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匆匆离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亮的、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成列车地涌来了。
车站上布满了近卫骑兵，准备截住列车，但是却遭到了车上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不怕死的人全都从车厢里冲了出来。
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衣的士兵把骑兵压回城里去了，然后他们回到车站，火车便一列跟着一列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六十六点”，就跑出来，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真是无聊，平时的那些游戏都玩腻了。他们开始动脑筋，怎么才能更好地消磨这一天的时间。这时，背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跳过了公路和小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说：“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了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全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弄点水来喝喝！”骑马的人请求说。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就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伙子，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来：“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班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我说你呀，操心操过头，转眼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端着一杯水，从家里跑出来。
骑马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一抖缰绳，立即朝松林驰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要不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十拿九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马上就都同意了。
三个朋友还没有谈论完这个问题，公路上又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他们都朝栅栏跑去。
在他们目力所及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许多人和车辆，而在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横放在马鞍上，朝这边走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
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从旁边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蝴蝶结。准是游击队，要不是游击队，就叫我瞎了眼……”说着，高兴地喊了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跳到外面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跟前。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人朝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这房子是谁家的？”
保尔紧紧跟在骑马的人后面，边走边说：“这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个中年人微笑着问。
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是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当天晚上，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四个人坐着在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是个已经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在图上移动指甲，寻找路线，一边向对面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要在这儿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明天一早就撤走。今天连夜撤最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的前头，先赶到卡扎京。拿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去抵抗，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能顶什么用……德国人正像洪水一样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同志，我们还必须注意，除了德国人之外，沿路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掉。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的时间。
这样，他们暂时就不能沿铁路线往前推进了。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决定一下吧。”他对在座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一下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终于很费劲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我……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人服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跟三个朋友谈过话的那个人，摇头反对。他说：“那我们还建立这支队伍干什么？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照我的意见，我们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跑得叫人腻烦了……要是由着我的性子，非在这儿打一仗不可。”他猛然把椅子推开，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仗要打得有道理，叶尔马琴科同志。明知道是吃败仗、是送死，还硬要战士往上冲，这种事咱们不能干。要这样干，就太可笑了。在咱们后面，有敌人一个整师，而且配备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琴科同志，咱们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对大家说：“就这么决定了，明天一早撤。”
“下一个是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批撤，当然就得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儿是铁路枢纽站，地方不大，可是有两个车站。应当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咱们就决定一下，把谁留下来。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把水兵朱赫莱留下来。”叶尔马琴科走到桌子跟前，说。“第一，朱赫莱是本地人；第二，他又会钳工，又会电工，准能在车站上找到工作。另外，谁也没有看见他跟咱们的队伍在一起，他今天夜里才能赶到。这个人很有头脑，一定能把这儿的事情办好。
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说：“对，叶尔马琴科，我同意你的意见。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反对意见？”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么，就这样定了。咱们给朱赫莱留下一笔钱和委任令。”
“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接着说，“就是处理本地存放的武器问题。这儿存着一大批步枪，一共有两万支，还是沙皇那个时候打仗留下来的。
这些枪支堆放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人们早都忘记了。棚子的主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
他不愿再担这个风险……把这批枪留给德国人，当然是不行的。我认为应该把枪烧掉。马上就得动手，赶在天亮以前把一切都办妥。不过烧起来也有危险：棚子就在城边上，周围住的都是穷苦人，说不定会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是个身板很结实的人，胡子又粗又硬，已经很久没有刮了。他欠了一下身子，说：“干……吗……要烧掉？我认……认为应当把这些枪发给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即转过脸去，问他：“你是说把这些枪都发出去？”
“对，太对了！”叶尔马琴科热烈地拥护说。“把这些枪发给工人和别的老百姓，谁要就给谁。德国人要是逼得大家走投无路，这些枪至少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德国人来了，日子肯定不好过。到了受不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拿起武器反抗。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很好，把枪发下去。要是能运一些到乡下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会把枪藏得更严实，一旦德国人征用老百姓的财物，逼得他们倾家荡产，嘿，你就瞧吧，这些可爱的枪支该能发挥多大作用啊！”布尔加科夫笑了起来：“是呀，不过德国人一定会下令，让把枪都交回去，到时候就都交出去了。”
叶尔马琴科反驳说：“不，不会都交出去的，有人交，也有人不交。”
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挨个看了看在座的人。
“把枪发下去，发吧。”那个年轻工人也赞成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
“好吧，那就发下去。”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问题都讨论完了。”说着，他从桌旁站了起来。“现在咱们可以休息到明天早晨。等朱赫莱到了，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琴科，你查查岗去吧。”
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他走进客厅旁边原房主的卧室，把军大衣铺在垫子上，躺了下来。
早晨，保尔从发电厂回家去。他在厂里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城里非常热闹，不同往常。这一点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一路上，拿着步枪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一支，有的两支，还有拿三支的。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急忙往家走。在列辛斯基的庄园近旁，他昨天见到的那些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
保尔跑到家里，匆匆忙忙地洗了把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随即跑了出去，直奔城的另一头，去找住在那里的谢廖沙。
谢廖沙是一个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自己有一所小房子，还有一份薄家当。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胖胖的白净妇女，不满地看了保尔一眼。
“鬼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天刚蒙蒙亮，就让魔鬼给拽跑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准在那儿。你们这帮鼻涕将军，都欠用柳条抽。太不像话了，真拿你们没办法。比瓦罐才高两寸，也要跑去领枪。你告诉我那个小无赖，别说枪，就是带回一粒子弹，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拿，往后还得受他连累。你干吗，也想上那儿去？”
保尔早就不再听谢廖沙的母亲唠叨，他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路上过来一个人，两肩各背着一支步枪。保尔飞快跑到他跟前，问：“大叔，请问，枪在哪儿领？”
“在韦尔霍维纳大街，那儿正在发呢。”
保尔撒开腿，拼命朝那个地点跑去。他跑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你从哪儿搞来的枪？”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的，现在一支也没有了，全都拿光了。发了整整一夜，现在只剩下一堆空箱子了。我连这支一共拿了两支。”小男孩得意洋洋地说。
这个消息使保尔大为懊丧。
“咳，真见鬼，直接跑到那儿去就好了，不该先回家！”他失望地想。“我怎么错过了这个机会呢？”
突然，他灵机一动，急忙转过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已经走过去的小男孩，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枪来。
“你已经有了一支，够了，这支该是我的。”保尔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说。
小男孩见他大白天拦路抢劫，气得要命，就朝他直扑过去。保尔向后退了一步，端起刺刀，喊道：“走开，小心刺刀碰着你！”
小男孩心疼得哭了起来，但是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骂，一边转身跑开了。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他跳过栅栏，跑进小棚子，把弄来的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游击队撤走三天之后，德国人进了城。几天来一直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这就是他们到来的信号。消息马上传遍了全城：“德国人来了。”
虽然大家早就知道德国人要来，全城还是像捅开了的蚂蚁窝一样，立即忙乱起来，而且对这件事总还有点半信半疑。
这些可怕的德国人居然已经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开到城里来了。
所有的居民都贴着栅栏和院门，向外张望，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不走马路中间，而是排成两个单行，沿路的两侧行进。他们穿着墨绿色的制服，平端着枪，枪上上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身上背着大行军袋。他们把队伍拉成长条，从车站到市区，连绵不断；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准备应付抵抗，虽然并没有人想抵抗他们。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两个拿着毛瑟枪的军官，马路当中是一个担任翻译的乌克兰伪军小头目，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戴着一顶羊皮高帽。
德国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打起鼓来。只有少数老百姓壮着胆聚拢过来。穿乌克兰短上衣的伪军小头目走上一家药房的台阶，大声宣读了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本市全体居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将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缴出，违者枪决。
第二条本市宣布戒严，自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从前的市参议会所在地，革命后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办公处，现在又成了德军城防司令部。房前的台阶旁边站着一个卫兵，他头上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缀着一个很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军帽了。院子里划出一块地方，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整天都有怕被枪毙的居民来缴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来送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德国人没有扣留一个人。
那些不愿去交枪的人，就在夜里把枪扔到马路上，第二天早上，德国巡逻兵把枪捡起来，装上军用马车，运到城防司令部去。
中午十二点多钟，规定缴枪的期限一过，德国兵就清点了他们的战利品，收到的步枪总共是一万四千支，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交给德国人。他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但是搜到的很少。
第二天清晨，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命令，就急忙赶回家来。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保尔，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郑重其事地小声问道：“你从外面往家拿什么东西没有？”
保尔本来想瞒住步枪的事，但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就全都照实说了。
他们一起走进小棚子。阿尔焦姆把藏在梁上的枪取下来，卸下枪栓和刺刀，然后抓起枪筒，抡开膀子，使出浑身力量向栅栏的柱子砸去，把枪托砸得粉碎。没碎的部分则远远地扔到了小园子外面的荒地里，回头又把刺刀和枪栓扔进了茅坑。
完事以后，阿尔焦姆转身对弟弟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保尔，你也明白，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得跟你说清楚，往后什么也不许往家拿。你知道，现在为这种事连命都会送掉。记住，不许瞒着我，要是你把这种东西带回来，让他们发现了，头一个抓去枪毙的就是我。你还是个毛孩子，他们倒是不会碰你的。眼下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以后再也不往家拿东西。
当他们穿过院子往屋里走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停住了。律师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涅莉和维克托从车里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