤为突出。
凌迟刑的处刑方式很残忍，一般记述是说将人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而历代行刑方法也有区别，一般是切八刀，先切头面，然后是手足，再是胸腹，最后枭首。但实际上比八刀要多，清朝就有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和一百二十刀的几类。实际执行时，还有更多的，最多的是明朝作恶多端的太监刘瑾被割了三天，共四千七百刀。
“凌迟”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正式被废除。
刺配
刺配是一种集刺、杖、流于一身的刑罚，是指脸上刺字，外加杖脊而后流配充军。正如明朝人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宋人承五代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
“刺配”这种刑罚，始于五代的后晋，后晋以前的流配，限于远徙，而不刺面。据有关史料记载：“（后）晋天福（高祖石敬瑭年号）中始创刺面之法”，到了宋代，还把刺面与脊杖、流配等刑罚并施于“罪犯”一身，并美其名曰“打金印”。《水济传》第八回即有“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的描写。
刺在犯人脸上的字，有大小之别，当时负责审判的官员认为罪情严重或“性情凶恶”者，则刺上大体字；次之，则刺上小体字。所刺的字，除了“迭配某州（府）牢城”外，有些也把犯罪情由、服役种类刺在脸上。如“配某州（府）屯驻军重役”等，南宋时规定犯强盗罪免死流配者，“额上刺强盗二字，余字分刺两脸”。对罪犯人身污辱更加残酷。
受刺配刑罚的人被押送边疆从事名目繁多的劳役或充军，重者终身不释。
文字狱
文字狱是因著文作字而获罪的政策，是一种扼杀人民思想的专制制度。封建帝王往往对臣下及文人从其奏章、书札和其著作诗文中，摘录只言片语，旁牵侧引，罗织罪名。
文字狱自古就有，而明洪武年间、清康雍乾年间文字狱尤为盛行。清康雍乾三朝对文字狱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牵强附会之怪异，处理之残酷，更是无以复加。清律无惩治文字狱的条文，而是用大逆的条例比附定罪，因此株连较多。
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最早的文字狱应该是夏朝时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逢一案. 夏朝末代皇帝是个昏君、暴君。史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桀囚而杀之。
北宋的“乌台诗案”也是文字狱的一例，此案中苏轼苏东坡差点丢了性命，受到株连的有他的弟弟苏辙和司马光、黄庭坚等人。
雍正时，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流放。再如，有个叫徐骏的官员，仅仅因为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句，便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
乾隆时，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杀，并罪及师友。有个叫徐述夔的人，著有《一柱楼》诗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要兴明朝而去我本朝”。结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孙子和为诗集校对的人也全都处死。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连坐
中国古代因他人犯罪而使与犯罪者有一定关系的人连带受刑的制度。又称相坐、随坐、从坐、缘坐。连坐起源甚早，夏、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连坐制度。
商鞅变法时，立连坐之法。其一是十家为伍，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否则连坐；如不告奸，腰斩；匿奸与降敌同罪。其二是怠贫收孥法，对于因怠惰而贫苦的平民收录其妻子，没入官府为奴婢。其三是里典和伍老也因其该管范围有人“犯罪”未检举而连坐。
汉承秦制，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废收孥相坐律令。唐律对谋反、恶逆、不道，凡不在族诛之列的，如年15以下的子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姐妹，都没入官府充当奴婢。但有例外：凡男夫年80及有笃疾，妇人年60及有废疾的，女已订婚尚未嫁出的，媳已订婚尚未娶入的，儿子被别人收养或出家、入道的，都不连坐。
明、清律规定：凡谋反大逆不在族诛之列的年15以下男子及母女妻妾姐妹、子的妻妾，都给功臣家为奴。清律还扩大连坐范围，对于奸党、交结近侍、反狱、邪教诸项，都有连坐。
十恶
十恶原来称“重罪十条”，设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律》中，是将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伦理道德的行为归纳成十条，放在法典的第一篇，以示为重点镇压对象。到隋唐时，定型为“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1．谋反。妄图危害皇帝的政权，即夺位。古文是“谋危社稷”，国家通称社稷，代称君主。
2．谋大逆。图谋侵害皇帝的宫殿、宗庙、陵墓。
3．谋叛。即预谋叛国，投向敌对政权。
4．恶逆。殴打及谋杀父母、祖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丈夫、丈夫的祖父母、父母。
5．不道。杀死一家没有犯死罪的三人，而且将尸体支解。
6．大不敬。触犯皇帝尊严地位的七种犯罪，例如，盗窃皇帝宗庙的用品、现用、备用和用过的物品；医生没有照药方为皇帝配药；御用船造不牢固的；诽谤皇帝；对抗皇帝使臣等。
7．不孝。告发、咒骂父母、祖父母，祖父母健在时分家，供养不及时，诈称父母、祖父母死等。
8．不睦。谋杀五服内的亲属，殴打、告发丈夫，殴打其他亲属等。
9．不义。丈夫去世隐瞒不办丧事，为丈夫守孝期间擅自脱孝服穿喜庆衣服，擅自改嫁。
10．内乱。指家族内的乱伦。
如果犯了十恶，一般是不赦免的，即俗话说的“十恶不赦”，但也不绝对，有的罪名是遇到国家大赦时不免死罪，只改变处死方式，有的则免死罪，但要流放。贵族官员犯了十恶，就丧失了议、请、减等特权。虽然有大赦，也要罢官。
厂卫
中国明代内廷的侦察机构。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厂卫。厂卫是明代特务政治的工具，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
东厂系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北；西厂系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设于旧灰厂；内行厂系正德初年设于荣府旧仓地；锦衣卫原为内廷亲军，皇帝的卫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成立。
东、西厂或内行厂的头目，多由司礼监太监充任。锦衣卫长官以皇帝亲信心腹担任。厂卫的职权基本无差别。但由于锦衣卫属于外官，奏事需用奏疏，还有勋戚及其子弟参加，不如东厂太监亲近，故厂的势力总大于卫。这样，锦衣卫侦伺所有官民，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行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所有侦察机关，构成一套侦察特务体系。
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奉诏行事，受理词状，任意逮捕吏民，用刑非常残酷，甚至打死为止。天启年间，东林党六君子就都是死于厂卫的秘裁。厂卫还派人侦伺官吏，致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签字画押”的由来
在文书、字画、契约上署名或作私记，古时谓之作“押”，今则称“签名”、“签字”。
唐初，唐太宗曾下令不许群臣在奏折上以草书署名，而其他文书上仍多有草书。草书形体花哨，谓之“花押”。唐代，以“花押”闻名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韦陟。韦陟曾任礼吏二部尚书，袭封郇国公。韦陟在处理公文时，常让侍妾用五彩笺代笔，他只是在文件上龙飞凤舞地签上名字，并自称所书若“五朵云”，所以时人称其为“五云体”。
到了宋代，人们在进呈公文或与人书牍时，文末多不署名，仅书本人的字，谓之“押字”或曰“草字”。签名或押字对目不识丁的人，是个难题，于是人们便以画圆圈代之，这就是“画押”，或曰“画花押”。
画押的创始人，应推宋代的王安石。王安石署名的习惯只书“石”字，而且写了一横一撇之后，于撇中腰画一圆圈，由于他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扁，又多带过”，因而听到有人私下议论，说他所署实为“反”字。他于是便“加意作圈”，后人效仿他而废去横撇，这就是画押的由来。
“六扇门”与“开后门”
古代的衙门为显示威严、气派，多为六扇门，后遂以六扇门代指官府、衙门。
衙门以门为名，是有一定意义的。整个衙门唯一的出入口就是位于中轴线正南方位的大门。衙门的大门也叫“头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门洞，而是一座有屋顶的建筑物。它的形制严格受法律、礼制的限制，无论多大的州县，大门都只能是三开间（建筑物正面的开间，两根柱子之间的横向空间为一间）。每间各安两扇黑漆门扇，三个开间总共有六扇门，所以州县衙门也往往俗称“六扇门”。俗谚有“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地方州县官的住所在衙门中轴线的最北端。他们所住的宅院称为“内衙”，或“私衙”、“后衙”等等。内衙的出入口在衙门建筑群中轴线的最北端，称为“宅门”。
宅门戒备森严，一般情况下是终日上锁紧闭的，钥匙往往由州县官亲自保管。即便是衙门里的衙役、书吏伺候官员也只能到宅门口，宅门内自有官员随身的私人仆役服侍。不到万不得已，衙门的衙役书吏绝对不得进入内衙。
衙门内部的院落门增减无所谓，可是在外墙上另开门洞则是不被允许的，尤其是不得在内衙另开小门直通衙门外。“另开便门”是违法的。清代的《六部成语批注·吏部》有记载：“外省官员在其衙署旁边另作小门，放其私人出入作弊。”可见另开小门是和作弊相连的，这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开后门”。
尚方宝剑
秦汉官制设有少府，尚方是少府的一个属官，主要工作是掌管、供应、制造皇帝所用的刀、剑等器物。尚方宝剑就是由“尚方”所铸造的宝剑，亦称为势剑。尚方宝剑是指皇帝的御用剑，是一种最高权力的象征。
到了唐代，尚方宝剑成了至高无上的象征。皇帝把尚方宝剑赐予元老重臣，赋予特权，可先斩后奏。
尚方剑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产物，明刘基诗曰：“先封尚方剑，按法斩奸贼。”这种法律思想和作为法律的施行主体之刑具其实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
“明镜高悬”的由来
“明镜”的出处在晋代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一书中。此书记载：相传秦始皇得到一面长方形铜镜，高5尺9寸，宽4尺，表里明亮。据说此镜能照见人的五脏六腑，并能照出人心中的邪念。因为此镜出于秦地，故被儿为“秦镜”。秦始皇得到这面宝镜后，常用它来照宫中人，一旦发现了谁心存邪念，就严厉惩处。
因为此镜功能奇特，后来人们以“秦镜高悬”来比喻当官的人明察是非，断狱清明。唐代诗人刘长卿在《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一诗中写道：“何辞向物开秦镜，却使他人得楚弓。”后来，许多当官的人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正廉明，都在公堂上挂起“秦镜高悬”的匾额。由于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太熟悉，所以就将“秦镜”、改为“明镜”，“秦镜高悬”便演变为“明镜高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