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7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通告”第56号中这样记载着：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
秘书：周唯真
委员：余增生、邓希贤。
（三人组织书记局）
训练部主任：李俊杰
宣传部主任：徐树屏
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父亲已进入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局。根据党的规定，当时担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的领导，就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党员。因此，1924年7月，父亲在他的革命生涯中迈进了第二个阶段，担任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二十岁差一个月。
当时的中共旅法支部和共青团中，领导人经常更换，父亲告诉我，这是因为党团组织着眼于培养人材，不搞终身制，最多只当一年。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战场是在国内，中共中央经常选调旅欧中共党员和团员去苏联学习再回国工作，或直接回国参加斗争。
中共旅法支部和青年团支部的领导人，据傅钟回忆：“第一届书记是赵世炎同志，第二届书记是周恩来同志，第三届书记是刘伯坚同志，第四届书记是李富春同志，第五届书记是傅钟同志，傅钟走了后交给胡达智负责。”傅钟的回忆中没有周唯真，也没有任卓宣，可能是遗漏了。
1924年，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急需大批干部。因此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党中央又选送了一批批的党团员或经苏联，或直接回国。7月下旬，奉中央指示，周恩来等同志从法国直接坐船回国。
周恩来，二十二岁来到欧洲，二十六岁离开法国。他从一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已成长为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具有一定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的职业革命家。旅法中国勤工俭学生中的共产主义事业，是由他和他的同志们开创的，许许多多的革命青年在他的领导、引导下和榜样作用的影响下，更加坚定了信念和学习了斗争艺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同志们对周恩来的回国，既感振奋，又依依不舍，他们围聚在周恩来的身边，和他留影以资送行纪念。照片中有聂荣臻，有李富春。站在最后一排的就是新当选的执委会书记局委员邓希贤。他身着西装，头戴帽子，圆圆的脸庞上尚未稚气全脱，但已开始显露出信心与刚毅。
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在总理病重时，父亲顶住压力，治国治军，替总理分担重任；在总理垂危时，父亲通宵达旦守候在总理的病榻旁边；在周总理去世后，父亲忍住巨大的悲痛，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总理致了悼词……
写到这里，我都已然热泪满颊。
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们从小就认识周伯伯，也非常地爱戴周伯伯。因为邓妈妈与父亲同姓，所以有一段时间家长们曾让我们叫她姑妈，由此可见父母亲与他们的亲情。周伯伯对我们这些孩子非常之慈祥，他还和我们开玩笑，说我是我们家的“外交部长”，我的二姐邓楠则是我们家的“总理”，和他的官一样大！我们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像周伯伯这样的许许多多革命老前辈的关怀下幸福地度过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亲眼目睹了我们的这些长辈所经历的险峻的境遇。周伯伯病重时，我们和父母亲一样的担心；周伯伯病逝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当最后走到周伯伯的遗像前鞠躬时，我们每一个人都禁不住失声痛哭。每想到那时的情景，每念及周伯伯的风采和音容笑貌，我还是难以自禁地悲盈于怀。至今，我仍保留着参加周伯伯追悼会时所佩带的黑纱。
周伯伯和他的战友们，是一代将被历史和人民永远铭记的人。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去了。在他之前，一批又一批的旅欧党团员也离开了法国，他们之中有赵世炎、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袁庆云、熊雄、刘伯坚、张申府等人。父亲说，他并不认识张申府，但1923年他参加了欢送张申府的聚会。
这些骨干虽然离开了法国，但旅法、旅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的工作和斗争并未沉寂下来。新的支部继续建设组织，组织党团员学习，深入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并继续和国民党右派以及“青年党”作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到了1924年秋，支持国家主义观点的团体如落花流水春去也，已屈指可数。青年党首要人物曾琦、李璜等人也离开了欧洲，最后丢弃了他们的欧洲阵地。而旅法的共产主义组织却在更加积极而又活跃地继续活动着。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常在巴黎组织群众集会、讲演会及参加各团体召开的会议，藉以作为政治宣传的讲坛。
1924年10月10日，旅法各华人团体召开庆祝国庆大会，任卓宣带领一百多名团员前去参加，到会的还有国民党、国家主义的青年党、社会民主党、各界华人、华工数百人。当时为悬挂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还是国家派支持的北洋军阀政府五色旗发生了争执，共青团支持国民党，与青年党做了坚决斗争。
除了在公开场合进行活动和斗争外，李富春等团的领导同志还在巴黎举办政治经济学讲座，李富春亲自担任讲师。一些留法学生和华工被吸收为会员，他们为真理和新的知识所深深吸引，像施益生这样的学生更是从不缺席。
1924年1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支部下设监察处，以李俊杰、邓希贤等七八人组成，李俊杰为主任。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入过工会或熟悉工会运动的徐树屏、阚时杰、萧朴生、李大章、任卓宣、李富春、郭隆真、余增生、周唯真、邓希贤、林蔚等同志组织之，余增生为主任。
“六大”以后，旅欧团支部又作出了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支部下属宣传部设副主任六人，任卓宣、余增生司理民党运动事宜；费子衡、邓希贤、熊季光司理工人运动事宜；萧朴生司理《赤光》事宜。
1925年春天，父亲在担任了一届青年团支部委员之后，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里昂小组组书记，在那里作为党团地方组织的领导人。
同年，旅法党团组织又发起了几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大肆镇压。5月15日，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遭到枪杀，激起公愤，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展反帝斗争。5月30日，上海学生支持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国主义逮捕一百多人，开枪屠杀群众十余人，伤无数，造成“五卅惨案”。在中共中央号召下，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罢工，五万学生罢课，相当数量的商人罢市。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等全国近五百个城镇立即响应，声势浩大的斗争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五卅”运动，揭开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五卅”事件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立即行动起来，与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联合通告，于6月7日在巴黎中心地区的布朗基96号举行旅法华人反帝大会。到会的一千多人中，除华人、华工、留法学生外，还有法国共产党和安南（越南）共产党留法组的代表。大会主席由当时的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任卓宣担任，各界代表踊跃发言，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大会决议，坚决支持“五卅”反帝运动，抗议法国政府出兵上海，要求法国立即撤退其驻华军队和兵舰，号召华人联合起来共同反帝，由赤光社等团体成立“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6月14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执行委员会发出“告示威华人”书。这张传单一看即知是由邓希贤用那隽秀的字体刻写的，上面写道：“一个沉重而光荣的表示在欧洲反动势力的中心——巴黎发动了，我们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向帝国主义的政府作直接的示威运动！参加示威运动的华人啊！你们的精神应该为我们所敬重，不论你们是相信什么主义的，只要你们在言论上、行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只要你们从今日起能与帝国主义从事不妥协的斗争，我们都向你们致敬了。我们相信一切推翻帝国主义的工作，比什么都神圣。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起点，全人类解放的起点关键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反对屠杀上海人民的法兰西帝国主义！反对屠杀上海人民的一切帝国主义！”
6月21日，中共旅法支部和共青团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一次向中华民国驻法公使馆示威的行动，参加者二百余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封锁了公使馆的大门，切断了电话，捉到公使陈箓，迫令其在事先已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这些文件以驻法公使陈箓名义，致电全国人民支持反帝运动；以陈箓名义通牒法国政府从华撤军；让公使向旅法华人道歉，保证以后切实保护华人利益和自由；还迫让陈箓捐款五千法郎，汇交上海援助罢工工人。上述所有文件全部分送了有关机关和报社。
旅法华人声援国内“五卅”反帝运动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欧洲，同时也大大地吓坏了法国政府。第二天，也就是6月22日，法国政府命令警察大肆搜捕旅法中国共产党人。数天之内，居住在巴黎区域内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任卓宣、李大章等二十多人被捕入狱。随后法国当局又将四十七名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驱逐出境。
任卓宣等支部领导人的被捕，使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旅欧支部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当时，父亲还在里昂，他曾记述道：“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被驱逐，党的书记萧朴生同志曾来急信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黎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
在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邓希贤和他在外地的战友傅钟、李卓然等，回到巴黎，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
1925年6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
秘书：傅钟（由萧朴生代）
委员：邓希贤、毛遇顺
临时执委会规定，以上三人组成书记局，但只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
6月30日，临时执行委员会刚一成立，他们便开始继续进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