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64～465页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语出自《汉书·董仲舒传》：“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说：有道德的人，注重道德的修养而不注重谋取利益，注重辨明行为的动机端正与否而不注重其效果如何。谊，通义，即仁义，是封建时代儒家所推崇的最高的道德范畴。
“学也，禄在其中”一语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意思是说：有道德的人，谋求道义的实现而不谋求物质的获得。耕种的过程中伴随着饥饿，学习的过程中伴随着幸福。所以有道德的人忧虑道义的不实现而不忧虑物质的匮乏。
封建时代的儒家，在“义”与“利”、“道”与“食”的关系问题上体现出唯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义”、“道”是高尚的，“利”、“食”是低贱的。所以孔子又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实际上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将其阶级利益伪善地美化为“义”和“道”，是对劳动人民和物质生产的一种轻视。毛泽东在此文中论述经济工作在革命事业全局中的重要性，对经济工作和生产劳动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给予了肯定，他将儒家关于“义”、“利”问题的观点斥之为“骗人的腐话”。
从1940年开始，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到1941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为根据地战胜经济困难，获得巩固和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经济工作和工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多的接触和参与，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研究。
对于农民生产，毛泽东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他指出，农民富裕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毛泽东在后来总结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对于工业，毛泽东认为，边区工业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
1942年12月，毛泽东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交了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对他几年来在经济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对于那些不重视经济工作，对生产活动不闻不问的同志，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毛泽东指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中心的工作，或所谓第一位的工作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而这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他说：“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一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毛泽东这些论述对于端正当时人们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对于边区建设和战胜严重经济困难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篇报告连同他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活动》、《组织起来》等文献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