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9年9月24日），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39—240页。
语出《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孟子对梁惠王说：“有人对大王您说：‘我的体力可以举起三千斤的物体，但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可以看清楚鸟兽的毫毛，但看不清楚成车的柴草。’大王您能同意他的说法吗？”梁惠王说：“不能。”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是围绕着如何实行仁政而展开的。在孟子看来，梁惠王没有实行仁政，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去做。这里，他先举出“力足以举千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不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样一种显然违背常理的事实，接着解释说：“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指出其要害在于“不为”，以此来讽喻梁王“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用“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来讽刺那些对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视而不见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共产党和统一战线的否认，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主观臆断，是不符合中国抗战时期客观现实的荒谬言论。
随着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蒋介石逐渐感到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开会词中虽然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会议还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会议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这些显然都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4月14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表明国民党顽固势力反共防共情绪的进一步升级。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
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形势和愈演愈烈的军事磨擦，中国共产党在本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支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原则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和反击。同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还同中外新闻界人士广泛接触，通过他们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立场。
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会见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等，对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毛泽东严正地指出：“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会见来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讲到，他在重庆曾访问过张群将军，张群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久必将被取消。蒋鼎文将军在西安也告诉他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斯诺还谈到，蒋介石自己最近也对一位德国记者说：“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剩下来了”，这显然是否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认了统一战线的观念。对于斯诺提到的这些言论，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也已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他把那些对统一战线视而不见的人斥之为阿Q主义者，指出他们就像孟子所说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人一样，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来否认统一战线的存在。谈到共产党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所谓“屈服”，毛泽东说：“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么，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的精辟论述，不仅驳斥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谬论，也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对于抗战中期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