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8页。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第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是：孔子说，学习知识而且经常温习，不也是很高兴的事吗？“说”通“悦”。
这是《论语》全篇的第一句话，《论语》是古代儒家经典“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和“五经”（《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中的第一篇。毛泽东这里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用这句话来指代“四书”“五经”之类的旧学。
《整顿党的作风》是毛泽东1942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延安整风时期成为全党学习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在经历了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几年抗日战争之后，积累了十分丰富的革命经验，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并写下了许多马列主义的经典之作。根据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为了建设一个能够胜任历史使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及时向全党发出了一系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号召，并倡导组织了全党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它最初的酝酿可以追溯到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会议并号召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26日，中央成立了高级学习组，组织在延安的高级领导干部120余人，学习了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文件，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1941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编印了《六大以来》。翌年10月，又编印了《六大以前》，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12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1年底至1942年初，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共中央党校，由毛泽东任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彭真任教育长。从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全党整风运动作了充分准备。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这标志着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开始进行。
在《整顿党的作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关于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因此要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使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在论述到学习理论以避免犯经验主义错误的问题时，毛泽东又谈到了学习理论与学习文化的关系问题。他强调，“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着他结合自己的学习实践指出，自己幼年并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而是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类的陈旧文化，“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言下之意就是：学好文化知识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接着毛泽东指出，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他说，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的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强调学习文化知识，并把它当作提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一个基础，这是毛泽东根据延安时期的具体情况所提出的一条具体要求。虽然这只是一个常识性的建议，但它对延安整风的顺利开展，仍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