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一提起南宋，我们眼前马上会呈现一幅积贫积弱、备受外敌欺辱的景象。的确，自从北宋东京开封失陷后，仓皇逃离金人铁蹄的赵氏统治者于1127年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开始，直到1279年灭亡于蒙古铁骑之下，整整153年的历史，它留给世人更多的是国弱君昏、政治腐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也只有岳飞的精忠报国、“丹心万古名不灭”的文天祥这些彪炳千秋的英雄豪杰和遗臭万年的奸臣佞邪。
在我们抚膺叹息之时，大多数人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拥有残山剩水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在冗兵、冗官、冗费的沉重负担下，在民弱兵乏的状态中，何以能一次次抵挡住金人和蒙古人的金戈铁马，何以能维持其腐朽没落的统治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而与其同样是偏安一隅的西夏和大理，却早已灰飞烟灭在异族的号角中。在其穷侈极欲的统治背后，究竟还掩蔽着多少不为我们所知的事实？南宋历史就是由这些不和谐的音符撞出的一支让人惊叹的交响曲，在看似不和谐中，我们又总能发现其和谐的因子。这就是南宋，一个许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误解了的王朝，一个虽衰犹荣的王朝。让我们揭开历史的层层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赵氏统治者南渡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沉醉在苟且偷安的现状中，他们把临安（今杭州）当做自己的家乡，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诗云：“楼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形象地向我们描绘一幅在闻名于世的西子湖畔，风景如画，歌舞生平，人文景观繁荣的景象。统治者们一味荀且偷安，始终末能重振国威，对外不能收复失地，对内不能富国安民，却培养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靡之风。
赵氏王朝虽偏南一隅，但金和元始终末放弃这片富庶的土地。在南宋150多年的统治中，与金以至后来的元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战争不断，虽然中间因和议暂时休战，但小规模的骚扰持续不断。为此，南宋不得不需要庞大的军队来抵御外族的侵犯，维持自己的腐朽统治。
南宋建立后，疆士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所辖区域只有两浙、福建、四川、湖北等地。人口约有五、六千万。在这有限的土地上，却要养活几千万人口，还要要赡养庞大的军队；负担官员和宗室的费用支出；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同时，每年还要交付金朝数量可观的岁贡，岁币。这些钱财出自何处，生活一直处于贫弱状态的人民已无力再被盘剥，宋政府只能另辟它径。
我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自秦汉以来就相当发达了，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北宋在唐的基础上则更加扩大。海外贸易给北宋财政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宋太宗时，通过市舶司所收的犀象、香药等舶货，一年收入达到30万缗，并逐年增加，到了宋英宗时，此项收入就高达63万缗，是国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南宋政府意识到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大力发对外贸易，利用国家“近水楼台”地理位置的优势，同国外积极开展贸易，从而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作为解决统治期间财政问题的方法之一。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市舶司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约为200万缗，在南宋6000多万缗的总收入中，约占3%左右。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南宋王朝为什么能在民贫国弱、外有强敌的情况下，依然有效地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这似乎与其发达的海外贸易有着易被忽视的某种密切联系。
南宋的统治者意识到了发展海外贸易对其维持统治的益处，因此，鼓励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也鼓励国人到海外经商。高宗就曾在一次上谕中说：“市舶收入特别有利于解决国家收入问题，应当依照从前的办法，招引远方外国商人来中国，扩大经商，发展贸易”。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也说：“在泉州、广州设置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目的是想既减轻人民负担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与那种崇尚洋货、追求奢华的做法完全不同。南宋特别优待远方外国并鼓励中国商人到海外经商。”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一些保护贸易的措施，促进了与各国贸易的往来，调动商人们的积极性。高宗曾说：市舶收入特别多，如果管理得当，一年起码是上百万，难道不比取之于民更好吗？
南宋政府规定：外国船只因风浪而漂泊在我国的各口岸，若船损坏，船主不在，当地官员要修补船只，若主人来找，要将船只返还”，“外国商人在中国如遇到官吏的勒索，可越级上诉”等。南两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创办了招待所，如明州有来远译（后改为安亭），杭州有怀远译，外商首领来时要“妓乐”迎送，并准许他们坐轿或骑马，当地官员亲自接见；出海时，要设宴钱行。南宋政府的这些措施，鼓励了商人们的贸易往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这种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与明清之际的“海禁”政策有着天壤之别，正是南宋这种积极的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使南宋的对外贸易在北宋的基础上，呈现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
与以往历代王朝相比，南宋的对外贸易达到了繁荣的项峰。其贸易范围之广，沿海贸易港口之多，进出口商品品种和数量之大，都是其它朝代无法相媲美的。而这种扩大的海外贸易，反过来，对宋代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据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与南宋通商贸易的国家就达50多个，包括三佛齐、占城、真腊、高丽、日本、大食等，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波斯湾，其范围确为汉唐所不及。由于贸易的繁盛，南宋时的广州、杭州、泉州都是响彻大江南北，名噪一时的贸易口岸。广州一直是以“富盛多宝货”著称的阿拉伯人聚居之地，他们聚居的西园附近还种植不少的奇花异草，而今天广州只所以有“花城”的美誉，大概与之也有关联吧。自唐以来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之一，南宋时，因泉州周环植入的刺桐树，被中外旅行家和商人写入旅行日记而驰名世界。1974年，泉州湾出土的南宋古海船，制作工艺精良、技术先进，领先同时期世界水平，这说明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及造船业在南宋时泉州已相当发达。
南宋繁荣的对外贸易不仅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其更深远的影响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推动力。南宋从海外进口的物品大约有410种以上，主要有：有关物资生产资料的舶货，如生铁、镔铁，对社会生产自然是有益的；许多生活必须的生活资料，如铜器、折扇、花番布等器物，这些产品大多数与当时的劳动人民无缘，但他们的进口有益于上层商业的发展；药品，如红花、茯苓、苏合油等；此外还有工艺品和奢侈品等货物。南宋政府从海舶贸易中所得货物，不仅充作奢侈品自行享用，还用为本钱拨给各库，并在榷易院出售，赚取更多的收入。杭州就设有专门的榷易院出售各种舶来品。由于大量的外贸货物充斥市场上，市场中商品的数量和品种的增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商业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由对外贸易发展连锁反映引起商业的繁荣，一般说来，商业的繁荣必然会带来经济的发展，我们似乎逐渐揭开了南宋外有强敌压境、内有“奸帝奸臣二人转”仍保持半壁江山为赵家所有的秘密。
§§§第二节 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
南宋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城市的兴旺上。说起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风俗长卷——《清明上河图》，大家一定有印象。它向我们展示了首都东京汴梁的富庶繁华。而南宋时杭州的繁荣远超北宋时汴梁城。柳永《望海潮》词云：“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少，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 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好景，归去风池夸。”柳永把天堂杭州的富丽描绘的淋漓尽致。据说公元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发起对南宋的大举进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受了这首词的影响。除其经济繁荣，南宋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也远远超过前代。据统计，唐代达到10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13处，而到北宋中期时已达到46处。北宋时的汴梁和南宋的临安，是继南京、洛阳、长安（今西安）后，世界上第四个和第五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临安城内有124万人，每天消费的谷物就高达3万石，这样的城市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杭州成了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而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3．4万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早在南宋王朝就我们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际大都市。
南宋商业繁荣的另一特点，就是打破了长久以来城市里封闭的里坊制度，建立了开放式的街巷制，商业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商业区于住宅区混杂，沿街、沿河开设各种店铺，形成熙熙攘攘的商业街。随着商业的发展，南宋出现了纯经济型城市。南宋末年吴自牧记载了当时临安城的繁华景象：“杭州及四方辐辏之地，客贩往业来，旁午于道，曾于虚日，处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香烛、油酱、食米等铺”，而且是“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又开店矣”，上述文字向我们详细地描述了城中酒楼瓦肆、抵店商行、作坊夜市、肉米店铺、诸行交易等等繁荣景象和商业市场内部分工的细密，例我们对南宋的商业繁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天还保存着宋人不少记录当时首都盛景的著作，出名的有吴自牧的《梦梁录》、周密的《武林（杭州）旧事》，佚名的《西湖老人繁胜录》等，这些著作所记当时临安的盛况，就是在今天读起来也令人叹为观止。
除南宋首都临安府城以外，其他城镇的商业也很繁华兴盛。如建康城府“舟车辐辏”，是长江下游的商业都会。其商业区主要分布在内秦河两岸，设有牛马市、谷市、蚬市、纱市等十分兴盛的商业市场，并修建了繁华商业区的标志性建筑—镇淮、饮虹二桥。桥上“车马如云”，桥下“千艘鳞鳞”城内的很多街道以“银行、花行、鸡行、鱼市命名”，“鸡行街自昔古就是繁富之地”，银行街“货物所集”。可见建康商业活动的繁荣。建康城府的人口很约数十万，日食米就需要二千石，可见这是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城市，而建康也只是南宋诸多城市中的一个代表。
除了城市中的‘市’以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草市。南宋时，草市发展众多，并逐渐固定成集镇，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区，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换市场，它是城乡联系的纽带。据统计，宋代的江西、河北、湖南、福建等省份，新出现的城镇达80多个，说明了当时我国城镇发展迅速，而商业的兴盛则是设镇的主要条件，由此要推断当时的宋朝，特别是南宋，其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非同一般。南宋城市的繁荣将我国城市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正是在隐藏在衷败政治背后的经济的繁荣，城市的繁华，让我们有机会能够重新审视南宋王朝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正是这种由对外贸易连锁引发的经济上的繁荣，才能抵住外族铁骑的践踏，维持整个南宋的社会的安定。
因南宋城市商业的繁荣，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出现了很多通宵营业的场所，以适应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增长的需要。同时，很多反映市民文化生活的种种娱乐活动，也从农村分散的小规模演出形式走向城市，变成有固定场所演出，专业性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文艺团体，为市民进行多种类型的文化演出，从而把我国民间的百戏、曲艺推向一个高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瓦舍勾栏便兴起了。据载，当时临安城就有勾栏13座，城外瓦子20余座。“分数甚多，十三座勾栏不闲，终日团圆。内有起店数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可见其繁盛。全国各地知名的艺人，纷纷来到临安演出，以谋生路。在南宋的瓦舍中，各种勾栏荟萃，热闹异常，大的要容纳千余人，演出不论风雨寒暑，每天如此。而演出的节目也令人眼花缭乱，有杂剧、杂技、魔术、相扑、花鼓、说唱、皮影、舞蹈……应有尽有。城市中大批瓦舍的出现，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也促进了城市商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饮食行业及娱乐奢侈行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南宋的世俗文化进上少兴盛，并一直持续到整个南宋王朝时期，对元明清世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过的影响。南宋世俗文化的兴起与统治者政策的导向有密切联系。早在北宋初，就鼓励开国元勋“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从而导制了宋人的享乐风气。而官僚地主阶层的豪华奢侈，歌舞升，平，招来了全国各地的艺人，又助长了这种享乐之风。赵氏南迁后，溺于宴安，西湖歌舞，四时习俗，竟相奢侈，不以收复中原为念，只图媚敌苟安。将享乐的氛围和热情推行至全国。从而享乐之风，上行下效，“山民朴，市民玩”。就连蒙古铁蹄压境时，统治者和市民们还沉浸在歌舞升平中。此外，南宋政府一直鼓励海外贸易，其获得的用于市场中的交易品，往往是大众无力购买的奢侈品，而这种商业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又促长了攀比、奢侈之风。南宋都市的繁华，也为当时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创造了条件。
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云烟。我们却无法否认那一个灿烂时代的不朽与光荣。往事越千年，我们的鼻孔仍然能嗅到那一个半世纪临安传来的荷花香气，还依希听闻闹市街头的熙攘声。揭开南宋神秘的面纱，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南宋，一个繁荣的南宋，一个崛起的南宋，一个虽衰犹胜的赵氏王朝。
§§§第三节 苏常熟，天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