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曾回忆道：“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从1922年2月开始，父亲一直在蒙达尼附近夏莱特市的哈金森工厂做工。蒙达尼是先进学生云集之地，是旅欧中国学生中共产主义组织的发源地之一，而在哈金森工厂里，也聚集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勤工俭学生。父亲虽未参加其活动，但耳濡目染地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开始阅读《新青年》、社会主义讨论集等书报。
当时在法国的青年中，各类思想思潮都很流行，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曾经大为流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就曾一度热衷于无政府主义。但是，父亲虽然年龄尚轻，却从未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他曾回忆道：“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从一开始，便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且积其七十年的历程和岁月，历尽艰难而始终不渝。
他在苏联学习时对自己总结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智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这是父亲在1926年时对他在法国加入共产主义革命行列的一个小结，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对其为什么在十八岁时就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一个如实的自我剖析。
父亲说，他是在蒙达尼入的团，和“蔡妈妈”，即蔡畅等一起到巴黎进行的入团宣誓。在入团宣誓会上，他们每个人都进行了自我宣誓，心情相当激动。几十年后，他们在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还记忆犹深。
蔡畅，1900年生于湖南。早年参加毛泽东主办的“新民学会”，并和向警予一道组织“妇女工学团”。1920年，蔡畅与其兄长蔡和森携母亲葛健豪共同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里昂、巴黎等地做工，积极参加蔡和森、向警予等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讨论活动，参加了蒙达尼的“工学世界社”等进步团体，同时参加了“拒款运动”等留法学生斗争。她于1922年在里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正式党员。父亲与蔡和森在法时并不熟识，但他与蔡畅却相当熟悉，由于蔡畅年长四岁，父亲一直亲切地称她为“大姐”。蔡畅与李富春在法国相爱并结为终生伴侣，父亲和他们相当亲近，他称李富春为“大哥”，称蔡畅为“大姐”，而李、蔡夫妇则亲热地称他为“小弟弟”。后来他们一起在巴黎共青团支部工作时，父亲有一个时期曾和他们住在一起。父亲告诉我们，他常去吃“蔡妈妈”煮的面条。父亲和他们的友谊维持了几十个春秋。
1957年后，我们家搬到中南海居住，在怀仁堂的旁边共有前后四个院子，叫“庆云堂”，李伯伯和蔡妈妈家住一院，我们家住三院。比邻而住，使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加密切，父亲和母亲常常带我们这些孩子们去李伯伯、蔡妈妈家玩。李伯伯带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因此总把我弟弟飞飞的名字叫成“灰灰”，我们这些孩子们也非常敬爱这一对父亲的“大哥、大姐”。母亲与蔡妈妈的关系也相当亲密。母亲对蔡妈妈相当敬重，有事常常向她请教。由于工作关系，父亲和李伯伯两个国务院副总理常常一起出差，我们两家人和其他同行的人，常常一坐就是几天几夜的火车，去东北，去西北，去西南，去华东。到了“文化大革命”，父亲受到批斗并被软禁，那时真是普天之下无人敢于接近，也不能够接近。有一天，李伯伯的警卫员小孔，拿了两包烟悄悄塞在我们家一位老公务员的手中，说是富春同志送的，说完赶紧就走。这区区的两包烟，足以表明了李伯伯和蔡妈妈的政治观点，其中浸注了他们对父亲作为老战友、老同志之间的全部感情。李伯伯于“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后来蔡妈妈重病长年住院，父亲和母亲常去探望。1990年蔡妈妈九十大寿时，母亲率我们全家子女，代表父亲前去医院祝寿。蔡妈妈去世时，父亲送了花圈，母亲代表父亲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这种长达几十年的友谊，是革命的友谊，它亲如手足之情，甚于手足之情。我们后辈人，亲眼目睹，既觉感动，更受教育。
1923年初开始，周恩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者，李富春、蔡畅等人也已成为活跃的革命工作者，而父亲，才仅仅是一个刚刚跨进共产主义事业殿堂的、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革命者。但他那时年轻、热情、活跃、向上，毫不迟疑地、坚定地迈开了革命的步伐，在周恩来等领导者的带领和培养下，开始了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的终生事业。
1923年6月11日，父亲离开了蒙达尼附近的夏莱特市，填写的前往地址是：拉加雷纳—科隆市（LaGarenne—Colombe）德拉普安特街39号（39，ruedelaPointe）。这时他根据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部的工作需要，一边做一些临时性的杂工，一边开始在巴黎专职从事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工作。
父亲加入团组织后，不仅思想有了提高，精神面貌也为之焕然一新。他在1922年初刚到哈金森工厂时，还是一个活泼甚至有点调皮的大孩子，而入团以后，顿觉成熟了许多。当年的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吴琪回忆道：“我所接触的同学中，年纪最轻的要算邓小平同志。1922年下半年，我在巴黎郊区皮浪哥饭店见到他的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年龄虽轻，却很老练，才气横溢，身体强壮，精神饱满，说话爽直，声音宏亮，铿锵有力。时过半个多世纪，但这一切仍印在我的脑海中。”
由此可见，一个人在有了理想，有了追求，有了明确的信念和奋斗目标之后，确实等于获得了一次新的生命。
1922年，中国国内的革命局势发展迅速，孙中山几经波折和失败后，终于选择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从1922年夏季开始，进行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并邀请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与指导改组工作，其后，又坚决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2年6月，也就是旅欧少共成立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这时，孙中山派王京歧到法国筹建国民党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