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由早到晚灰蒙蒙的，一付要下雪的样子。入冬以来，只记得十月中旬下过两三场雪，不大，绵长而细腻，星星点点的雪花落下不久就给风吹得无影无踪。那种大片大片的雪花漫天飞舞的情形已经多年不遇。
离开学校整整二十年了，同学们终于凑在了一起。学校、同学、遥远的家……一切都与一个叫“一村”的地方紧密相连，而那个象镇子一样大的村庄给我的记忆总是与雪有关。
夜里，我梦见世界被厚厚的积雪罩成一朵硕大的花树，天地空泛，白雾茫茫。清晨醒来，外面果然下着雪，很大。雪花如絮，扬扬洒洒。而我梦中的花树与眼前的景象相比更为壮观，那是我少年时代的梦乡，那个叫心心的女孩儿在雪海里唱着歌。
温馨的回忆、激情的畅饮；感叹过岁月的无情，也交流着生活的美妙。我们谈起没来聚会的同学，心心的命运令我们每一个人牵挂，就如雪霁风后的高地，露出的便是它的本色。
心心的本色是她的善良。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深冬，我们举家迁往大庆，来到父亲的身边。机耕队的马车把我们送到新家时，正是上午阳光最好的时候，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地面，树枝上不时会掉下来大片大片的雪团，空气格外清新。
这是个类似于乡镇的大村庄，几百户人家都是从天南地北调转或下放来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他们同属于一个大的国企单位，办公地在区上，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十多公里。公司下辖两个这样的村子，我们排老大，叫一村。是个有规划建造的村落，所有的房屋全都坐北朝南，格局非常整齐，两条沙土路十字交叉，把村子分成四片。用土坯砌成的干打垒两户为一栋，横竖相间不过十米，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四个区域。学校、商店、浴池、大礼堂等公共场所全都集中在东南一带，是全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我住的九街区在西北地段，前面是正街，左侧是水房，后面是邻舍，右边三十米处有一个公侧，再往西去不远，就是采油五厂二区一队的队部和职工宿舍。夜晚，越过大片大片的荒野，可以看见红岗区闪烁的点点灯光，不知是哪的烟囱，高高地耸入云端，顶尖上的火焰照亮了天空，长明不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村不大，设施配备却很齐全，人才应有尽有，学校从小学设到高中。从领导到老师，很多都是从清华、北大等名牌学府下放来的学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是需要劳动改造的对象。象我父亲这样只读过普通师范专科的教师，也还被挂过胸牌，满大街游行批斗过，何况他们那些高学历才子，没给赶到山沟里去他们都觉得很幸运。
不过，学校里也有几个不用教书的“教师”，他们教低年级课程，教不了的还可以拉拉铃，收收信，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他们的文化水平有的只相当于小学二年级，就因为他们根红苗正，有一个贫、雇农的出身，光明正大地在这里享受着比那些学者级的老师们高出很多的待遇。
心心的父亲出身就好，却不是做教师的，他是采油某厂的职工，性格怪僻，在一村跟谁也不来往，但是因为他女儿的缘故，他却一直与一个教师和他的家人较量着，这个教师就是我父亲。
心心是我读初一时来到我们班的。她有着一对好看的丹凤眼，但这对眼睛却装满了忧郁和无助。她每天进了班级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说话，对同学和老师全是一付心不在蔫的样子。
我们的友谊是从一场雪开始的。
大雪封门是儿时记忆中常有的事。厚厚的积雪经常一夜之间就把各家的门给堵得严严实实。
一个周末的早上，两尺高的雪把我家的门给封死了，父母带着弟弟妹妹从窗户跳出去铲雪。这时，心心出现了，她也加入到铲雪的队伍里。在班里她几乎不说话，我们好象只聊过两三回，也仅限于在放学时要走同一条路打打招呼而已。同学大都对她敬而远之，个别淘气的男生趁她不在常常往她书桌堂里放只死老鼠或别的脏东西，心心既不报告老师，也不大喊大叫，默默收拾掉，然后一如平常那样沉静在自己的心灵空间里。
那几天雪一直在时停时下。
寂静的夜里突然传出鬼故事，很多人在半夜时分听到一个女人的颤音，只有乐声没有歌词，时断时续，时东时西，飘忽不定。
“是个冤鬼，”人们议论纷纷，“听着想哭。”孩子们吓大了眼睛，天一黑就都跑回家去了，不敢在外面流连。
我把这件事说给心心听，问她是不是听到过，我没有听过有点不相信。
心心平静地告诉我，那是她在唱。“夜太黑了，我很害怕，我必须做点什么才能给我自己一点力量，我只能发出声音来唱。”心心带着笑说，那种笑实在说不上是笑，从中你能看到后面的泪水。
第二天夜晚，雪下得更大。心心跳过窗台，逃过了他那个魔鬼父亲的棒追，绕过一村的整条街敲开了我的门。她的鞋跑丢了，脚上结着冰。
五、六十年代，离婚是件耻辱的事，但心心的母亲——一个乡下的女人却离开了心心的父亲，因为心心父亲的仇恨，可怜的母亲没能带走她的女儿，但她还是要离开，她受不了这个男人的打。
心心有了继母，也有了更多的心事。
父亲和继母的房间总是锁着的，她从没进去过，不知里面什么样，但她知道里面有吃的。厨房间留给她的永远是一小堆破烂菜、一点盐和一点粗粮。小小的心心学会了照顾自己，洗衣做饭，没有人能帮她。这也就罢了，那个常常喝醉了酒的父亲下了夜班经常会突然踢开她的门，把他的女儿从睡梦中拖起来，嘴里喷着酒气，逮啥拿啥，动手就打。心心没有问为什么的权力，父亲没有解释的必要。这已经成为这个家庭中的平常事。
我哭了，要心心不要再回去了，就住在我家里。
父亲气得大骂，决定找那个畜牲谈谈。
心心成了我家的一员，在和我们同吃同住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她脸上渐渐浮起了红润，话也多了起来。
父亲果然找那个疯子父亲谈了，结果被对方警告再管闲事就不客气；父亲不信邪，又去找他的单位领导，心心的父亲表面上果然老实了一些，母亲告诉我们不能硬碰硬，要为心心着想，最好有个万全之策，多为心心做点什么。
于是，我找来几个同学，把心心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希望大家都能帮帮心心；她那个爱发疯的父亲已经盯上我家，常住我家没有问题，被堵挨打就犯不上了。从此，心心除了我这个小家，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家，这就是我们这个友爱的班集体。
在以后的几年中，心心的故事牵动着村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热心的人问候她，拉她到自己家里吃饭。在这样的一个温馨的大背景下，她的父亲派了他的后老婆来向我父母说情，希望他们的女儿能回到他们的身边，不要再去麻烦别人，“我知道错了，这很丢人。”
父亲说谁丢人啊？是你！你把事闹大了怪不着别人，丢的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脸，你丢的是石油工人的脸！别人与你什么关系呀？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们为什么要帮心心？因为他们有爱心，见不得你这样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无缘无故往死里打。
后来，心心考上了技术学校，我的父亲给校方写了信，详细说明了心心的情况，并开出证明，使心心得以在今后的三年里得到了诸如学费等方面最大限度的帮助。
被认定老好人的父亲在心心的问题上表现得令所有人惊讶，他的果断和善良给心心带来了好运，也给他的儿女们上了一堂没有说教的教育课。
心心的善良始终没有改变，参加工作后，心心不计前嫌，经常回家去看望她的父亲和继母，并无条件地为他们养老送终。
外面的雪停了，行人踩在雪上，发出涮涮的声响。和兰谈起心心，她问我，都说好人有好报，你说是这样吗？心心招谁惹谁了？为什么受苦的总是她？我想起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的话，意思是有的人拥有了很多，命运还要再给他们；有的人几乎什么都没有，命运还要把他们本来拥有的一点点东西给拿走。
送走了父亲和继母，心心已是心力焦瘁，重病缠身，经过几年的治疗，并无起色，身体逐渐丧失了吸收药物的能力。久病成医，心心决定放弃治疗，改做气功加锻炼，从体能上做最后的补救。
最终，心心战胜了自己，一步一步挨近健康，并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生育原本不属于她，医生曾下断言，如果生育的话，她的身体会坏到什么程度不说，孩子的健康是很难预料的。一段时间以后，心心的感觉越来越好，灰黄的脸也渐渐有了红润。
之后不久，心心的身体又出现反复，然后是丈夫的离开。
然而心心是快乐的，她说与过去相比，她的生活已经好出很多倍了，她说她得到的比她失去要多很多，如果没有“失去”，怎么又会“得到”？
心心的心装得满满的，她有很多事要做，她要用自己的方式继续复元，好好活着，给儿子的成长天空注入活力；心心还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下去看一看我那已不在人世的父亲，向他表达她这个编外女儿最诚挚的感激之情；心心还打算写一本书，把她对人生的感悟、苦痛和欢乐全都展示出来，让人们懂得善良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我想，这对心心已是蛮不错的开端，她的心一如这阳光下的雪，冰清玉洁，命运拿走的，一定会加倍地还给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