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
《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4页。
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意思是说，事物之间的不同，是事物固有的特性；只是有的相差少些，有的相差多些而已。蓰：五倍。这是孟子反驳许行的主张时说的话。许行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农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从事农耕。而孟子则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提倡应当承认社会分工。其认识论基础就是承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样一个道理。应当说，孟子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毛泽东在与尼赫鲁的谈话中，引用“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强调事物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以此来肯定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可能性和必要性。
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一开始就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并初步确立了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外交原则。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个月内，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11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首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印度是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中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49年12月，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致电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表示印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相互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印度政府宣布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50年1月4日，周恩来复信尼赫鲁：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印度建立外交关系，并望印度政府派代表前来北京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中印两国的谈判很顺利，双方在同年4月1日正式建交。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进一步指出：“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这就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可以适用于各国之间，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成为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这是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中印两国都是亚洲的大国，在尊重对方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共同倡导了日后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当时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及当时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应周恩来的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在10月19日至26日先后四次同尼赫鲁进行会谈。毛泽东在这几次谈话中强调，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他还对中印两国的关系及世界局势作了广泛深入的分析。对于中印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着重从两国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300多年。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他说，我们尽管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还指出，我们两国人民对互访的两国领导人所表示的欢迎，说明他们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毛泽东则着重从本着承认两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点方面的角度来加以展望。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深层涵义，在于指出中国和印度虽然是两个在政治制度上截然不同的国家，但只要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外交关系。在10月23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又补充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他还指出，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种对事物多样性客观存在的判断，是符合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的一个命题。毛泽东用它来解释和说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外交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用我国传统哲学中的精辟论断，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政策所作的一个充满智慧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