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考的事情忙得团团转的教育部长刘西尧，接到了王秘书的电话，说小平同志从外地回京了，请他赶快过去一趟。刘西尧知道他的教育部又要接新的任务了，心里一阵紧张，邓大人实在是个一边骑马一边不停挥动马鞭的人。
果然刘西尧在邓小平面前一坐下，还没喝一口王秘书端上来的茶，就听邓小平布置了一个关于“回炉”的新任务。邓小平从办公桌上高高的一叠信中抽出一封，说，东北《铁岭日报》的一位北大六五级学生祁庆富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回炉”，这个问题也要重视。
邓小平自从广东回到北京，连续几天一直在紧急地处理着各种公文与信件，工作量特别大。邓林说了王秘书好几遍，说你干吗老是捧着那么多的文件去老爷子的办公室，你不怕把他累死啊？王秘书总是叫屈说，是首长要求拿这么多的，不要说你不忍心，我也不忍心啊。
确实，这段时间，邓小平每天都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尽管王秘书筛了又筛，但还是有大量的信被送到了邓小平面前。在推翻了“两个估计”之后，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很高，纷纷向高层提出自己对本领域事业发展的看法。这些信件被送往各个主管部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被直接寄给了邓小平。知识分子们寄希望于邓小平尖锐的眼光和敢于碰硬的魄力。邓小平很为这些信件中所体现的热心肠而感动，也为其中的远见卓识所激动。工作的繁忙并不使他感到特别疲惫，相反，他的工作情绪还越来越高。尤其是这一次在广州，他与叶帅就反对“两个凡是”的意见达成共识，更使他感到有了底气，他越来越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
关于这封来自东北铁岭的信件，邓小平一连看了两遍，他觉得这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尽快与教育部长当面沟通，予以妥善解决。果然，刘西尧不理解邓小平所说的“回炉”，他问“回炉”是什么意思。
邓小平解释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只学了一两年，现在很多人想“回炉”，就是想回大学补课。建议大学要办“回炉班”，或者叫进修班。
邓小平顿了顿，又说，这里面也包括我的二女儿邓楠，我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刘西尧仔细看了这封信，点点头说，这封信的要求倒也合理，作为教育部长，我当然也很同情。只是小平同志啊，教育部为了高考的事情已经忙得都开夜班了，我暂时也有点焦头烂额，这两天血压都高了。这件事是不是容后再办？
邓小平摇摇手说，仍旧不能拖，该在今年办的事情就得今年办。你身体要当心，健康问题麻痹不得，但是教育部要把这些事情都考虑起来，一件一件去办。而且，还有一件事你也要注意，我看也是当务之急，一刻也不能耽误。
刘西尧警觉到邓小平严肃的态度，脱口问，什么事？
邓小平说，关于教材的事情，前两天有人给我写信，说目前我国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存在很大问题，最重要的是与现实脱节，与时代脱节，更不要说与世界水平存在巨大的差距。不仅是大学教材，中、小学教材也是如此。比如，信里反映，一本为儿童编写的英语教科书中，描写了“一个住在伦敦的可怜的英国女孩”的生活，把现在的英国依旧描写成像狄更斯时代那样贫穷。此类材料，在英国社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请教育部调查一下，赶快采取办法加以改正。
刘西尧说，我们马上组织调查，尽快改正。
邓小平举起茶几上摆放的一支熊猫牌香烟说，改正了这个，也只是一个个例。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的教材已经不堪使用，必须尽快编写全新的教材。离新一届大学新生入学只有几个月了，学生找来了，没有教材，怎么办？这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呀。中小学生就更不能耽误了。所以，中小学教材必须由国家统一审定，明年秋季开学的时候，要让新生们用上新教材。教育部必须从现在开始抓教材。
邓小平说到这里，把站在门外的王秘书叫进办公室，问这香烟是怎么回事，烟身越来越短，过滤嘴越来越长，没抽几口，一支就没了。
王秘书笑着解释，这也是烟厂同志的好心，您不能抽得太多。
邓小平笑笑说，哎呀，你们总是限制我。
这时候他又听见教育部长在叹苦经了，说是只有半年多时间，新生就要入学，要重新审定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教材，这个工程太大了！
邓小平说，刘西尧同志，这的确是一个大难题，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不能回避。
这一天，刘西尧的汽车开出米粮库胡同时，他的衬衫后背都湿了。他觉得这个教育部长实在是太难当了，尤其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但是，想想邓小平说的这几项工作，也确实重要并且合理，看来也拖不得。他想，那就每天加班吧，人的干劲是逼出来的。当年国家确实把知识青年逼得太苦了，现在也该逼逼我们这些当局长、司长、主任的人了。
其实，关于教材要审定这件事，是夏默提出的，是夏默给邓小平写的信。所以刘西尧后来得知这个情况，在布置教材审定工作时，就提出请夏默同志帮助。
邓小平同意了刘西尧的要求，特许夏默和田志远协同刘西尧一起处理教材审定之事。
夏默参与了这份工作，心里一直激动。激动的原因，不仅是自己的这份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而且是自己几十年的专家身份得到了上层的充分肯定，还有什么能比一个知识分子获得通畅的建言渠道更高兴的事呢？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与田志远带着五六个教育部的干部，窝在教育部招待所的小会议室，浏览、分析、琢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的五花八门的教材。几天下来，他们累得筋疲力尽，也惊得瞠目结舌。全国教材的实际情况相当糟糕，大部分教材不讲逻辑性、连贯性，只突出政治性，而且乱删乱改，教师无法教，学生无法学。看起来，所有的教材都需要重新编写。
然而重新编写又谈何容易？夏默忧心忡忡地对田志远说，我们欠缺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就是要有人员，必须集中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专家、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而且，为了保证效率，大家必须在北京封闭工作，直到任务完成。第二，要有编教材的原材料。但是目前看起来，由于国内科技和教育界长期混乱，这些年都没有什么完整的成果和体系，真不知道该以什么为依据。
夏默所说的这两个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也是他们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仍旧写出了方案，往教育部报，希望部里解决。
教育部长刘西尧看到这个方案，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就把田志远和夏默请进了他那个堆满文件和报纸的办公室。刘西尧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方案是合理的，但是你们所提的这两个问题，恐怕我们教育部都解决不了。
田志远说，刘部长，能这么严重吗？教育部不是有专门编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吗？
刘西尧说，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班子和人员当初一律下放到安徽教育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一九七二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同志都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工作了。
田志远听刘西尧这么解释，就提出了从全国征调的建议。不出意料，田志远的这个建议也被刘西尧当即驳回了。刘西尧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八月份举办的科教座谈会，仅仅请了三十多名专家学者来北京开五天座谈会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田志远提出要征调全国上百位专家和业务骨干来北京集中封闭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这简直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说，“文革”十年以来，科学教育工作的常规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以前的资料多数都销毁了，能找到的，也就是六十年代的老教材、老资料，而刘西尧认为这些东西的用处都不大。
一直不出声的夏默此时开口了，他说，能否从国外购买教材，作为资料参考呢？
刘西尧马上摇头说，涉外采购，这可是大事，需要中央审批，麻烦不少。而且，教育部是完全没有渠道的。
夏默继续问，能否委托外交部代为采购呢？
刘西尧觉得很为难，说，这也得中央批准，不过我可以先行联系试试。但是，我要告诉两位啊，这个办法也是治标不治本啊。
这一次的研究无果而终。看着田志远与夏默失望离去的背影，刘西尧陷入了苦苦的思索。刘西尧从心里觉得他们两位的建议都是合理的，而邓小平布置的这项重大工作也是必须完成的，但实在是苦于没有好的方略，教育部也没有这么有力的手段。想来想去，要推动这件事情，还需要一只更有力的手掌，而这只有力的手掌，只能是在北京的米粮库胡同里。
他当即决定，把田志远与夏默所递交的方案送邓小平副主席。
邓小平的拍板，出奇地快。邓小平读到报告，当即就找来了刘西尧，斩钉截铁地对他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哪怕是勒紧裤带也要办教育。而对于刘西尧提出的一系列难题，邓小平表示会全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一定要把最能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教材搞出来。
与此同时，邓小平让刘西尧以中央的名义起草文件，从全国集中各类专家到北京进行教材改编与修改，以保证教材的质量。此外，邓小平又对刘西尧说，夏默同志提出的从国外购买教材作为参考的意见相当重要，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相关知识，更是重中之重。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你们所提的要求，我一概同意。
刘西尧当时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他没想到邓小平处理这件事情会如此干净利落。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连连说行、行、行，小平同志您放心，我马上去起草文件，新教材一定能按照您的意见如期编写出来。
那天下午三点，卓琳领着孙子和好几个外孙女一直站在走廊上，不敢进邓小平的办公室。他们原先是想给这位工作疲累的爷爷带去一番闹哄哄的欢乐的，但是看到邓小平与刘西尧如此紧张地谈话，还是没敢进门。卓琳对孩子们说，奶奶带你们到院子里去“老鹰抓小鸡”吧。
一个礼拜之后，中央就下发文件，命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到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科研机构、教育部门征调各领域专家。
教育部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大江南北的积极响应。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两百多位专家，几乎同时冒着初冬的寒风前往北京，关起门，在“封闭”的状态下修改教材。
夏默也几乎整天都待在教育部招待所，跟来自全国的教育专家们泡在一起。但是他同时有了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担心，因为他觉得国内的许多教育专家与学者，思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思想禁锢是修改教材最大的一个问题。看来，当务之急是马上出国购买国外教材，让国外的新鲜教材打开大家的思路，这可能是一条捷径。他当然想到了出国之难，但是他从刘西尧部长口中得知，他这个去国外购买教材的想法，是得到邓小平赞赏的。所以他想，我应该直接走一趟外交部，求得外交部的帮助。
外交部长黄华亲自接待了夏默。
头发略显花白的黄华，生性爽快，一见到夏默就哈哈大笑说，你讲的修改教材的事儿，可是攸关国运的大事，这件事我能够帮上忙，那是很荣幸的。教材不修改不行啊，我的孩子也都受这种教材的苦啊。而且我告诉你，邓副主席已经把教育部的文件都批转到我这儿了，不仅批转了文件，还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事，要我全力支持。我接到文件以后，已经指示了几个使馆，派人先去作前期调查，摸一下情况。
夏默一听外交部长这些话就激动起来，赶紧询问调查的情况。黄华说，国外的教材非常丰富，购买渠道也畅通，不存在封锁问题。不过，数量很大，需要进行筛选。
能形成目录吗？我们研究、筛选一下。
形成目录需要时间，现在时间太紧张了。而且，仓促形成的目录恐怕也难以展现书籍的完整情况。
夏默一听外交部长这么说，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想了想，说，部长同志您说得对，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窗外的枯枝上落下了几只鸟，叽喳了一阵，又都飞走了。
黄华看着窗外飞走的鸟儿，用手中的红铅笔敲敲办公桌上的玻璃台板说，按照我的想法，还是你夏默同志带个队，带几个懂行的专家，直接去国外筛选购买，我们的使馆人员将全力配合。
黄华还补充说，其实我的这个建议，是跟小平同志沟通过的，他也赞成。
夏默一时间非常感动，但就在这时，他又听见外交部长用比较严肃的口吻说，不过，还有件事情，需要提前说明。
夏默略感事情不妙，马上在靠背椅上坐正了，静听下文。
黄华说，工作可以由我们外交部来做，但是购买这批教材，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要用美金，恐怕还得教育部来出。
夏默愣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据我所知，教育部没有这么多钱。外交部没有外汇吗？
外交部没有这么一笔外汇指标。你夏默同志可能不太清楚，这种状况已经好几年了，国家外汇储备极其紧张，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如果有大一点的项目，支付都会出问题。
夏默愣了，说，那该从哪儿弄啊？
黄华站起来，慢慢走到窗边又走回来，沉吟着说，要动用国库储备，恐怕只能再找小平同志了。
他说完这句话，沉吟了一下又说，这样吧，咱们共同起草一份报告，以外交部和教育部的名义报邓副主席，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
夏默起身说，黄部长您说得对，这件事可能也只能这么办了。没有钱，怎么买书啊？我即便到了国外也只能干瞪眼。只是想到这些具体问题，一遍又一遍地都要麻烦小平同志，由他来推动，我心里的滋味总是不太好受。部长同志，您知道，从现有教材里看出问题并且给邓小平写信的也是我，为了这件事，已经打搅小平同志太多了，我真是过意不去。
黄华轻声说，夏默同志啊，我跟你一样，也有这个思想负担啊。虽然说小平同志现在不分管外交，但是我碰到什么棘手的情况，都还是想着打电话向小平同志讨教，就他能出一些特别好的点子。说起这些，我心里也很内疚啊，但是这就是现状。夏默同志，我们共同努力吧。
邓小平接到了这个难题，并没有拿起笔批转文件。他知道，钱的问题，不是靠一支笔批一批就能完事的。第二天，他就登上车直奔李先念住处，他要搬动李先念这个“财神爷”。
但是邓小平明白，李先念也远远算不上是“财神爷”，国家的口袋里没几个钱。李先念管经济，也是捉襟见肘，八个碗七个盖，经常焦头烂额。这也是邓小平坐在汽车里一路微微皱着眉头的原因。
再苦不能苦教育，邓小平对自己说，不能委屈了孩子们，他们今天的知识结构决定着国家明天的复兴程度。
李先念知道邓小平上门，心里开心，一直跑出门来迎接，说小平同志，欢迎欢迎啊。
邓小平拱手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不说你也知道，请财神来了。我主管的科学教育，有个当务之急，非得劳烦你不可。
