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以文字将古人喜怒哀乐和所思所盼传达给我们，但在它们定型为文字之前，可能走过了很长的里程。描述这难以稽考的里程，要的是庞大的资料与合情合理推断的科学结合。选择这样跨学科跨文化的课题，需要全面的知识结构，加上资料分散在各地各处，散兵游勇似的突击便难奏大功。今天看来，这项研究还刚刚解开序幕。
川口久雄的研究，在佛教文学方面涉及面很广，但是，有一个方面，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到。那就是愿文。
所谓愿文，就是祈愿攘灾的文章。愿文是六朝至宋代流行的文体，直到明清还作为一种宗教文体在一定范围使用。但《文选》、《文苑英华》等均未收录。只有敦煌遗书中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愿文，经黄征、吴伟整理为《敦煌愿文集》，1995年1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才使得这一被文学遗忘的文体，回到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与此不同的是，朝鲜李朝初期编纂的《东文选》和后来编纂的《续东文选》却收录了一些愿文，而日本现存平安时代以愿文为题的文章多达二百余篇，甚至现在有些场合，仍在使用这种文体。
日本现存最早的愿文，学者一般认为是东南院文书（收入《平安遗文》17）的《故石田女王一切经等施入愿文》），撰于延历17年（即公元798年）8月26日，但这种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实际在此之前的金石文就有不少属于愿文。后来，来唐留学的空海，曾身居相位的菅原道真等都写过不少优秀愿文。那些文章都名以愿文并收进了他们的文集。仿《唐文粹》编纂的诗文集《本朝文粹》和《续本朝文粹》都设有愿文一类。不仅如此，还有《江都督纳言愿文集》这样个人的愿文集，专收大江匡房的愿文。据山本真吾《平安时代愿文一览稿》，现存平安时代（公元792—1192）愿文多达215篇，这还是仅就以愿文为题的文章做的统计。像《本朝文粹》收入的“咒愿文”和“发愿文”等，实际上都可归入愿文大类，而上述《一览稿》均未有收入。平安时代愿文之盛，可由数量见其一斑。
不仅如此，当时愿文之盛，更可以质论之。空海（774—835）、菅原道真（845—903）都是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作家。平安时代许多愿文都出自第一流作者之手。清少纳言《枕草纸》将愿文、表等日本汉文文体，与中国《白氏文集》等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对愿文的重视。《源氏物语》曾三次提到愿文，说明愿文在贵族生活中占有一定地位。作者们在愿文中熔铸辞藻，妙用典故可谓苦心孤诣，从流行一时的《白氏文集》中又吸取了许多新表达方式，使得愿文的抒情韵味更为浓厚。
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平安时代以来对愿文的研究。在中国关于愿文是怎样的文体，该怎样写的记载还很少看到，而在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建治年间（1275—1278）由池之坊不断光院住持良季编纂的一本作诗撰文参考书《王泽不渴（竭）抄》，曾谈到愿文的体例。该书书名反取班固《两都赋序》“王泽竭而诗不作”之意。书中分十条以《本朝文粹》所收愿文为例说明“追善愿文”的内容和格式。具体来说，这十条是：
一条四种顺序
一世间无常通用仪（即朝露夕灭之类，述诸行无常人生无奈之通理）
二孝行仪（孝养为重，不忘父母慈爱，述父母遗爱理当持守）
三佛法赞叹（述佛法无边常照三千世界）
四悲叹哀伤（述人之将死，深感无常，不禁悲叹）
二条圣灵（指亡人）平生在生之样（述死者生前情状）
三条病中之样（述治疗无效，病人及其周围倍添苦恼）
四条逝去之样（述溘然长逝，撒手人寰，叹人命危浅）
五条悲叹事（述每忆死者，生者悲伤种种情态）
六条日数事（制作愿文时日，明记是死者初七，或七七忌，十三忌等）
七条修善佛经事（述作善，即供佛，施僧，写经等皆依死者生前意愿）
八条时节景气事（述随四季变换睹物怀人之思）
九条昔因缘事（述逝者因释尊入灭因缘解脱往生）
十条回向句事（为死者祈冥福）
平安时代学者文士写过一些作诗作文的启蒙书，其中藤原宗忠的《作文大体》是有代表性的一部。现存《作文大体》诸本，都附录《讽诵愿文表白笔体》这样一部为写作讽诵表白愿文而编的参考书。其中提及愿文处，是“愿文十条”，与《王泽不渴抄》完全相同，可见是从《王泽不渴抄》中抄出的。
《敦煌愿文集》收入的愿文，有不少与平安时代愿文写法相近。将它们放在一起作一番详尽的比较，不论是对敦煌愿文的进一步整理，还是对平安朝愿文的研究，都会有益处。
我想要作的工作，从日本文学研究来说，是将愿文的研究从平安时代向前推到奈良时代；而从中国文学来说，则是借助日本的这些资料，来对六朝初唐愿文流行的情况做出推断，进一步对愿文的文学因素作些分析。
除去愿文之外，敦煌佛教辞赋与日本同类作品的关系也很值得探讨。《本朝续文粹》卷一载大江匡房《法华经赋》，正与敦煌《观音证验赋》相近。因为《本朝文粹》中卷一大江朝纲《男女婚姻赋》，卷十二罗秦《铁槌传并序》也受到敦煌俗赋中如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一类作品的影响，所以这里姑且不谈，就放到《密封的文缘——日本传衍的敦煌诗文》中去叙述了。
古老的东亚文学，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以汉字为主要记述工具，因此带来许多与西方文学截然不同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人以文为政，以文为礼，以文为教，也以文为戏，用汉文撰写的散文深入到政治生活、宗教习俗及个人的情感生活之中。反映在愿文等文体中的文学观念，让我们不再囿于西方文学理论关于文学文体的定义，而把中国文学、东亚文学的研究推向更大的天地。
柴剑虹先生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认为敦煌学是“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在国外学者那里，它不是纯粹的“西学”，而是西渐之东学，是国家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学人这里，它不是传统的“国学”，而是包含了诸多东渐之西学内容（《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世纪敦煌学论集》，项楚，郑阿财编，巴蜀书社，2003）从这个意义出发，关于敦煌文献东渐的研究，无疑是敦煌学题中之义，前面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