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欧阳修在嘉祐四年（1059）时盛赞杭州“今其民幸福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沓霭之间，可谓盛矣”。表明当时的杭州乃是一座风景如画，居住有五、六十万人的极繁华的外贸城市。尤其是在元祐五年（1090）苏轼主持的大规模的疏浚西湖，是一次带有根本性的水利工程建设，它奠定了西湖的基本格局，增添了为后世称道的苏堤和六桥，使得西湖景色更加秀美。同时杭州背海而建，地处长江和钱塘江流域，土地肥沃，地势平坦，河湖港汊密布，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加上金军不善于水战，耐不住酷热。故而高宗相中此地。
在南宋初年，将杭州升为临安府，绍兴二年，将行在驻跸于此。绍兴八年（1138）定都（称“行在所”，意思为行都）临安府，成为南宋的政治中心。此后修建了宫殿，建造城池，虽然远不能和旧都城汴京开封相比，但繁华兴盛程度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宗称其为“行在所”，只是表示“首都”名义上仍是东京开封而已，用来彰显皇帝依然要收复故土。
南宋的临安府城，是在五代吴越国的西府城基础上修建而成的，城的北部紧缩而东南部分扩大，并且将土城改造为砖城，东西窄而南北宽，呈一腰鼓形，故俗称是腰鼓城，城周长36里。高宗所居住的宫城坐落在临安城内东南的凤凰山脚下，是由原来的杭州知州的牙城所改建成的，前面为朝堂后面是寝宫，前朝主要宫殿为文德殿，是最主要的大殿，始建于“绍兴和议”签订之际，因用度不同而更易殿牌，文德、紫宸、大庆、集英四殿及明堂，实为一殿；也建有收藏先帝文集的阁，虽有龙图、显文等九阁名，却实为一阁，宫城是南宋最辉煌的建筑群。
临安也有一条横贯南北的通衢大街——御街（天街），由于南宋宫城建在临安城的南部，因而这条大街从宫城的北门“和宁门”开始，首先是南宋朝廷的中枢机构都堂、枢密院、中书门下省、尚书省以及六部等。御道两侧也是商业中心区，酒楼茶肆更是遍布全城各个商业街区，每日清晨五更早市开始，一直经营到后半夜三四更才歇业，而且有些饮食店更是通宵营业，昼夜经营。同时也聚集了各种杂技、说唱艺术于一地的瓦子，主要是集中在御街两侧及附近地区，有大瓦子、中瓦子、下瓦子（又叫北瓦子）、南瓦子等等，尤以下瓦子最大，有勾栏13座，有说书的、讲史的演杂耍的、乐舞的、木偶戏的，以及早期杂剧、说唱等，瓦子中或者附近通常都有大小酒楼，著名的熙春楼就在南瓦子，三元楼在中瓦子，日新楼在下瓦子，城外郊区也都有不少瓦子。还有不少专业性的商业街道，供应这百万人大都市的各种货物。如北关外的米市桥、黑桥，新开外草桥下南街的米市，是供应全城食米的集散地。此处，如炭桥的药市、官巷的花市、融和坊南官巷的珠子市，以及肉市、菜市、布市等等。全盛时人口达到百万，取代北宋的开封，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城内主要的商业街道在灌圃耐得翁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所著的《都城纪胜》中有概括性的记载，描绘了临安府城的商业盛况。“自大内宫城和宁门（北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而“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尤盛，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 吴自牧的《梦梁录》也记载了临安城所需要的部分商品的产地以及经水运到达的情况。临安城所需米“仰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
重建的结果，则是使千娇百媚的湖光山色成为屈辱与投降的象征。高宗整天享乐在杭州的美丽风光中。“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南宋诗人林升曾写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
但赵宋王朝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抗金将士们依旧流淌着收复旧河山的血液，于是，我们看到了立志直捣黄龙府、大战黄天荡的壮丽诗篇。
§§§第三节 贤相李纲的75天
古人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南宋初年的情况，似乎与之相悖。从赵构于1127年五月一日在南京应天府称帝，直至1138年秦桧任宰相专权止，仅仅11年间，就换了13任宰相，平均每一任宰相在任不足一年，有的宰相任职甚至不足百天，就被罢免。如此频繁的更换宰相，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少见的。这不禁让我们深思，是什么原因导致南宋初年宰相频频更换，形成这样一个如同没有宰相的朝廷，是皇帝专权的个人意愿？是宰相个人行为的纰漏？还是兼而有之？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重新回顾南宋初那段让人辛酸、悲痛的历史。
靖康二年（1127），在金人支持下，宋宰相张邦昌被迫建立的“大楚”傀儡政权，在金军北归后，张邦昌宣布退位，仍称太宰，并迎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同时，派人寻访康王赵构。靖康之难后，赵构成为徽钦诸子中唯一没有被俘虏北去的亲王。接到张邦昌的传国玉玺后，于五月一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为建炎元年，是为高宗，孟后专政。
高宗继位后，为维持政局的稳定，避免落下乱杀士大夫的骂名，并没有追究张邦昌的僭越行为，仍任命他为宰相。但在高宗内心，对张邦昌极度不满。
高宗继位初，面临着一副烂摊子。金人虽退，但随时都可能南下，山河破碎，乱世英雄四起，朝中既无谋臣，又无良将。加之继位时自己的声望并不高，继位得不到充分的承认。因此，迫于形势的需要，他急需一位“天人人望所归”的良臣入相。因此，继位不到一个月，他就命当时主战派声望颇高、深得民心的李纲为右相；并任命自己信任的左右手黄潜善兼御营使，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兼副御营使。
李纲一上任，就不依不饶地弹劾了左相张邦昌“僭越行为为公议所不容”。早已对张邦昌心存不满的高宗，正好以此为由，将他踢出朝局，除去眼中钉。刚入相的李纲，极为配合皇帝的需求，成为其思想的代言人。他针对高宗继承的合理性问题，提出了用权势来借神灵行人事收买人心的方法，利用民间香火极盛的崔府神君的神力虚构了“泥马渡康王”的故事，来说明高宗的皇位是天命所归的。
但在与金是战是和的问题上，李纲与高宗产生了分岐。高宗害怕主战给自己带来麻烦。一个在思想和行为上不能与皇帝保持一致的宰相，注定要在这场权力场游戏中出局。入秋，金人以张邦昌被杀为由现次攻宋，主降派和主战派再次出现了分岐，主降派的黄、汪主张南逃，迁都扬州，而李纲主张坚守中原、稳定局势。高宗内心很矛盾，虽不甘心屈居东南，做个南朝霸主，又害怕重蹈徽钦被俘的覆辙。因此，圣旨朝令夕改，李纲就以高宗“独留中原”承诺极力反对高宗“巡幸东南”的手诏，招致了高宗的憎恶。八月，李纲升为左相，黄潜善替补右相，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事，对李纲形成子钳制之势。由于黄、汪主降派的破坏，葬送了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式，加之一些小人乘机谗言，李纲被罢相贬往外地，从此再未入朝大用过。一代杰出的宰相，就这样牺牲在皇权和主降派的旋涡中。
李纲任相仅有75天，他的罢相，激起了正义人士的愤慨。太学生陈东自备棺木，舍身成仁，要求请留李纲，并责问高宗“他日钦宗归来，不知何以自处”。另一布衣欧阳澈，也指责高宗沉溺女色。他们所言，句句不合高宗心意。对其继位合法性和纵情声色的揭露，正好触到了赵构的禁忌。高宗不惜时违背太祖誓言“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将二人斩杀于应天府东市。
李纲被罢后，他所规划的军政措施全部作废，金军步步紧逼，中原大乱。高宗逃往烟花繁华的扬州作为“行在”。岁末，任黄、汪分别为左右宰相，说“潜善做左相，伯彦为右相，朕还怕国事办不好吗？”从此，自己流连中行宫中寻欢作乐。建炎三年三月，金军大举南侵，直攻入扬州，军民死伤无数，高宗也狼狈地逃窜到了杭州。朝野上下，对奸臣黄、潜十分不满。他们自担任宰相以来，把持朝政，残害忠良，正是他们一心求和而不修装备，才导致了金军的南下和宗室的四处逃亡。高宗对他们俩不能早日防范，让自己吃足了苦头所不满，迫于朝朝下下的压力，不得已罢免他们，任命朱胜非为右相。黄、汪本是庸才，但他们瑞磨高宗心理，想其所想，做其所做，思想和行为紧跟高宗的步伐，得到了他的充分信任。但皇帝必竟是一国之君，尽管黄、汪的行为也只不过是高示思想的执行者，但没有人敢指责君主的错误，黄、汪最后也不免沦为高宗的替罪羔羊。
在逃往杭州途中和到杭州后，高宗手下的宦官康覆作威作福，肆无忌惮、横征暴敛、颐指气使，引起官民强烈不满。在罢免黄、汪后，昏庸的高宗反而升主张逃跑的王渊为枢密使，主持军事。王渊是个胆小贪鄙的庸才，靠巴结宦官康覆爬上来的。他一向庸碌无为，毫无威望，甚至逃跑时为逃避责任冤杀部下抵罪，使得大臣们对他愤恨不已，这次王渊无显功却骤迁要职，将领们十分不满。尤以苗傅和刘正彦为最，苗傅自负世代为将，不愿久居人下；刘正彦则是数次获得大功，却没有任何赏赐，因此，两人对王渊的升迁更是愤恨不平。他们听说王渊此次升迁与宦官相勾结的结果，便决定密谋政变，先斩王渊，再杀宦官。三月，苗、刘在杭州发动政变，诛杀王渊、康覆。交胁迫高宗禅位给三岁的皇子，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苗刘之变”。政变发生后，正在江宁的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頣浩和礼部侍郎张浚联络武将韩世宗、刘光世等起兵勤王。四月一日，苗、刘在韩世宗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恢复高宗的帝位，率众出逃，一个月后，被韩世宗抓获，不久被处死。高宗恢复帝位后，将朱胜非罢相，任命吕颐浩为右相，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在“功刘之变”过程中，宰相朱胜在与叛将虚与委蛇，缓解事态，争取时间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他即末能保驾，在与苗、刘对峙中也末能劝服敌人，避免高宗的退位，并见证了整个政变的过程，这对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是颜面无存的。在政变过程中，吕相考虑过与政变者打过交道，政变平定后是不适合在追随高宗左右的，自请罢相。
七月，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将临安作为临时的安乐窝。这月，金军以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南侵，兀术亲率主力追击南宋小朝廷。高宗一方面遣使赴敌营乞和，国书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由“大宋皇帝构致书大金帐元帅前”降格改称为“宋康王赵构谨致书元帅阁下”，但兀术此次南侵，宋高宗势在必得，完全不理会高宗的摇尾乞怜，一举突破了结核长江防线，占领建康，直扑临安。十月，高宗逃往越州、明州。十二月，接受宰相吕颐浩的建议“即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入海避敌。兀术于正月十六日攻陷明州后，随即乘船入海准备追获高宗，途中因遇风暴，被宋军水师击退，退回明州。南下金军由于战线过长，后方空虚，因此，在完成“搜山检海”的预定目标后，开始北撤。一路上纵火焚城，掳掠奸淫，明州、临安、平江府数日烟焰不绝。三月，金军行至镇江焦山寺附近的满面时，遇到韩世宗所率水师的拦截，其妻梁氏亲自击鼓助战，将金军逼入黄天荡，以8千人托住金军10万大军40多天，取得了黄天荡大捷。同时，岳飞的率的岳家军打败了兀术的陆上部队，收复了建康。从此，金军不敢南渡。
宋高宗一行在三月间得知金军北退的消息后，从温州北方，四月初到达了越州，结束了5个多月的海上逃亡生活。当韩世宗、岳飞阻击金军于镇江、建康屡屡获胜之际，宰相吕頣浩主张高宗应北上鼓舞宋民土气。高宗随后下诏亲征。但抗金并非高宗的本意，在全国抗金浪潮下不得不答应亲征，高宗只想以抗金所取的胜利做为谈判砝码。此时的吕宰相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与高宗越走越远。此时，赵鼎乘机攻击吕颐浩的亲征之策“敌骑起袭我之计，能保其必胜乎？”实际上是指亲征是轻举妄动，吕颐浩也因此举违于众论而被罢相。亲征之事也不了了知。五月，范宗尹被任命为右相，赵鼎也被升任为签书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官。从赵赵鼎的罢免我们可以看到，宰相是为皇帝服务的，一旦与皇帝的政见不合，即使像吕相这样在“苗刘政变”中拥护高宗的有功大臣，也避免不了下台的命运。
§§§第四节 奸相秦桧的17年
金军主将挞赖认为不能消灭南宋，就应使南宋臣服于金朝。于是，将奸细秦桧放回，让秦桧劝服高宗臣服于金。秦桧以投降议和的姿态登上了南宋的政治舞台。秦桧果然不负挞赖重望，初见高宗，就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主张南北议和。高宗也正有此意，二人思想一拍即合。在宰相范宗尹的推荐下，归朝不到3月，就当上了参知政事。
刚30岁出头就做上宰相的范宗尹，可谓少年得志。上台后，他建议高宗追夺徽宗以来的“滥赏”。对于这一点，高宗心里并不打算“归过君父，敛怨士夫”。范相的建议一提出，因涉及面太大而浮议蜂起，引起了多数人的反对。曾经“力赞”此议的秦桧发现势头不对，高宗对范相有所不满，便转向峰头，落井下石，弹劾范相。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范宗尹罢相出朝。一位年青有为的宰相就这样被扼杀在权力争斗中，年轻是固然是优势，但对一位身居错综复杂官场中的宰相，年轻就是一剂毒药，政治上的不成熟早晚会导致自己出局。
除掉自己独揽朝政的第一个障碍后，秦桧便向高宗推荐自己，表示“倘若为相，将有二策耸动天下”。高宗对秦桧与自己同样的主和立场很满意，也需要这样一位宰相为自己议和的先峰，便在八月，任命秦桧为右相。这标志着南宋初年以和为主基调时代的开始。次月，召回曾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的旧相吕颐浩，任命为左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