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命运，我原本以为这不是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老人所讲命中一尺，难求一丈，对我曾有过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始终弄不清我的残疾和残疾后的命运是不是与母亲生我时的挣扎有着某种宿命的关联。
事情并非那样简单，如我当年病重后的重生，想着还能继续用拐走路，试过n次，方觉不行。不过二十几岁竟如此柔弱了，这与我幼小时的病残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可又断不了丝丝缕缕的纠结。小儿麻痹后遗症会在中老年后开始出现不同速度的恶化，这个是渐行渐远的结果。时间越久，人就越老，生病，残障和死亡都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过程，更何况在我有了记忆之前就已失去了健康。
那个时候我还小，怎么也到不了恶化的地步吧。
离开了学校，于我就等于掉了队伍。学生时代的优秀在离开校园那天起就突然变得一文不名，天堂和地狱的落差击碎了我所有的梦想。同学们相继工作了，成家了，过着衣食无忧的安乐日子。而我却一年又一年无望地为连顿饭钱都赚不来而独自伤感、内疚和自卑——好好一个人日日圈在家里，疯了病了，该都是正常的事，好在我没疯，病了而已。
培根说过：“过去”由于这个原因所引起的障碍有多少，则我们对于“将来”的希望的根据就有多少。这话读着有点吃力，它是不能用眼睛而需要用思考来读的。很多人都这样，病的越久，活着的欲望越强。
母亲生我时用了三天三夜，快乐的日子里，我们都会感觉时间的飞逝，有事了，期盼着结果了，才会有度日如年的感叹。很难想象那三天母亲是怎么过的。接生大婶说孩子难产，她无能为力了，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你还是赶快去医院吧。”大婶带着哭腔说。母亲因为晕血怎么也不肯。有一怕，也有不怕，死也不去。搞得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急的团团转。
那时，我们住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县城里，条件很差，没有暖气，我要出生的日子正是最寒冷的正月。
孩子一定要顺生在家里，现如今根本没有人会去尝试，胎儿教育，生育备份，健康保养……生一个孩子成千上万地花。但是那年那月那日，一无所有的母亲是骄傲的，她的隐忍和苦撑到底换来了一个健康美丽的女儿，“这我早想到了，就是这个结果。下面我要再生一个两个的，最好有四个孩子，正好一桌……”
令人跌破眼镜地好了伤疤忘了疼——据说每一个生育过的母亲都这样。
父亲的工作远在大庆，母亲是一家国企单位的收银员，每天早出晚归，无暇照料我的生活，只好把一个农村的表姐请来。
我们当时住的土屋很小，一铺大炕占去了大半个房间，两扇木窗朝南，嵌在土炕的正面墙上，离炕上有一尺多高。窗外围了个小院，里面是母亲闲暇时栽种的各种小菜。当我扎扎撒撒学着走路时，正是柿子结了青果的季节。
紧挨窗口边上，还有一口不到一米高的小缸，姥姥每年来都用这口小缸酿制足够我们全家吃上一年的东北大酱。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不知是受了那些果实的吸引，还是经不住酱香的诱惑，不知怎么就爬上窗台，也不知怎么就掉了出去。
等到表姐担水回来，一身灰的我坐在酱缸旁已经哭哑了嗓子。
当天深夜，我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滚烫，母亲用被子把我包好，找来绳子，让表姐把我捆到她的背上，骑上自行车就往医院跑。
小城的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没有月亮，也没有路灯，母亲一边飞快地蹬车一边不停地和我说话，听到我嗯嗯啊啊地回应她心里还踏实点。
“妈怕你死了。”多年之后她告诉我说，“路不好没事，到了医院门口路平了我反倒一个前趴摔了一跤，幸好你在妈背上，要不然真没准儿把你给压死了。”
当夜，我就住在了这家医院，点上了吊瓶。母亲请了几天假，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我身边，只想着我赶快退烧好起来。
父亲也很快回来了，他和母亲决定一切听医生的安排，为我做一次腰脊椎穿剌手术。连续四天高烧不退，医生怀疑我有别的病症，而不仅仅是惊吓所至。这个手术就是为了检测病情，以便对症下药做下一步的治疗。父母都还年轻，什么也不懂，也不敢多问，事实上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看着我整日昏睡一点主意也没有，象在单位听领导指挥那样，一切都交给医生来决定。
当天下午，就在医院简陋的处置室里，小小的我和母亲面对面，骑在她的腿上，弓下小小的身子，由一名年轻的小大夫为我实施了手术；另一个年龄大些的是内科主任，他神情自若地在一旁做镇指挥。
当小大夫手上那根又粗又长的针头剌入我的脊柱里去的时候，我疼得大叫一声，惊天动地地哭号起来。所有的人都给我这一哭吓得一抖，母亲更是伴着浑身的颤栗，听得那个主任命令她抱紧我，不能动，她就僵硬地箍紧胳膊，用她的手臂压着我的手臂；父亲和表姐则紧贴在两侧。他们的脑子里死死地记住了主任说的，一定不要让孩子动，否则手术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粗大的针管里抽满了我的脊髓，在针头拨出来的时候，脊髓和着血液顺着那个小米粒大小的针眼射淌出来，洒了一地。
那个晚上，父母一夜没有合眼，他们轮流抱着我，拍拍哄哄，不停地在地上来回走动，稍有停歇，我就哭闹不停。
多年以后，他们知道，那种手术不是很难做，脊髓只要一点点就够了，就象验血那样。而我的脊髓是注满了一个针管又洒了一地，远远超出了需要的底限。落在当今，他们不要说法也定会问个清楚；事实上，他们也打过电话，想告诉那个主任，他和那个小大夫站错了位置，新手应该在道具身上试验成熟后才可以做类似的工作。由主任那样的前辈操作，对他其实是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但也只能是想想，阿Q一下自己的愤怒罢了。
天快亮时我睡着了，睡得很安稳。再醒来时是第二天早上，梦一样，烧退了，两条腿却象面条一样软。
医生的结论是我得了脑膜炎，这种病通常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下肢瘫痪，另一个是智残。
又是一个多年以后，一个医学专家告诉我，我得的不是脑膜炎，而是小儿麻痹症，学名叫“脊髓灰质炎”。这种病的后遗症程度各不相同，轻的走路你看不出来，重的全身都不能动。
看来我还算幸运，不能走路比双手废了要好一些。
我出院的第二天，父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们去工作了。在母亲面前，他是顶梁柱，义不容辞地劝导着母亲，帮她擦去脸上的泪水，他自己却没有掉一滴眼泪。回到单位在向同事们讲述事情经过时，父亲再也抑制不住，失声痛哭。
后来的几年，父母带着我走南闯北，到处治病，弄得家徒四壁，负债累累后发现，他们的付出没有得到一丁点的回报，反倒是我的双腿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软。做父母的大多如此，有些时候明知结果的事还是愿意听风就是雨，为了我能重新站起来，哪里有消息说能治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带上我跑去徒劳地大把花钱。
我对一种叫“埋线”的小手术还隐约有点印象，大概是在七、八岁的夏天，医生在我腿上做了几个手术，麻药散了后，里面象弹簧一样跳来跳去地疼，许多得过儿麻的都做过类似的手术，结果都是一样没有什么效果，非要说有，我觉得只是了却了父母的一份心思罢了。
他们认命了，在年复一年倍受煎熬的痛苦中接受了这个的现实。而我对自己病残的整个过程都是后来从父母的口中得知，细细回味，就象看过了一场电影，激动，长叹，揪心，还有泪水。对可敬可爱的父母我怀着深切的感恩之情，对自己病残的体验却象是看过了这场电影后很快的平静，什么情绪都有过，唯独没有纠结这个东西。从记事起我就是这样的，走路，在我的记忆里是空白点，残疾才是实实在在的，它成了一个与我不离不弃的符号。即便在我二十岁以后那几年的病痛中仇恨过命运的不公，抱怨过父母的救治，也没有把这个符号当做什么载体附带上。这也是习惯的力量吧。
坚持了又坚持，到了忍无可忍时还忍着还坚持，阴暗的天空忽地亮了，病魔走了，健康不期而至。除了感谢那些莫名其妙的病痛在我年轻时出现，然后又给了我许多年的舒适时光，让我能静静地思想怎样活着，怎样做些事并在想好了之后去实施；我还有意不去回忆曾经有过的低落和焦虑；这也需要坚持，久了，那些情绪就隐褪了，烂掉了，再去想，有意去想，也没有了感觉，确实，什么感觉也没有。
“今天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才美好。多半人死在明天的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多年以后我看到了这段话，也可能是听到的，在哪看到的是谁说的，全然没有记忆。经历过的事，有些也不记得发生过，就象幼年那场高烧，没有半点印象。剩下的就是坚持，再坚持，熬过明天晚上，我们就没什么不可以面对的了——就算是后天也没有太阳，也还是能够坚持。越坚持离天亮就越近，越坚持你会觉得原有的坚持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