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47页。
“言必信，行必果”一语出自《论语·子路》。原文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言必信，行必果，■■（jing）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孔子列举了“士”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语出自《论语·为政》。原文为：“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辊（ni），小车无轨（yue），其何以行之哉？’”大意是：孔子说，做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小车没有横木销，那怎么行走呢？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是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洛阳发表的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而写的。毛泽东的声明和蒋介石的声明都涉及到“西安事变”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加以拒绝并更加倒行逆施，积极进行军事“剿共”，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爱国行动，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去西安谈判。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但蒋介石一离开西安，态度立刻起了很大变化。26日，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授意陈布雷写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不久杨虎城也被囚禁。
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写了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他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声明对蒋介石关于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的话表示赞同，同时也对他在西安事变中所谓“受‘反动派’包围”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用事实加以反驳和说服，指明利害关系，劝蒋认清敌友，认真履行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否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
“言必信，行必果”一语，另见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