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重要会议，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开到二十日，内容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一九七七年的工作任务。在这个会议的分组会上，陈云和王震都作了发言，他们在发言中都明确要求为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尽快让邓小平复出工作。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陈云作的是书面表达，他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他说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必须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而王震是用大嗓门作的发言，他说他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认为必须尽快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弯起手指敲着会议桌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王震的这个嗓门很大的发言引起会场阵阵掌声，中央外联部部长耿飚更是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我建议，把王震同志和陈云同志的发言都编入会议简报，印发全会。
坐在屋角的曹慧，斜眼看着耿飚，心里想，这个耿部长怎么也这么激动啊？作为大会简报组的工作人员，曹慧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一直没有吭声，但心里却是阵阵波澜。她心里想，这些发言的人也都是老同志、老首长了，说话怎么也没个分寸？“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社会主义中国保持革命纯洁性的重大举措，怎么能说停就停？也太不严肃了嘛。她又想到了老田，老田的思想也与这些人如出一辙，这种思想趋势是相当危险的。曹慧扶着自己的额角想，怪不得杂志社的领导经常给我们敲警钟，说特别要谨防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思想立场首先偏移，果然说对了。这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怕就怕执政党内思想分裂，思想分裂往往导致组织分裂。她又想，作为我自己，党中央权威理论刊物的编委会成员，要首先保持政治立场的坚定，不能做随风飘摇的墙上芦苇，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思潮风起的政治环境里。
小组会后，曹慧拿着自己的会议记录稿，来到设在宾馆二楼的大会简报组。她想，分组会上的动向，一定要赶快向分管自己这一摊的大会简报组副组长曲径报告。
简报组的副组长曲径，也为工作会议上出现的这些杂音心烦意乱。
曲径是来自解放军总政宣传部的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已经用军人的步伐，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办公室里踱了二十几圈了。他真是闹不明白，为什么这几个态度激烈的老同志一定要让“右倾翻案风头子”邓小平出来工作？“出来工作”背后的意思不就是“主持工作”吗？这不又回潮了吗？《人民日报》社论不是明明白白地说，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吗？
说实在话，曲径对邓小平个人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在挺进大别山的岁月里，他也曾是刘邓部下的一员，按理说他对这位老首长应该是充满敬意，并且深感钦佩的，就如同他的老战友田志远一样。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邓小平竟敢处处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唱反调，动辄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也是他所不能容忍的。老首长是一回事，革命的原则立场又是另一回事。一个共产党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无论如何是要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一边的。当年要不是跟着毛主席出来闹革命，他这个在地主家经常是遍体鳞伤的放牛娃，可能早就在皮鞭下丧命了。在这个如何对待“老首长”邓小平的问题上，他与田志远不知争论过多少次，当面争，电话里也争。他知道田志远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很有点盲从；而他同时也知道，田志远前妻曹慧的头脑就要清醒得多，所以他与曹慧一起在简报组工作，就觉得有很多共同语言。但对于简报组的组长刘鑫，曲径却有些云里雾里地摸不着，刘鑫有时候认为田志远的话也说得很有道理，有时候又很赞许他曲径的观点。可能在“中办”工作的人，都得有点中庸之道，伺候的头头多，谁都不得罪。
曹慧一进门，就拉曲径到门边，悄悄地说了王胡子的情况，又说了耿飚的情况，再把陈云的书面发言稿递给他，连连叹气说“严重，严重”，又问曲径，这样的发言，能不能上大会简报？曲径说，我也正愁这事儿，陈云的书面发言稿，我这儿早已有了，刘鑫组长也拿着向上面请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他们两人正说着的时候，坐在简报组办公室各张桌子前的工作人员都竖起耳朵听着，心里怦怦乱跳，不知这种突发事件会怎么收场。
在曹慧进门以后，曲径仍然在不停地兜着圈子，嘴里念念有词。曹慧冲着曲径说，我说老曲啊，你老这么走来走去的，能不能让我们大家清静点呀？
晚饭后，简报组的同志又一次被紧急集中到办公室，说是刘鑫组长要传达上头的指示。刘鑫进门以后，先把门关上，然后看着大家，神色凝重地说，东兴同志指示，陈云、王震两位老同志的发言，暂不登简报。
曹慧当即就问，怎么向各组解释？
刘鑫说，东兴同志说华主席会在全体会议上作正式解释的。
曲径一听这话，表情就激动起来，问，华主席亲自作解释？会有什么精神啊？
刘鑫说，这样吧，大家思想上都不要过分紧张，正好东兴同志也要我给大家吹吹风。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一方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四五反革命事件”；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怎么看呢，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也是合乎情理的。说到这里，刘鑫顿了顿，又说，同时，经过调查，邓小平确实没有插手“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可以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瞬间，办公室里变得静静的，曹慧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没有发出声音。
曲径仰脸看着天花板，半晌，意味深长地说出了两个字：英明。
晚上，曲径回到家里，一边用热水烫脚，一边对妻子说，看来给邓小平恢复一点工作是铁定的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也有这个意思。但是看样子，也不会是像陈云那些老同志说的那样，是全面地主持工作。不然的话，咱们国家就乱了套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全给搅了。所以，中央处理这件事情，我看是英明的，是有步骤的、分阶段的、局部的，我看中央的分寸拿捏得很好。总而言之，不能让邓小平再像以前那样，刮他的“右倾翻案风”，刮得全国上下都变颜色，那样我们党的损失就太大了。妻子说，你好好泡脚，把你脚趾头上的湿气早点给我泡干净，我看你每天搓啊搓的都脏死了。我可是不管哪位上台下台，什么右倾的风“左”倾的风，只要咱俩的工资能增加一点、肉票油票水产票多发一点，就比啥都强。曲径说你这话没有政治，妻子白了他一眼说，政治是什么，政治还不是解决老百姓吃饭？
就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日子里，陶铸的夫人曾志与女儿陶斯亮也在加紧准备着自己的申诉材料，争取能让“党内第三号走资派”陶铸的冤案得以早日平反。这对母女是三年前才从西安临潼回到北京的，这还是经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当时曾志提出的回京理由是要回北京治病，毕竟她从井冈山起就开始跟着毛主席。毛主席应该是了解她的，毛主席自己也说过“井冈山的同志可是不多喽”，但是尽管如此，她丈夫陶铸的案子却一直像是钢打铁铸似的纹丝不动。有一些老同志跑来悄悄地跟她说，老曾啊，我看这天下要变了，这“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很快就要出山了，“第三号走资派”的帽子恐怕也快要戴不住了，你们要加紧送材料啊。
可是这材料往哪里送呢？谁肯接手呢？曾志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自己的丈夫在那个残酷的年代里被绑在床铺上，额角上方吊着一盏五百瓦的白晃晃的大灯泡，他受到的折磨几乎跟刘少奇主席一样，叫人心碎。曾志想，现在“四人帮”垮台了，这个天大的冤案也总该有人来过问一下吧？只是怎么老不见动静呢？难道他所遭受的折磨是该的吗？曾志想着这些问题，肚肠子都揪。那天晚上，又有一位当年陶铸的老部下从广州跑到北京来敲门，给她出了个点子：还是想办法去找找邓小平，据说他就住在西山。陶铸同志的案子，只有邓大人才能扭转乾坤。“刘、邓、陶”“刘、邓、陶”嘛，如今“刘”和“陶”都不在了，这千古奇冤、是非曲直，小平同志肯定会管的。
曾志当夜一直没睡稳觉，去西山直接找邓小平“诉冤”的念头一直在她脑海里转悠，直至走进她的梦境。陶斯亮欠起身子，问黑暗中的母亲在想什么。母亲说，“刘、邓、陶”，只有“邓”还在，“邓”应该为前面的“刘”和后面的“陶”说一句公道话了。女儿说，他不是还没出来工作吗？母亲说，也快了吧，听说党中央是很看重他的，明天我们就上西山。
打听了好久，曾志母女才在西山的一处山头上找到了那个掩在花木丛中的二十五号楼。进楼的时候，曾志的眼眶就湿了，说总算找到了。
再次见到曾志母女，邓小平夫妇也很激动，连声说坐、坐、坐。
卓琳端出一盘水果说，看你们，这么远的路，脚都走肿了吧？
邓小平说，曾志同志，十多年没见面了，说着又拉过陶斯亮坐在自己身边说，孩子都长成大人了。
曾志笑着点点头，迟疑了一下，不知如何开口。邓小平看在眼里，主动问，是陶铸同志的事吧？
邓小平的直言让曾志鼓起了勇气，她拿出一份材料递给邓小平说，小平同志，这是我为老陶问题给中央要求复查的报告，我也分别送给了中央组织部和陈云同志、汪东兴同志。请您方便时看看。
邓小平接过材料放到沙发上，惋惜地说，陶铸，他当初不该到北京来呀。
突然，邓小平又问，你们什么时候分别的？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曾志说。她一边说一边哽咽起来，说那时候，老陶已经是癌症晚期了，中央决定把他疏散到安徽合肥，让我去贵州。分别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张字条，这字条上写的是他的一首诗，现在想来也应该就是诀别诗吧，因为那时候他的病已经很重了，走路都一瘸一瘸的。那首诗我现在都还能背得出来，是这样写的：“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又说，我闭上眼睛就想起分别的最后一幕，那是他的背影，被全副武装的人押着，一瘸一瘸地走上一节火车车厢。那一刻我心里也知道，我们两个是永别了。
邓小平闭着眼睛，倾听着。
偌大的屋子里，除了邓小平，大家都在流泪。
在大家轻微的抽泣声中，邓小平突然又问了一句，你们现在住哪里？
曾志说，亮亮虽然跟我已经回到北京三年了，但是她的组织关系还在陕西临潼的一家医院里，亮亮是学医的。我现在一直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等候组织复查，那里住着上百人呢，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都是像我这样的情况。
大家等着邓小平开口，都以为邓小平要说一些语义明确、斩钉截铁的话，然而等了许久，邓小平却一直沉默。
看着邓小平沉默的样子，曾志已经心中有数，于是，她赶紧拉了一下自己的女儿说，亮亮，我们走吧，跟邓伯伯说再见。
离别时，卓琳再三挽留曾志和陶斯亮在西山小住几天，曾志婉言谢绝了。
回家的路上，陶斯亮显得十分失望，一路踢着路边的小石子，像有满腹的话。后来她实在忍不住了，冲着妈妈抱怨说，邓伯伯是怎么回事啊？他连材料都不多看一眼，也没有一句同情的话，咱们是找错人了吗？
曾志挽上了女儿的腰，半晌，轻声说，亮亮呀，依我看，你爸爸的事情应该是有着落了。你不知道，过去，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一个管国务院，一个管书记处，两个人工作风格截然相反，周总理是举轻若重，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无论多难的事情，他都能从容应对。所以你爸爸多次说过，如果在党内允许拜师，我愿意拜邓小平为师。
陶斯亮听得云里雾里，看着母亲，又看看下山的那条绵长的山路，总是有点想不明白。当夜，邓小平在桌上摊开信纸。他对卓琳说，我要给中央写一封信。
卓琳问他是不是陶铸的事，邓小平摇摇头，说比陶铸的事还要大，大事不解决，像陶铸这一类事都是无法解决的。卓琳问什么大事，邓小平没有多说。
几天之后，这封信就到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手中。
这封信上有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只要仔细读一读，就不难看出，这是邓小平从理论上批评了“两个凡是”。在这之前，谁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邓小平却写下了“准确的完整的”这样的词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邓小平深层次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样的提法可不可以采纳呢？华国锋将这封信读了好几遍，没有吭声。汪东兴后来问华国锋，华主席，您看这封信怎么样？华国锋一时也没有回答。
这是一种角力。作为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掌舵人，华国锋心里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北京的早春还是很冷，中南海的许多树木都还没有返绿，但华国锋总是经常一个人穿上大衣、戴上围巾，在湖边迎风漫步，来来回回地走，警卫劝他早些回屋，他也不听。
那么，还要不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呢？出来担任什么工作呢？怎么回应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大声疾呼呢？怎么回应党内党外许许多多人内心的一种希望呢？又怎么回应高层许多同志在他耳边的小声絮语呢？那些絮语基本都是：“国锋同志，这个问题你千万要慎重啊！”
那些日子，在华国锋所居住的中南海宅所里，那盏办公室里的台灯都是亮到深夜才熄灭的。
在这样的一个寒风还很凌厉的早春，二妞和宋大爷开始了在北京城的溜达。他们的这种溜达不带任何思考，无非是挨家挨户地乞讨，以图填饱肚子度过春荒。
北京人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乞讨者，总体说还是满怀同情的，各个胡同多少都有一个棒子面窝头和半个馍的，这其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是这两位乞讨者的凤阳道情唱得特别悠扬婉转，尽管北京居民的日子家家都过得很拮据。
没想到二妞与宋大爷这天下午一路唱着“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居然拐过两个胡同就到了夏家的四合院门口。刘金锁正好在影壁旁摆弄花草，突然眼睛滚圆了，跳起来大叫一声“是二妞”就冲出门去，边跑便喊，建红啊，是宋大爷家上北京来了！
这场巧遇，使得宋大爷与夏家都啧啧称奇。留宋大爷在家吃饭的时候，夏建红还奇怪地问，宋大爷，你们上次出来就一直没回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