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地藏寺本《江都督纳言愿文集》共六卷，其第四卷散逸。此外《言泉集》、《启白诸句集》、《类句抄》多收佳句，有些还是《江都督纳言愿文集》中未见的佚文，《本朝续文粹》、《本朝文集》中收录了大江匡房的愿文；东大寺宗性上人写本中的《代代宸笔御八讲等记上（公家）所引《掘河院奉为母后宸笔御愿》等，也是匡房所作愿文。据统计，大江匡房所写的愿文，多达135篇。《朝野群载》尚载有他写的咒愿文一篇。
大江匡房何以写下这样多的愿文？他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样看待它们的文学性的？这要从他的祖父大江匡衡说起。
大江匡衡（952—1012）是平安中期的官员，文人，文章博士。他曾任一条天皇的侍读，侍从。有《江吏部集》传世。
在《本朝文粹》收录的一封书信中，他曾径说自己以《毛诗》、《庄子》、《史记》、《文选》奉授天子，以易筮、表翰、愿文、祭文发明东阁之旨意，“儒者之采用，儒者之功效，可谓勤矣。”匡衡这段话有明显模仿韩愈《进学解》句法的痕迹。他把奉授天子和发明东阁之旨意视为儒者的职责和作用，而为他们撰写愿文则是“发明东阁之旨意”的一项重要内容。
古代日本佛教具有国家宗教的性质，佛教影响深深浸透于宫廷贵族社会。只有被认为最可信赖最有教养的人，才能担当为皇室贵族撰写愿文的工作。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既没有发生过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灭佛事件，佛教内部页没有发生激烈的变动，这种传统也就一直没有改编。
匡衡的祖父维时曾为天皇撰写愿文，自己又能担当同样的工作，他感到是无上的荣耀．为了激励子孙，他还专门赋诗，其诗序大意说，过去延喜（901—922）和天历（947—956）两代天皇，各为母后书写金字《法华经》，我的祖父江纳言（指大江维时）以侍读的身份撰写了愿文，当今的天皇又奉为东三条手书金字《法华经》，我又以侍读的身份作愿文。这是三代稀有的事情，应该告诉后人。我不胜感慨，咏绝句置于座边，为的是激励子孙。他所作绝句是：
释尊往昔说经王，灵鹫山风属圣皇；
稽古我君酬母德，应同天历与延长。
他这里提到的愿文，当是写经愿文。在《敦煌愿文集》中也收有一批类似的愿文，都是座位“题记愿文”处理的。相比之下，虽然匡衡那时的写经愿文更重文采，也更受到文人的重视，但它们与敦煌那些题记愿文的渊源关系，还是相当清楚的。
作为匡衡的孙子，大江匡房没有让先人失望。匡房不仅留下了更多数量的愿文，而且在写法上也力图超轶前人。在他晚年写的《暮年记》当中，涉及到自己原文的部分有好几处，说它们得到了有识者的赏识，而且这些人都是具有颇高文学修养的。他回顾说：前肥后守时纲朝臣，“深得诗心”，读到匡房的《前大相国表》并《源右相府室（家）源二位愿文》时，说：“殆近江吏部（指匡房祖父匡衡）之文章”。已故伊贺守孝言朝臣、扫部头佐国，“提携于文，沉浮于道，盖后进之领袖”，读到匡房写的《圆德院愿文》并《前（大）相┬国）关白第三表》，“深感叹”。
这可以看出，匡房对自己愿文的文采是颇为自豪的，而且他认为，“深得诗心”得人，领略自己愿文的妙处是理所当然的。《暮年记》后还说，近年这样的人都去世了，因而感慨：“匠石辍斧于郢人，伯牙绝弦于锺子。何况风骚之道，识者鲜矣。”毫无疑问，匡房是把愿文纳入所谓“风骚之道”当中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都督纳言愿文集》当中，还收入了数目可观的为庶民撰写的愿文，也有他为自己亲属撰写的愿文，这说明随着佛教的传播，愿文也由宫廷渐渐走向了民间；在匡房的写作与个人生活中，愿文都占有一定地位。
匡房自己说他四岁开始读书，八岁通《史记》、《汉书》，十一岁赋诗，世谓之神童。家中藏书甚富。在他留下的包括《本朝神仙传》之类的笔记小说在内的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曾阅读过大量传入日本的汉唐典籍。在六十二岁时他为去世的长子撰写的愿文中，曾悲叹：“累祖相传之书，收拾何人？愚父刿遗之命，扶持何辈？”（刿，即遗留之意。刿音yin）他既为世代相传的书籍无人继承而遗恨，也为残生无人照料而痛心，或许他也还在为将全部学识写入愿文这样的事业后继无人而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