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三年，诸葛亮开府治事，怜借杨仪行政长才，乃调回参谋本部，任之参军，并随诸葛亮南征。南征是政治作战，因此行政工作比作战更重要，杨仪在这次任务中发挥了惊人天才，粮食的供应和政治作战的宣传完美无缺，使诸葛亮对他分外信任。
建兴五年后，在一连串的北伐行动中，杨仪更成了诸葛亮军中行政最主要的依赖者。三年后，以军功升迁为长史封绥军将军，每次北伐，最严重的是粮食问题，但在杨仪仔细又快速的规划下，常能迅速的解决困难，所以前线的粮草分配及行政规模几乎完全由杨仪负责。
杨仪确实有才能，诸葛亮数次出兵，劳民伤财，身边已经没有多少能人了。诸葛亮病死于前线，而头号接班人蒋琬人在后方，前线的军队该归谁来接管？魏延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始终臆断魏延有反骨，军权交给他不保险；姜维文武双全可资历太浅。选来选去，只能把兵权交给杨仪。
诸葛亮选择杨仪也是迫不得已，但是他也有深意。他清楚杨仪确实有才能，可他人缘不太好，性格狷狭、恃才傲物，魏延与杨仪不合，诸葛亮也心知肚明。《三国志》记载：“诸葛亮深情杨仪之才干，也相当依赖魏延之猛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以杨仪的能力，保证蜀军全军撤退一点问题也没有，让他日后掌权恐怕力不从心。况且诸葛亮已经选择好接班人———蒋琬。只是目前，蒋琬不在身边。蜀兵要想从前线安全撤退，还需杨仪主持。杨仪因为性格问题，他在军中毫无人气可言，就算兵权在手，如果他不按诸葛亮的遗命行事的话，估计军中没几个会听他的话，到时蒋琬把诸葛亮的大旗一举，杨仪立马就会变成光杆司令。
回都后，后主刘禅根据诸葛亮的遗言，任命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任费为尚书令，一同处理丞相的事务；任命吴懿为车骑将军，督军汉中，姜维为辅汉将军、平襄侯，总领各处军马，同吴懿一起出兵驻扎在汉中，以防魏军进攻。而杨仪只封了个中军师。
撤兵后的杨仪“无所统领”，又“自惟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早在刘备时代，杨仪为尚书时，蒋琬也出任尚书郎，后来同刚出任诸葛亮的丞相参军长史，只是杨仪的任务常比蒋琬辛苦而重要，在内心中，自认为官职高于蒋琬。当他知道诸葛亮早就安排好的继承人是蒋琬时，大为不悦。
在杨仪看来，自认为做官的资历比蒋琬早，而现在官职在蒋琬之下，并且自以为劳苦功高，但是却没有得到重重的奖赏。兢兢业业、忙里忙外，到最后给他人作了嫁衣，杨仪心里能不有气吗？因而经常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当时诸葛亮死的时候，我要是带领全军投靠魏国，我还会到现在这个地步吗？真真后悔死了啊！这话不小心被费听到了，将他密奏后主，免掉了杨仪的官职，派遣到汉嘉做一名普通百姓。
杨仪后来被贬被杀，尽管是诸葛亮已经死后的事了，也许并不是诸葛亮的想法，可是这一切以前的事却是他精心安排的，就因为他的安排才导致杨仪的不满，埋下被杀的祸根。杨仪满怀激情，不成想成功之后，诸葛亮来了个过河拆桥。
谎话连篇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谎话好听不好用，真话刺耳有深义。人都乐意听好话，不管真与假，顺着自己心意的话语，总是让人心情舒畅。一旦有人在你面前说真话，顿时感觉如芒刺背。诸葛亮手握大权号令群臣，高度优越感充斥全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面对说真话的廖立，他能有什么动作呢？
话语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有时候一两句话能使人眉开眼笑；有时一两句话又使人毛骨悚然。欢天喜地时人们能用话语去表达；愤怒忧伤时人们能用它去发泄；真心实意时人们用话语来祈祷；虚情假意时人们用话语来蒙骗。
真与假是社会中最普通的对立概念。最可贵的是，说真话与听真话一样，都需要人们有胆略，甚至有勇气。因为面对此情此景，并不要求说真话与听真话的人两者之间具有多么高深的学识，而仅仅简化成为一种个人的品质、一种理性思维、或者是一种道德素养，以及这些因素的综合反映。根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时，项梁与项籍在人群中看热闹。“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灭族）矣！’梁以此奇籍。”从史书中这叔侄两人的对话里，可以知道那时候说真话与听真话一样具有风险。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被空话、大话、假话所戕害的有良知的人，曾大声疾呼要让大家说真话。巴金先生就是呼喊得最有气势的人之一。他说：“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
说真话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其艰难之处在于说了真话不见得就一定会得到听话者的称赞或者赏识，使之对人对己有所益处。相比起来，还是说假话更容易得到好处和实惠。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假话充斥于社会生活各个空间的一个主要原因。说真话的环境形成了，假话就无法产生；而说假话形成了气候，真话就会被看成是异类。
南朝陈后主长期沉湎于淫乐，不问国事，致使奸佞横行，忠良遭贬，直至隋朝大军压境，依然如故。大臣章华上书谏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宠，惑于酒色……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能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台矣。”陈后主览罢，火冒三丈，下令将敢于说真话的章华斩首。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权臣胡惟庸贪污受贿，独断专行，广结党羽，迫害异己；御史中丞刘基只是向朱元璋如实指出他的所为，胡惟庸便对他怀恨在心，趁他患病时，派医生将他毒杀。明武宗在位期间，御史蒋钦上书弹劾巨奸刘瑾，说他是“悖逆之徒，蠹国之贼，”并说他“窃柄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彻天地。”不料竟被刘瑾收监，重杖三十。蒋钦被打，仍不死心，三日后又在狱中上书曰：“陛下不杀此贼，当先杀臣，使臣得与龙逄、比干同游地下。”哪知书上之日，又被重杖三十，因伤重死于狱中，一缕冤魂真的到地下与龙逄、比干为伴去了……钱理群教授曾在《说话的底线》中谈到的做人说话的三条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这是底线，但有时又很难做到。因为有的人习惯于凭主观臆断说话，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看似敢说真话，说的是大老实话，其实说的并不符合实际，因而并不能算说真话；有的人或捕风捉影，或人云亦云，或信口开河，就更谈不上是说真话。我们提倡的说真话，既指说真实的心里话，更指说符合实际的话。
为了自保而说假话也好，见利忘义而说假话也好，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本来，说真话是一个社会正常的、起码的风尚。但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存在过鼓励人说真话的社会环境，说真话的人往往倒霉，有许多人还因此而丢了不可再生的脑袋。民谚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曰，“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些都是中国人世世代代对无数血的教训的总结，反映了环境的凶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更可悲的是，说真话的往往倒霉，说假话的却青云直上。
三国时期也有一个人因为说了几句统治者不爱听的话而遭贬。这个人就是蜀国大臣———廖立。
廖立，字公渊，武陵临沅人，在蜀汉政权中属于显赫的荆襄派。诸葛亮起初也很器重他，曾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在诸葛亮的眼中，廖立和庞统是并列的，可见其能了。廖力也自认为有才，作为荆襄派集团人物，自然很倾向于诸葛亮。他自认为自己的才能只比诸葛亮差点。诸葛亮要是第一的话，他就是第二了。如此高的才能，诸葛亮却没有给他高的职位，甚至还不如他们的政敌李严官大。于是，廖立向李邵、蒋琬发了一通牢骚。说道：“昔，先帝……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不过，他忽然觉得太露骨了，马上又说：“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接着，大骂向朗、文恭、郭演长、王连得到重用。李邵、蒋琬听罢，立即向诸葛亮禀报，孔明立即上表，给廖立安了个“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的罪名，贬为庶人。
廖立对于荆州之失的说法看来是对的。就是因为他说了真话，才导致获罪，关羽之死本来是诸葛亮故意预谋好的。而且，根据史料，吕蒙袭三郡时，身为长沙太守的廖立望风而逃，可见是亲身经历这场大战的，不过，刘备对他却丝毫没有责怪之意，长沙你不是丢了吗，好，给你做巴郡太守……虽然刘备经常会用这种计量，比如，黄权降魏，刘备也没有计较。刘备对于黄权降魏，说，“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所以，有理由相信，刘备之所以对廖立毫不责怪，也是因为“孤负廖立，立不负孤也”。负在何处？很显然，在关羽与吕蒙的交战期间，刘备未发一兵一卒。致使关羽孤立无援，身首异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